威廉·尼克尔逊在他的《自然哲学导论》(1782)中主张，被放大了的物质的假定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可以用斥力球充分解释现象，在19世纪早期，普里斯特利的思想和尼克尔逊的思想又由托玛斯·埃克斯利提出，这些思想影响了法拉第。
法拉第与动力学哲学的联系是他的导师亨弗利·大卫搭的桥，他提出了波斯科维世式的点原子论。法拉第本人也深思过点原子问题，在他的重要论文《关于电感应和物质本性的思考》中，他指出，他思考的东西是波斯科维世式的物质理论（实际上应归功于普里斯特利）。在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论文(1844)中，法拉第为“纯力的原子”进行辩护：
设想在一个物质的质点中存在任何核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呢？一个物质的原子，只是它功能的不变的量而已，我坚信这一点。这种功能围绕着和从属于一个中心，正如有的人设想的那样，它只与核相联系，不过，核又要求什么呢？如何认识它呢，力量是怎样独立于这个核呢？我无法设想。
“物质只能借助力而发生作用和反作用，物质的原子对我来说就是力的中心，至于是什么力我不知道，存在的本性只是靠它的结果，告诉我们去认识它。”
以上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关于物质的动力学理论的发展经过。在这里，保留了原子论的某种观念，但却放弃了物质性与这一观念的联系。根据法拉第的观点，从物质的经验论效果看可以引申出力的存在，但是不能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确证——即这些力的本质不能具体化。也不能认为“在这些力的背后假定物质实体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法拉第还有一个观点是与爱尔兰数学家威廉·罗万·汉弥尔顿的观点相似，汉弥尔顿把力原子理论看成是“有主观的真理，是我们的理解力和某些现象之间的合适的中介”。
在物理科学中，力本论的传统的第二个分支可以从一系列的苏格兰自然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出。詹姆士·哈顿是开先河者。哈顿对自然的观点更接近于某些动力哲学家。柯罗律治把哈顿看成是具有批判哲学境界的人，他似乎并不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创始人），他的哲学完全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他的观点是力本论的奇特形式，源于经验论的特别纯粹的形式。那个时代的苏格兰哲学家认为，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切知识对精神而言都是相对的，哈顿则主张与“在自然的积极力量中获得的条件是相对的”。他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经验自然。他采纳了洛克基本的原始性质的广延性、不可穿人性以及被动的力量。但他又把它翻过来，使被动的力量成为积极的力量，机械的性质成为一种限制。他在《知识原理探究》(1794)中写道：“力量，是我们感觉的原因，可以把它看成是第一原因”，“力量可以恰当地指称事物（一种真实的存在），因为这是一切所知的外部的原因”。在哈顿看来，物质是一种不可定义的原始的东西，力量不过是它的属性，凡坚持动力学传统的人都这样看。
虽然面对对立的哲学观点，普里斯特利和哈顿都同意有效的动力学的命题——力量，积极的力量，是物质的本性。那个时代的不少人都持这种观点，特别在苏格兰十分流行。比如苏格兰常识派哲学家D·斯科尔特（他不同意“力量的概念是从经验中引申出来的”观点）。自然哲学家J·罗比逊，以及哈顿的传记作者J·普雷弗尔，他在《J·哈顿传》中说：“因而，十分清楚，力量是物质的本性，我们的一切知觉都使我们把物体看成是包括比力更多的东西，从属于各种不同的法则和结合。”
普雷弗尔强调的这些东西后来成为19世纪关于自然观的重要方面，它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平常观念相矛盾。如果把物质解释成通过空间无限扩大的力，那么一切在空间中相互作用（通过相互接触和超距作用）的原子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关于相互关联的科学中力本论的第三种表达方式是来自康德的传统，它建立在极性的观念上。康德根据力学的词汇用动力学的基础替换了力学科学中机械论者的原子基础，并第一次引进了斥力，在我们直接存在的经验中用这种力对应于可穿透性的力学观念，然后他又把引力作为那种斥力的必然结果。弗里德里希·冯·谢林和萨缪尔·泰勒·柯罗律治都同意康德的这种观点。用柯罗律治的话来说“自然中存在的每一种力量，必然都有其反面（发展到反面）作为其表达自身的惟一的手段和条件，一切相反的事物都有重新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倾向”。
对极性观念扩大了的讨论表现在谢林的《通向自然哲学的观念》(1803)中，正是柯罗律治把这种观念介绍给了英国人。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他主张，电被证明更易于进行理论分析，而从极性或相反力的力量的表现的观点看，磁更易于表达清楚。
他用极性的概念来解释电与磁，也解释化学结合键，并把它看成是构成化学元素动力学的综合。从他死后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要在自然哲学中发展极性的理论。
关于极性的动力学概念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形而上学的。但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在主张动力学的科学家中曾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化学中，正是它形成了与道尔顿的机械论的原子理论相对立的研究纲领。当然，当时机械论正在流行，但力本论者不都是像柯罗律治一样的业余科学家。极性的概念在亨弗利·大卫(Humphrey Davy)的著作中很有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在法拉第和汉斯-克里斯提安·奥斯塔德(Hans Christian Oersted)的化学和电磁著作中都进行了研究。
有巨大影响的剑桥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w·惠威尔与康德提出的关于极性的哲学，以及法拉第对这个概念的实际运用都有密切关系。他写了一本书《归纳科学哲学》来论述极性观念，他认为，这种观念只是在最近才被使用，在哲学家中它很明晰，但对它的大多数实验性研究，又表现出不明晰的古代方式。
不过，法拉第（奥斯塔德和安培）对这个概念在化学、电磁学里的使用，使他坚信，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一个基本的概念，自然科学发展的下一步骤的前提。
启蒙时代的机械论哲学并没有被限制在科学范围里，洛克把所有的观念，不论是时空的、数学的、善恶的，都归结为存在于我们所经验到的外部世界的源泉之中。
“我们精神中的一切关于推理和知识的材料从哪里来？对此我用一句话来回答：来自经验，因为我们的一切知识均可以从这里找到，最终都从这里引申出来。”
法国人孔狄亚克发展了洛克的哲学，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洛克和孔狄亚克的感觉论在英国和法国的哲学中占中心地位，在19世纪，这种态度也表现在功利主义的哲学中，特别表现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中，在他看来，一切物质的概念均来自对外部自然界的知觉中。
机械论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解释运用到精神性质上，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与它相反的力本论的传统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力本论的哲学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德国人康德的，另一种是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常识派传统，这两种方式都是对休谟的回答。
休谟是怀疑论哲学家，他两本最好的著作是《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休谟的怀疑论认为人不可以获得客观的知识（不论科学的、道德的还是宗教的）。在科学领域，这就意味着自然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知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超出了人类感官的范围，而且感觉本身也是令人怀疑的东西：“甚至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宗教，在某种意义上都依赖于人的科学，因为它们存在于人的认识范围之内，由人的力量和感官来判断。在这些科学中，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所做出的变化与改善是否正确。只有我们真正熟悉人类理解力的框架及内容，并能解释我们所使用的观念的本性，我们活动的本性，那我们才能进行推理。”
休谟批评了机械论哲学，批评了洛克关于物质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批评了动力学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以上引用的休谟的一段话告诉我们，只有研究精神，才会改善科学。我们将会看到，康德接受了这个挑战。休谟的哲学是十分悲观的，人似乎处于一种两难境地：科学的体系只能建立在假定之上，或者是机械的或者是动力学的假定之上，但对休谟来说，这些假定又没有客观性。从本质上看，它们不过是信仰的系统，是从精神的本性中抽绎出来的，不是关于物理世界真正知识的陈述，是从理性中引申出来的，只是经验而已。无论哪方面的知识——原子论的，引力的，道德的，神的，休谟都断言，它们不能简单地从纯理性和经验中引申出来。
休谟的批评并不十分令人吃惊。有些哲学家就把他们关于世界的建构看成是具有客观确实性的，而另一些哲学家则认识到它们假设的本性，只是依赖于精神的态度更为客观的标准。
然而，休谟的论证有巨大的力量，因为它威胁到基督教的信仰，而正是这个信仰为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客观科学的理想，正是这个客观科学为整个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提供了基础。休谟的哲学为当时任何严肃的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出发点，而且为动力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对传统的一般人认可的霍布斯、洛克和孔狄亚克的机械论提出了挑战。虽然世界的动力学系统对怀疑论和对机械论体系的批评是开放的，但休谟强调了人类精神的原始作用（地位），这与机械论的物质观完全对立，而与力本论的方法相一致。休谟的怀疑论可以与苏格拉底的怀疑论相比较，柏拉图在这方面也很相似，他使苏格拉底用反例肯定他“只认识他不认识的一切（只知道自己的无知）”。这样，康德和另一些人就回答了休谟。
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的目的是，试图根据系统的动力学哲学来重新构建牛顿式的力学，或者是为保卫这种力学而对休谟怀疑论进行批判。牛顿、莱布尼兹、波斯科维世和康德本人较早的倾向都是从新力学的基本结构开始，用动力学的方法解释它（康德最后与这种基础彻底决裂），把科学建立在可以直接感觉到的运动和力的这个新基础上。同时，他用科学理论结构基本概念回答了休谟对空间、时间、因果原则等的挑战。特别是因果律可以说是休谟怀疑论哲学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在休谟看来，因果关系完全是一种主观的信念，是一种习惯性联想，在可以观察到的这个世界中根本没有基础。康德在这里承认人的主观性，但他又认为，空间、时间、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人的思想的先天形式或范畴，人正是根据它们来整理观察到的材料以形成秩序，它们是主观的，只存在于人的心中，而不存在于外部世界里，但在一切人都承认它们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又是客观的。
康德对科学精神结构的强调是动力学传统的主要特色，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指出这种成分的重要性：“即使在物理学中，用这种观点看，这种有益的革命也完全归之于快乐的思想，在理性进行必然地寻求时（而非虚构地归之于它）。凡不能认识的东西就只能向自然学习，并把它当成向导，在寻求中，它自身就融入了自然。”
在他的《导言》中，他更强调了精神方面的先验内容：“自然界中最高的立法存在干人自身之中，即存在于人的知性中，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普遍法则，它不存在于自然中。借助经验，我们探索自然的普遍规律性，它只存在于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存在于感性和知性中。知性不来自自然，而是自身所固有的。”在康德看来，我们关于自然图画的规整性法则的必然性，并不归诸于自然。至于因果法则、时空观念，我们是根据这些东西，建立起关于这个世界的秩序的，它们均由人的精神所提供。
在19世纪早期，柯罗律治是康德的一个主要追随者，他解释了这是如何适应目的和科学探索特征的：“所以，一切自然哲学的必然倾向一定是从自然到理智，不可能有什么例外。这是真正的基础和教育的理由，它努力把理论引入到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看法中。自然哲学的这种最高完善存在于一切自然法则进入直觉和智力法则的精神化的完善中。现象（物质的）必然全部消失，只保留法则本身（形式的）。因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自然自身中，法则原理突然出现的越多，它们的外皮就被剥去的越多，现象自身就越精神化，存在于我们感觉中的东西就会越少，剩下来的现象就只是几何学，它的线由光划出，这种光本身的物质性，也就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东西（比如波理论）。在磁现象中，物质的一切踪迹全没有了。在引力现象中，许多牛顿主义者都已公开宣布，除了作为直接的精神影响之外，别的都不可理解。
于是这里只剩下法则了，在很大程度上，法则的运用只是天体运动的机制。自然哲学的理论于是就完成了。因为一切自然都被证明在本质上等同于这么一种观点：可知的最高的力量，存在于人之中，只有人才有智力和自我意识。”
科学的目的就是引出法则，而法则是起源于精神的真理的表现，法则不是来自对观察的抽象和一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