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隋唐音乐：燕乐
隋及初唐的宴乐都是按地区或国别分类的。隋初分为国伎、清商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和文康伎七部；大业中，炀帝将国伎和文康伎改名为“西凉”、“礼毕”，并增设疏勒、康国两部，合为九部。唐武德初，仍随旧制设九部乐，但去礼毕，增设燕乐，太宗时又加入高昌乐，为十部。在我国古代音乐中，燕乐是相对于雅乐的重要乐种。燕乐，又作宴乐，即宴饮之乐，隋唐时期，燕乐盛极一时。隋代宫廷宴饮、娱乐用的“七部乐”、“九部乐”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燕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隋唐燕乐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坊”是唐代新设的宫廷音乐机构，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舞、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汉以来的礼乐机构总称“太常”，主要管理国家大典及宗庙祭祀，下设乐府管理音乐歌舞。开元二年（714年），教坊以中官为教坊使，成为宫廷直接管理的音乐机构。
除教坊外，玄宗又设“梨园”，选子弟三百及宫女数百学习音乐歌舞，玄宗亲自参与教习。梨园又另设“法部”，挑选优秀的青少年演员30余人参加，称为小部音声，专事演奏“法曲”及一些精致的音乐歌舞。
自教坊、梨园创设之后，宫廷燕乐极为繁兴，先后积累的重要音乐歌舞节目约300余种。唐教坊音乐歌舞的形式和内容也都极为丰富多样。就乐曲体式而言，有属于中型及大型的“法曲”和“大曲”，如《霓裳羽衣》，歌词有属五、七言诗的，也有长短句的，如《渭城曲》、《杨柳枝》等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法曲”和“大曲”。
4.唐宋音乐：唐宋乐舞
在隋唐燕乐中孕育而出的曲子词，至唐代盛极一时。曲子词，又称长短句，“曲子”就是曲调，“词”即歌词，合起来指一种新型的艺术歌曲，所以称作“曲词”。宋代曲子词具有“豪放”与“婉约”的不同风格。应该说，音乐也是以这种衡量标准来划分的。
唐代出现的拉弦乐器，到宋代已在民问广泛运用，形制构造也有改进，奚琴在宋代进入上层社会后，常被称作“嵇琴”，演奏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弹拨乐器方面，出现了三弦、双韵、渤海琴、葫芦琴、火不思等新品种。宋元在独奏及小型合奏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由于不用教坊“大乐”所常用的大鼓等发音强烈的打击乐器，而加用嵇琴等发音清越的拉弦乐器，因而倍觉音韵清美，别有风味，成为当时一个极有特色的民间乐种。
琵琶自隋唐以来已成为重要的独奏乐器，产生过许多著名的作品，但大都未能传下来。目前我们所知道确属明代以前产生的，只有一首《海青拿天鹅》流传至今。海青是一种猎鸟，《海青拿天鹅》就是描写海青追捕天鹅时的情景。曲谱最早见于《弦索备考》（1814年）。这是一首标题性的琵琶乐曲，在创作和演奏技法上表现出相当高超的艺术性，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手弹琵琶曲。
古琴方面，以杰出的演奏家、作曲家郭沔为代表，在南宋时候形成了一个重要流派，称为浙派。《潇湘水云》是郭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5.明清音乐：俗曲小调
明清时期，尚未出现“民歌”的名称，但实际上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歌已是蓬勃兴起。明清时期的民歌，尤其是明代的民歌，曾经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民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有揭露尖锐阶级矛盾的，如施耐庵《水浒传》中的《赤日炎炎》；有歌颂农民起义斗争的，如吴麟征《吴忠节公遗集》中的《迎闯王二首》；有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如安徽歌谣《凤阳花鼓》。这些民歌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愿望。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民间歌曲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在我国音乐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小曲是民歌的进一步发展，用乐器伴奏，加入过门，实际上是艺术化了的民歌，它又叫“时尚小令”和“杂曲”。所以称之为“小曲”，是相对于戏曲而言，只是指它的表现形式较简单。
明清时期的民歌还有值得特别加以介绍的是在山东流传了260多年的蒲松龄“俚曲”。清代初叶，蒲松龄将《聊斋志异》中的部分故事采用当地方言和元明清时广为流传的各种小曲，编写成民间说唱形式，为群众所传唱。
明代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律学上也出现了重大突破。音乐理论家朱载？？首次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及其算法，从而完全解决了两千年来乐律学上存在的黄钟不能回归本律和不能完满旋宫的问题。
6.近代音乐：江南丝竹
江南丝竹是流行在长江以南的苏南、上海、浙西一带的民间丝竹合奏形式，为了与流行在其他地区的丝竹乐种相区别，故称为江南丝竹。江南丝竹在明清时已在江南一带流传。1911年，江南丝竹演奏团体“文明雅集”在上海成立，后来又在上海成立了“钧大社”、“国乐研究社”、“乐林国乐社”等团体，这些团体都为这一乐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演奏江南丝竹的组织有“丝竹班”和“清容串”两种，前者是职业性的，在婚丧仪式上和民间节日时演奏；后者是自娱性的，多在茶馆、爱好者的私人住宅演奏，有时也为亲友所办的婚丧仪式演奏，但不收取报酬。
江南丝竹乐队的编制可大可小，最少可只用一丝一竹，如一人吹箫，一人拉二胡即可，一般由三至五人一起演奏，也可由七、八个人组成乐队。现有丝竹乐器有二胡、小三弦、琵琶、扬琴、箫、笛子、笙等，有时还用鼓、板、木鱼、铃等击奏乐器击节。
江南丝竹的音乐风格轻巧、明朗、欢快，旋律优美清新、柔和婉转，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流行地区不同，演奏风格亦有所异。江南丝竹的主要传统曲目有《老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欢乐歌》、《云庆》、《四合如意》、《行街》，号称“八大名曲”。此外，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琵琶独奏曲《浔阳月夜》改编的《春江花月夜》、《霓裳曲》以及根据民间曲牌发展而成的《柳青垠》、《鹧鸪飞》、《高山流水》、《倒板浆》和《叠层楼》等乐曲亦很流行。
7.近代音乐：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主要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在港台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聚居地亦很流行。广东音乐最初称为“谱子”或“小曲”，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成为一个独立的乐种而被外省人称为“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在清末民初已开始流行，当时的演奏组织主要是“八音会”和戏曲剧团的伴奏乐队。广东音乐最初的乐队由二弦、类似板胡的提琴、三弦、月琴及箫五件组成，称“五架头”，又叫“硬弓组合”。1926年，广东音乐演奏家、作曲家吕文成先生创制高胡，从潮洲音乐乐队中吸收了秦琴，并加入了当时在广东广为流传的扬琴，组合成由高胡、秦琴、扬琴三种乐器构成的“三架头”乐队。后来，在“三架头”的基础上增添洞箫、柳胡又形成了“五件头”，亦称“软弓组合”。
20世纪20～30年代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出现了许多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同时在旋法、调式、节奏、演奏风格等各方面都逐渐成熟、定型，代表性人物为何柳堂、吕文成、易剑泉、尹自重等，代表曲目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鸟惊喧》、《醉翁捞月》、《七星伴月》，吕文成的《步步高》、《平湖秋月》、《醒狮》，尹自重的《华胄英雄》，易剑泉的《鸟投林》等。广东音乐风格明快活泼，音色清晰明亮，曲调优美流畅，节奏清晰而富有变化。
8.现代音乐艺术的发展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以萧友梅、吴梦非等为代表的一些音乐家和音乐教师，在蔡元培大力倡导美育的思想影响下，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新型音乐社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中华美育会”，以及后来的“北京爱美乐社”和“国乐改进社”等，它们都是业余性质的，这些社团的活动主要是传授音乐知识，研习中西音乐，组织各种音乐活动，编辑翻译音乐书刊。在此基础上，进而在部分文科大学，附设音乐系科之后，1927年在上海又建立了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更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与此同时，萧友梅还编著了介绍欧洲音乐基础理论的著作；王光祈写出了一批介绍欧洲音乐和对比研究东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的著作；丰子恺撰写、编译了一系列通俗性的音乐理论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在音乐创作方面，赵元任的艺术歌曲，鲜明地反映了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例如《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等，其音乐既有鲥明的民族特色，又在音乐语言与艺术手法等方面表现出大胆的创新，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可怜的秋香》等，歌词通俗易懂，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情趣，音乐明快流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刘天华的二胡、琵琶独奏曲创作，与其创办“国乐改进社”的活动紧密结合，为改革和发展民族音乐做出了贡献，他的二胡曲《光明行》、《空山鸟语》等，奠定了二胡专业创作和演奏的基础。
“五四”以后，在工农革命战争和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兴起的群众音乐运动，产生了一大批工农革命歌曲和革命民歌，如《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等，其中大多是采用现成曲调填新词而成的，其曲调有的来自民歌，有的来自学堂乐歌，有的来自外国歌曲，它们与已被翻译成中文的国外革命歌曲《国际歌》等一起，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对后来的革命音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黄自和其他一些爱国主义音乐家，写出了《抗敌歌》、《旗正飘飘》，反映了当时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民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中，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三十多首歌曲，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有力地鼓舞着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起了开一代乐风的作用。继之而起的有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张寒晖的《松花江上》、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等，这些救亡歌曲把群众抗日歌咏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形成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抗战歌声”的新局面，麦新的《大刀进行曲》、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张曙的《保卫国土》、夏之秋的《歌唱八百壮士》及许多抗战歌曲喷涌而出。特别是冼星海继聂耳之后，以更广阔的题材、更多样的体裁和更丰富的艺术手段，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现实，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为我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问，在解放区，歌曲创作获得很大发展，出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品，如郑律成的《延安颂》、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朱践耳的《打得好》，马可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刘炽的《胜利鼓舞》、卢肃的《团结就是力量》、李焕之的《民主建国进行曲》等。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由李凌、赵讽等人主编的《新音乐》月刊，是最有影响的进步音乐刊物，为国统区音乐理论方面的论争和建设、介绍优秀的音乐作品、团结音乐界人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创作方面，从贺绿汀、沙梅、陈田鹤、刘雪庵、陆华柏等人创作的声乐曲和器乐曲，到孙慎、舒模、费克、宋扬等人的群众歌曲、讽刺歌曲，都曾广泛流传。马思聪、郑志声、谭小麟的创作也受到新音乐运动的影响。
我国大型声乐体裁，自1932年黄自创作清唱剧《长恨歌》、1939年冼星海创作了四部各具一格的大合唱以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出现了联唱、组歌等体裁。1942年后，在廷安产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新歌剧《白毛女》为中国歌剧创作开辟了新途径。此外，为外来器乐体裁创作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在“五四”以后也开始发展，取得可喜成果，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指引下，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百花盛开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