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将听了都表示赞成，不约而同地来找赵匡义商议。匡义听了大家倡议，摇了摇头说：“我兄素来忠义，恐未必允从。”话音刚落，掌书记赵普匆匆进帐告之匡义：“我正为此事而来。现各营军士齐集营门，军心民心可见，只要一入汴京，大事唾手可定。速乘今夜如此这般预备，点检不允也行了。”诸将向各营宣布了所定计划，军士欢声雷动，尽愿点检速为天子，直逼匡胤营帐，齐呼万岁。当下推匡义入帐，让赵匡胤接受天子的职位。
赵匡胤夜里酒醉而卧，一觉醒来，听得外面人声嘈杂。赵普、赵匡义开门入告，将士们随后敲门高呼：“诸军无主，愿拥点检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赵匡胤身上。大伙都跪倒叩首，高呼“万岁”。接着，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了马，请他一起回京城。
赵匡胤骑在马上，才开口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听从吗？听我的号令，我可以当这个天子，否则，断难从命！”
众将一听，纷纷滚鞍下马，齐声说道：“一定听从您的号令，绝不敢有所违背。”
赵匡胤顿时被这个阵势给吓呆了，他看了看众将，为难地说：“我受世宗厚恩，今尸骨未寒，而即背之，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呢？”赵普进言说：“明公再推让，恐上违天命、下失人心了。欲报世宗，只要礼待幼主，优遇故后，使之安乐就是了。”
当时，赵匡胤听了这话还想说什么，但是诸将已拥着他上马，不由分说，向汴京出发。匡胤不得已，揽辔对诸将说：“我有号令，你等能遵依而行，我就返汴京，否则宁死不去！”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于是，赵匡胤立即整军回汴京，并派潘美与楚昭辅先行，加鞭疾驰，去授意宰辅，并且把自己的家人给安顿好。
一切准备停当后，赵匡胤立即整饬军队回京，这时早已等候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新皇帝。赵匡胤在众人配合下迅速控制了整个局势。正在早朝的后周大臣们得知兵变消息，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宰相范质握着王溥双手，悔恨不该仓促出兵，直握得王溥双手几乎出血。只有大臣韩通立即从朝中回家，企图组织抵抗。但刚进家门，便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给杀了。当时的形势没有人能够挽回了。
此后，京中也乱作一团，将士们冲进朝堂，逼迫范质、王溥等人来到都点检衙门。赵匡胤见到他们，假装伤心不已，说他受先皇厚恩，今日为将士们所逼，到了这般地步，实在惭愧。范质正想答话，军校罗彦环持剑上前，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深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一齐跪拜在地，齐呼“万岁”。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心中暗暗高兴，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都到了之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正在当务之急，翰林学士陶穀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念给百官听。于是，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极为帝。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太祖。
智谋点评：
宋太祖赵匡胤是历史上具有大智大勇的帝王，在陈桥兵变中，他运用娴熟的政治手腕和高深的智谋，利用市井传言和被部下黄袍加身的把戏，开创了史上最温和的宫庭政变的先河。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黄袍加身的故事，可谓中国历代谋略运用的经典范例。从表面看来，赵匡胤当上这个皇帝好像是被逼无奈而为之，但种种迹象表明赵匡胤是蓄谋已久的。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由此可知，当时军队未到陈桥已有兵变之说；未见黄袍，已有天子之说。《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这里也告知人们：这黄袍，赵匡胤已经惦记好久了。
雷厉风行，康熙果断裁“三藩”
“三藩”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来由其子耿精忠袭爵）。明清之际，明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和吴三桂，趁明皇朝土崩瓦解之机，各率所部先后降清，均被封为王。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军余部。之后，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之孙耿精忠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这样，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
三藩的存在，成为清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巨大障碍，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的统治。而且“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要想长治久安，非撤藩不可。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继位时只有8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但当时的朝政为顾命大臣鳌拜所把持，鳌拜自恃功高，拥权自重，从不把康熙放在眼里，公然在朝堂上对康熙咆哮指责，大有废掉康熙之势。康熙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在康熙八年设下圈套，智擒鳌拜，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从这个事件中，康熙的智慧就已经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亲政之初，康熙帝对三藩“包藏祸心，久蓄不轨”的阴谋就非常关注，“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只不过当时正处于跟鳌拜斗争的关键时期，无暇分身，等到智擒鳌拜之后，康熙马上把精力集中到撤藩事宜之中，采取了一些抑制三藩的措施，如禁止各藩王“家下商人各省贸易”，还打算拟订裁减三藩兵力的计划。
撤藩的实施是从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告老还乡开始的。康熙十二年三月，尚可喜上书康熙，愿归老辽东，请以其子之信袭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即命令全藩撤除。吴、耿二藩听到尚藩撤离的消息后大受震动。他们为探明朝廷态度，消除清廷对他们的怀疑，也于七月初上疏请求撤藩。出乎吴三桂意料的是，康熙帝接奏后即表示同意，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
吴三桂试探撤藩之事竟成事实，不禁使他愕然失色，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将反清檄文远近传扬。接着，耿精忠、孙延龄等举兵响应。那些平日就与三桂有勾搭的贵州巡抚、提督，四川巡抚，广西、四川、陕西提督及孤守台湾的郑经，也纷纷加入了变乱的营垒。不到半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
康熙面对三藩的变乱，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在吴三桂举起叛旗后，立即向全国公布他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停撤尚、耿二藩，对“精忠在京诸弟，照旧宽容”。此后，当耿精忠、王辅臣、尚之信等反清时，康熙始终持招抚态度，把他们的变乱说成是“无知被惑”，表白“朕之待尔，始终不渝，必不食言”。第二，在军事上制订了一套正确、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荆州、常德、四川、安庆，阻截吴军和割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兖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两大集中点。
变乱一发生，吴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岳州、澧陵、衡阳等地。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清。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吴三桂诱引下反清，占据平凉，与进攻四川的吴将王屏藩相呼应。这样，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在数月之间全为吴军控制。
吴三桂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自以为用兵之术天下无双，“次于澧即阻江而守，下令诸将曰：‘毋得进兵’”，企图压迫康熙和谈。但是，康熙早已看穿了他的狡诈心理，不仅不为所动，反而积极备战。首先，命令清军挺进岳州，向吴军展开进攻。其次，在几次专敕慰勉王辅臣失败后，于康熙十五年进军平凉，迫王投降，并使王屏藩失去声援而逃往汉中。再次，在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立即命张勇屯甘州防御，从而即使多尔济“不助吴逆”，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归故巢”。这样，清廷就大体上平定了陕甘，以致吴三桂串通西北汉籍将领、煽动蒙古叛乱，从侧面进攻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产。
耿精忠变乱后，联合台湾郑经对广东形成夹击形势，使清“粤东十郡竟失其四”。康熙十五年六月，清康亲王杰书乘耿、郑不和，大败精忠，并迫使郑经退回台湾。十月，耿精忠降清，福建为清军收复。广西将军孙延龄反清后，与投靠吴三桂的柳州提督马雄内讧，为三桂擒杀。康熙十五年五月，清军攻取了广西。
康熙十五年四月，当吴将马雄进逼广州时，尚可喜子尚之信挟持其父叛清。康熙十六年五月，在清镇南将军莽依图的进攻和吴三桂逼迫助饷下，尚之信走投无路而降清。
吴三桂在失去了陕西、福建、广东的援助之后，其势已只余云、贵、四川和湖南四省。由于长期的战争，吴藩府库空虚；吴军的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怨声载道，以至于众叛亲离。为了维系人心，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阳称帝，国号“周”。八月清军压境，吴气绝而死。十八年初，清军先后攻占了长沙、衡阳。十九年正月，清军提督赵良栋攻克成都。三月，赵良栋先后收复被叛军攻占的泸州等地，并于七月追随叛军进入云南，叛军将领胡国柱战败自杀，马宝投降。赵良栋即于九月进抵昆明。
赵良栋到达昆明后，鉴于清军围城久攻不下、粮饷供应出现困难的问题，建议就近速战，同时要求改变过去将俘虏尽发旗下为奴的做法以瓦解其斗志，获得康熙的支持。十月，在清军四面猛攻之下，叛军大败，吴世番及其重要谋士郭壮图等人被杀，余众献城投降。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至此结束。
平叛战争结束后，康熙顺利地解决了其他二藩的撤藩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荡涤三藩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将三藩所控制的地区，设立八旗兵驻防，同时将藩王的财产全部入官，以充军饷。对三藩在各地推行的苛捐杂税“悉革除之”；还下令将吴三桂藩下官兵侵占的民田，“查出给还小民”。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智谋点评：
三藩联兵，声势浩大，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作出果断的军事反击，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平定了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康熙帝在撤藩问题上认识明确、态度坚定，在平叛过程中异常镇定、果决，军事部署方面周密、高明，以及善后处理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策略性，都充分展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封建君主的操纵才能，对平定叛乱以及最终解决“三藩”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康熙的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从此政治趋于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