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要研究曾国藩的学术成就，我们就必须从儒学的变化和发展着手。从古至今，儒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到了清朝初期主要分为了：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和文经学五个学科。而其中讲述君臣之大的义理学则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
然而在清朝入关之后，大部分汉人多少还沉浸在明朝的汉人统治的旧梦里，他们极力推崇汉学，也有不少汉学家找到了大量的论据，将理学辩驳得体无完肤。因而，这时候的学者多少更侧重于考据学的研究。
然而，经过清朝的几代统治之后，国泰民安了，那些原本想着反清复明的学者们也就渐渐地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因为，只要天下太平了，百姓安居乐业了，也就没有人愿意再站出来造反了。也有一些汉学家继续研究汉学，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反清复明了，而是为了跟理学争宠，希望也能得到统治者的推崇。
可作为统治者，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能够哄得百姓拥护自己并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思想，他们并不会因为哪个学派的学者叫得响就会倾向于哪个学派。
闹了许久，估计这些汉学家们也累了，再加上连年灾害，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那些被农民闹得焦头烂额的汉族官员也认识到了，自己其实跟满族官员是利益攸关的。大清虽然是满族人建立并拥有的，但是，跟那些起义的农民相比，大家还是站得更近的，毕竟，是大清给了自己做官和获得财富的机会，因而那些官员也就渐渐地放弃了为汉学而作出的争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上。因此，在学术界掀起了经世致用学之风。
当时的经世致用学又叫做经世济用学，简称经济学，这是一种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学。
然而，对于年轻的曾国藩来说，这些学术相当陌生。
曾国藩曾在回忆自己治学的过程时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
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在治学之初是相当盲目的，不过，盲目地治学让他广泛地阅读了各种书籍，或许对他后来的为官和处事也有一定的帮助。
可是盲目地学习也在曾国藩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以至于有很多问题，他自己根本找不到答案，这就为他结交一些学术方面的泰斗和好朋友打下了基础。然而一个人的心中如果疑问太多，就可能让人陷入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之中，因此就有人说，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一个矛盾重生的悲剧。看来，一个人在思想将要成熟的时候治什么样的学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试想，如果当年曾国藩能够早点选择研究经世致用学，那么，他就很可能会更早地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应地洋务运动就有可能更早地进行。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见解。
然而为了应试，曾国藩早期所学的都是一些儒学的古经文，虽然后来曾国藩的思想有所转变，但是，儒家的仁礼主张已在曾国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曾国藩的一生也就是在维护他心中最初的儒家伦理道德，虽然他也因此受了不少的苦，但是儒学思想已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但是他所信奉的儒家伦理道德也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阶级局限性。虽然在曾国藩后来的为人处世中，也体现着一定的仁礼，然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上，却找不到丝毫仁礼的影子。或许在一个儒家学者的眼中，那些反对本阶层的利益的人，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人，充其量不过是一群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刁民罢了。封建礼教真是害死人！
在那些剥削阶级的人看来，百姓命贱如草，本阶层的人才能称为人，所以不难看出，曾国藩所谓的为人处世之道，讲的一定是与那些达官贵人的相处之道，而非与普通人民大众的相处。（纯属个人见解）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曾国藩出生于湖南，而湖南自清朝初期，文化就相当落后（估计曾国藩的考试成绩也跟湖南当时的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关系），而程朱理学（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却在湖南比较盛行，因而，曾国藩多少也受到了一定的熏陶。
对于刚到京城的曾国藩来说，深深地感受着这浓重的学术氛围。
因此在翰林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曾国藩也开始研究起理学来了，于是就跑去向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请教。而后得知，研究理学要从修身养性开始，在大师的指点下，曾国藩开始每天静坐修身，写日记养性。
静坐讲究入座前先宽松衣带，然后活动活动筋骨，便于气血畅通，背部不能靠墙或倚靠在枕头或是靠枕上，当然还要开窗关门，以保障屋内空气流通，同时避免别人打扰。
静坐时可以盘腿而坐，或是随意坐在宽凳上或床上，两手臂放松，双手可以相叠放在小腹的位置，或是放于大腿上，掌心朝上朝下都可以。当然眼睛要闭上，这一点对曾国藩来说倒是很简单，因为他天生就长了一双似闭非闭的眼睛。
一切都准备好了，也坐定了，但是过了不一会儿，曾国藩就坐不住了，每天不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就是坐着坐着就心烦气躁了，看来年轻的曾国藩也是年少轻狂的。
后来他还得出了一个结论，静坐并不适合自己，我还是不坐的好（相当会为自己开脱），理由冠冕堂皇，找不到什么纰漏，真是个不错的理由！
要说到曾国藩写日记更是有趣，就比如拿静坐这一事件来说吧，白天坐不好，到了晚上写日记，他一定会在日记里把自己大骂一顿，然后写出一大串的论据来证明自己是错的，之后痛下决心一定要改过自新，可是到了第二天，该坐不住还是坐不住。
看来，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并没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谁都知道，说总比做容易。
有一个电视节目在讲曾国藩修禁欲这段时，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说曾国藩常年一个人在京城，妻儿老小都在湖南老家，又正值年少，多少有点好色（还是可以理解的）。一天，曾国藩到一位好友家里做客，看到朋友左边拥着一个小妾右边抱着一个小妾，非常羡慕，于是就跟好友耳语说：不如，咱俩换换位置，惹得好友大笑他好色。
可是到此事情还没完。到了晚上写日记，想起白天自己说的话、做的事，曾国藩自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于是又在日记里把自己痛骂了一顿，其中也不免会有痛改前非之类的句子。
可是，睡了一觉醒来，曾国藩还是见了美女就走不动路。当然写日记，自己难免又要把自己臭骂一顿，如是周而复始，曾国藩的思想也在自己无数次的修正过程中变得清晰而且坚定，并形成影响曾国藩一生的主导思想。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控制下，曾国藩演绎了自己痛苦、无奈又充满抱负的一生。
虽然，从大清开国以来，曾国藩可以说是汉族官员当中成就最大的一个，而且他也因此赢得了后人的推崇和尊敬，但是，他为此而作出的牺牲和内心所忍受的沉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他那句“打脱牙齿和血而吞”的名言，不只是一句名言，其中包含了太多曾国藩内心不能说出的痛苦。
而一个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就像皇上要一个大臣去死一样，有人可以选择不死，去造反；而有的人却不顾自己对生的渴望而无奈地选择接受去死，曾国藩就是后面的一种人。
他的这种对封建礼教的绝对信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血诚”，而他的这种血诚也直接地决定了他一生中所作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
他的这种后来日益坚定的思想在他为官的初期只是处在萌芽状态，如果曾国藩没有遇到穆彰阿，没有不知不觉地连连升官，或许，他的一生会幸福许多。
但是，在上帝面前，无力的人们都只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曾国藩命中注定要走一条不平凡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