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无闻的青年出版社，在富有开拓精神的总编辑李庚的带领下，出版了《奥传》、《讲演集》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该书印数高达两百万册），还有我来不及写出的《牛虻》、《普通一兵——与特洛索夫》和《刘胡兰小传》等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故事，当然还有青年团的读物和思想修养方面的书籍，既教育影响了一代乃至两三代的青少年读者，又使这家小小的青年出版社的名声鹊起，大放异彩，实现了第一次辉煌！而该社的第二次辉煌、将以我们中国作家及他们闪耀着时代光辉的作品为主，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第二次辉煌
50年代初，有一天，我偶然看见中青社给国外的一封公函，落款是：“中国共青团中央直属中国青年出版社”。列宁说，共青团是青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那时，团中央正在抓青年的革命化教育，要帮助全国青年建立革命人生观。由团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人编写了一本《青年英雄的故事》，宣传介绍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黄继光、罗盛教、丁佑君六位烈士的事迹。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有的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之下，有的舍身炸反动派的碉堡，有的在抗美援朝前线为了抢救朝鲜落水童，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祖国美好的未来，革命青年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这本早期中青社所出版的《青年英雄的故事》，累计印数不清1158000册，给当时的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直属团中央的中青社，把出版正面宣扬英雄人物的读物，作为重中之重。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方面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中青社先后组织作家和记者，撰写了《向秀丽》、《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心为革命——王杰的英雄事迹和日记》、《焦裕禄》等人物故事。《雷锋》一书，印数达4845500册，而《王杰》一书的印数则高达959000册。这些书籍在青年读者中广为流行，你可以想象得到，它对当时青年革命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中青社的编辑极富开拓性。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时他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创办《红旗飘飘》丛刊，发表和出版革命回忆录。他们组织那些身经百战的革命家和老战士，撰写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和丰富多彩的人生。革命前辈那些闪光的业绩和饱含着革命激情的文字，曾经感动了多少读过《红旗飘飘》的读者呵！他们除了办好这个丛刊，还编辑出版了许多单行本，如《共青团，我的母亲》（温济泽等著）、《在毛主席周围》（蒋秦峰著）《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著）和《王若飞在狱中》的写作，得到了周恩来、胡耀邦、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多次帮助和指点，该书印数高达3629000册，是革命回忆录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和老一辈革命家相关的作品，我要把《革命烈士诗抄》摆到最显赫的位置。这部书的编成，人们当然要记上该书的主编、诗人萧三浓重的一笔；但书中许多激动人心、来自渣滓洞白公馆长的烈士诗篇，却是罗广斌给我们提供的。而《诗抄》的责编是刘令蒙即诗人村谷。所以该书的初步筛选、编排、必要的注释和说明等，大都出自刘令蒙之手。该书出版以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郭沫若等革命前辈，纷纷题词题诗赞扬本书。林伯渠同志的题诗虽只有短短的四句，却画龙点睛地点出了《诗抄》的主旨和价值：“谁能动手换人间，非神非仙非圣贤，五四以来新历史，光芒万丈此诗篇。”
现在我要写中青社的第二次辉煌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所谓《三红一创》了。所谓“三红”，即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一创”即柳青的《创业史》。这几部小说的出版，有如下几个“本报内部消息”：一，每一部书稿的取得，都经过编辑们的不懈努力和锲而不舍的追求。除了编辑部热情洋溢的约稿子信，专程拜访，社长朱语今还亲自到重庆去找罗广斌，这才约到《红岩》。编辑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又坐长途汽车到长安县，再步行好几里地到后皇甫村，找到柳青的家，才约了《创业史》。梁斌在作协文学讲习所当支部书记，偷偷写《红旗谱》，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打听到这个住处亲自到文讲所将稿件抱回出版社。《红日》是我们从电影编剧沈默君那里得到的信息，向吴强要来的。二，这几部作品的作者，除了柳青，当时都不是名作家。我们看重这几本稿子有这样两个原因：A，题材重大。用现在的话说，是唱响主旋律；B，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丰满。审稿的同志都十分看重朱老忠、贾湘农、江姐、刘思扬、梁生宝、梁三老汉这些人物的塑造。三，我们准备隆重推出这几部小说。因此，出版社不惜工本，请名画家作插图：《红旗谱》是写冀中高蠡农民运动的，画家黄胄的老家是蠡县，所以我们请他为《红旗谱》作插图；《红岩》写的是重庆歌乐山狱中斗争，所以请重庆的著名木该家李少言、宋广训、吴凡等同志担纲，精心制作；《创业史》写的是终南山下蛤蟆滩的农民创业之路所以我们请黄土高坡的画家蔡亮为该书作插图。
中青社那些马二先生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红旗谱》、《红日》和《创业史》每种印数都在两百万册左右。而《红岩》的累计印数竟高达7126500册。这些作品，后来大都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广播剧、连环画，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节目里反复播讲。茅盾和周扬等文艺界的编导，好几次在文代会上，高度评价“三红一创”：所取得的成就。
除了“三红一创”，中青社当时还出版了“二火”，即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写的《草原烽火》，刘流通写的《烈火金刚》。前者，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叶圣陶曾经亲自为它作序；后者，写的是冀中英雄的反扫荡斗争。小说30年后，电影厂将它改编成电影。该片所提示的日本军队的凶残和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无畏，极大地震撼着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观众，也给日本那些妄图矢口否认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右翼势力一记响亮的耳光。
与此同时，在中青社的第二次辉煌中，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次的出版，也赢得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是它质量上乘，后来又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二是该书在“中人帮”垮台后重版时，累计印数达到2301000册。该书在电台连播时，不但引起了从少年儿童到普通市民的极大兴趣，连暂时赋闲，还未担上千斤重担的邓小平同志，都怀着极大的兴味读了《李自成》哩！
曾在中青社的第一次辉煌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翻译组，此时又给亲爱的读者奉献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伏契克文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以及那常印不衰的《凡尔纳选集》等。正像我在本文开头所说，中青社直属团中央，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它还出版了许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知识性的读物，要在这篇短文，将他们在五六十年代20多年的光荣业绩全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到了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教兴国、素质教育，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中青社的出版工作中值得广为宣扬的事还会少吗？这里暂且打住罢！
（原载2000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