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毛继生等做客北戴河
毛继生（1922-1990），派名毛贻弟，1922年3月生，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长冲组人。论辈分，他是毛泽东的族叔父，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组织。解放后长期担任韶山公社书记，后担任过韶山特区革委会副主任。
1954年，毛继生担任湘潭县第四区（今韶山市）供销合作社主任时，被选为湘潭地区出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候补执委（1956年当选为执行委员）。
6月7日，毛继生与湘潭地区出席代表大会的邹祖培、庞柱中三位代表，到长沙随湖南省供销合作社代表团赴京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毛继生以父亲毛新春（派名毛恩述）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自己的政治面貌、家庭、社会关系，然后请大会秘书处转交毛泽东。
就在毛继生焦急地盼望毛泽东的回信的时候，大会闭幕了，终于盼来了一个好消息：主席台上的扩音器里呼喊着毛继生、邹祖培、庞柱中三位同志的名字，叫他们散会后留下来稍为等候。接着，一位姓沈的同志（后来才得知是主席的秘书）走来，告诉他们：“主席要接见你们。”当天，沈秘书便领着他们三人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住下。
毛泽东到北戴河开会去了。毛继生等三人随同沈秘书乘上开往北戴河的列车去见主席。第二天早上8点，列车抵达北戴河。秘书又派小轿车把他们送到北戴河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神采奕奕地站在海滨寓所的门口欢迎毛继生等三人的到来。
三人都是地下党员。邹祖培是湘乡人，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韶山区委书记。庞柱中是宁乡人，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委书记。提起邹祖培，毛泽东与他还有过一段交往呢！
邹祖培，又名邹剔臻，韶山大坪韶新村（原属湘乡）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他读过三年私塾，以后种过田，烧过石灰，做过月工，还在沅江、安乡放过牛，挑过堤，外出当过两年兵。
1925年2月，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韶山，发动农民，办农民夜校，公开成立雪耻会，秘密建立党组织。邹祖培参加了雪耻会，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
1927年1月，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6月，毛泽东决定在浏阳蕉溪岭成立中路军司令部，要求邹祖培担任警卫连长，并托人捎来20块钱作路费。邹祖培由于当时患病，未能赴任。
……
此时此刻，邹祖培等人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面带笑容，同他们一一握手。三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会见是在一间宽敞而朴素的客厅里。他们三人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着，毛泽东亲切地和几位乡亲拉家常，询问乡下的情况，从土改、抗美援朝，谈到三反五反、互助合作……毛泽东谈笑风生，与他们拉家常，给他们讲故事，尽量打消乡亲们的拘谨。
“你是什么字派？”毛泽东用韶山话向毛继生问道。
“我是贻字派，派名贻弟。”毛继生回答，并随口念起了《毛氏族谱》中的字派歌：“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毛泽东笑着说：“轮起来，那你还是我的族叔啰！”
“哪里！”毛继生为主席的谦恭很是感动。他虽比毛泽东大一辈，但他的年龄比毛泽东小二十多岁。他“搜肠刮肚”，终于想出了一句话：“您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啊！”
接着，毛继生起身从袋子里拿出一块腊肉、两斤火焙鱼，还有一包茶叶递给毛泽东，并说：“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土产，请主席收下。”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大包小包的，那我这房子都装不下啰！”
接着，毛泽东向毛继生、邹祖培、庞柱中详细问到了家乡的一些老人，也询问了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有个叫邹四阿婆还在吗？”毛泽东问道。
“不在了。”毛继生说。
“那个婆婆很‘恶’。”毛泽东诙谐地说，“我小时候，到她屋门前摘果子，她就打人，我们一溜烟就爬到了大树上，她奈何不得！”
毛泽东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中午，毛泽东一家人邀请毛继生、邹祖培、庞柱中共进午餐。桌上摆上了颇具家乡风味的腊肉、火焙鱼、豆豉辣椒等，四菜一汤，一看才知是毛继生从家乡带去的特产做的。其中有一盘鸡块，显然是为客人特意加的，做得特别讲究。
“快三十年没吃过家乡菜了，今天和你们一起饱饱口福。”毛泽东边说边招呼毛继生等三人吃菜。
毛泽东夹起一片腊肉，堆在饭上，一筷子扒下一大口饭，津津有味地嚼着，连声说：“好吃，好吃！”
毛泽东又给大家敬酒。其实，他平素并不喝酒，最多也只喝点葡萄酒，这次却在餐桌上摆了白酒。毛泽东谈到，二十多年前，他和邹祖培一起在韶山搞农民运动，与邹喝过酒。毛泽东知道邹有些酒量，因此今天特地请人买了酒，并笑着叫邹多喝一点。
“你们初次来北京，去的地方不多，下午我们到渤海湾去看看海边风光吧。”毛泽东接着说。
“谢谢主席的盛情！”三个齐声说道。
午饭后，毛继生、邹祖培、庞柱中三人回到隔壁休息。
下午，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领他们去渤海湾游泳。当他们乘车来到海边，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朱德总司令也已到了海边。毛泽东把毛继生等三人一一向朱德、刘少奇作了介绍。然后，大家一起下海游泳。
毛继生等人感到很新鲜，下了海，海水冰凉，邹祖培和庞柱中受不了，浑身冷得直颤抖。毛继生也说：“这水又苦又涩，真不好受。”毛泽东应声来到他们面前，知道他们不适应，便一一牵着他们上了岸，嘱咐他们赶紧穿上衣服。
游泳后，毛继生、邹祖培、庞柱中乘车回到北戴河毛泽东的住处，当晚在此歇宿。
第二天，天刚亮，毛泽东又一次走进三位乡亲住的房间，询问他们休息得怎么样，并告诉他们：“乡里人难得有机会往城里跑一趟，要看看名胜古迹更不容易。今天，就请秘书陪你们一路到山海关过个瘾。”
就这样，毛继生等人乘车去山海关逛了一天，玩得很开心。
回到北戴河，他们心想：主席工作很忙，不能再耽搁他的时间了。于是，三个人商量去见毛泽东，提出明天就回南方去。毛泽东在寓所接见了他们，请他们坐，然后挽留道：“乡里人难得出门，到北方来更不容易，还是多住几天吧！”毛继生说：“我们是代表湘潭县供销合作社来开会的，还要赶紧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呢！”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如果从工作上考虑，要走我也不强留，你们自己决定吧。”
第三天清晨，毛继生、邹祖培、庞柱中三人准备起程，毛泽东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来给几位乡亲送行，给每人半条“大前门”香烟，又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三篓桃子，分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邹祖培、庞柱中各一口箱子、一根手杖、一双皮鞋。毛泽东还勉励大家要好好工作，多为群众办事。
三个人激动地一一同毛泽东握手，并说：“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没有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
“好的，我一定回去看看乡亲们。请你们代我向乡亲们问好！”毛泽东深情地说道，话语中流露出对故乡的无限向往之情。
八、和老同学毛裕初叙旧
毛裕初（1889—1960），亦作玉初，派名毛恩普，号鼎言，行五，人称“裕初五阿公”，住韶山乡韶山村印山冲。他属毛氏震房，论字辈，毛泽东称他为远房叔祖。
1957年11月，乡里快要秋收了。一天，毛裕初脚穿草鞋，身背锄头和箢箕，正在印山冲山上挖药。突然，山下开来一辆小轿车，直奔毛裕初家。他被叫回家来，听说是要他去北京见毛主席，他高兴不已，匆匆洗了脚，换了一件干净衣服，由韶山招待所派人护送到长沙，而后乘火车直上北京。
抵京后，毛裕初被安排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不几天，毛泽东派秘书来到招待所接毛裕初去中南海叙旧。毛裕初带上从家乡带去的山羊肉及山枣饼等土特产，跟着秘书上了车。
在中南海丰泽园，分别数十年的两位同窗旧友相见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毛裕初的形象几乎模糊了，他一时叫不出毛裕初的名字。“你是哪一辈的？”毛泽东握着毛裕初的手，凝视片刻，问道。
“我是恩字辈的，派名叫毛恩普。”毛裕初激动地回答。
毛泽东惊喜地对这位比自己大四岁的长辈说：“呵！那还是叔祖父啰。”其实，毛泽东的祖父谱名也叫毛恩普，只是字、号不同：字寅宾，号翼臣。
二人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毛泽东继续问道：“你家住韶山哪个地方？”
“住在印山冲。”毛裕初答道。
毛泽东“噢”了一声，陷入回忆之中。
“主席，你还记得在南岸读书的事吗？”毛裕初打破沉默，谈起了两人小时候一起读书的往事。
“记得不多了。我们的老师叫邹春培先生，是吗？”
“是的。”
毛裕初提到私塾里的一些同学，当时坐在哪一排座位。毛泽东对这些还记得很清楚，二人谈得很投机。
“那时候你个子比较小，坐在前排。”毛泽东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充满深情地对毛裕初说。
“主席，你那时候很会读书。”毛裕初说，“你还记得吗？邹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厉，常常罚同学们背书，背不出就打手心，或者罚站。”
“是的。”毛泽东说，“我们跟邹先生作过‘斗争’，为此，我还逃过学哩。不过，邹先生那时也是为了我们好啰！”
“有一次，邹先生外出有事，叫同学们待在私塾里温书。等老师一走，你就带着大家去南岸下边的那口塘游泳。”毛裕初兴致勃勃地回忆说，“正当大伙玩得痛快的时候，邹先生回来了，见大家在塘里玩水，便要处罚同学们，怎么个处罚法呢，先生既不打手板，也不罚站，而是想了个主意叫大家对对子。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他解释道：“这个‘濯足’，就是洗脚，把脚洗干净。《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拙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上讲‘欲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拿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毛泽东引经据典，谐趣横生。毛裕初听得津津有味。两人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读私塾时的儿童时代。
“你那时候经常带饭给同学们吃，自己情愿饿肚子，也不让别人饿肚子。”毛裕初继续说，“看牛的时候，你总是把大家组织起来，让一班人看牛，一班人砍柴、割草，一班人去摘野果子，再分配给大家。你砍的柴、摘的果最多，而分的却比别人少。”
毛泽东说：“只要大家欢喜，我就比大家更欢喜。”
“有一个热天，下大雨。你家坪里晒了谷，一半是你家的，一半是邻居家的。你却丢下自己家的谷子，去帮邻居收谷。结果，邻居家的谷保住了，你家的谷却淋得透湿。为此，你还挨了父亲的骂哩。”
毛泽东说：“只要别人的谷没有受损失，即使挨了骂，我心里也是高兴的。”
停了停，毛泽东问道：“现在农村的情况如何？社员生活过得好不好？心情舒畅不舒畅？”
“搭帮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现在农民的日子过得好多了，没有讨米要饭的了。”毛裕初答。
“现在每人每年能吃多少谷？每天能吃多少米？”毛泽东又问。
“每人每年平均能吃五百斤谷。”
“这是不够的。”毛泽东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斤三两多谷，折合大米只有一斤。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每人每年至少要吃500斤米。这样才能不让大家饿肚子。”
毛泽东感叹道：“我知道农民是很辛苦的，一年四季，泥里雨里，到头来只能吃五百斤谷，要饿肚子，真叫人过意不去！”
毛裕初说：“主席比我们还辛苦哩！”
“我这个主席没有当好呀！”毛泽东摇摇头，说，“现在是过渡时期，国家底子薄，今后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只要大家奋发图强，搞好生产，就能过上幸福生活！”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又抽了一支烟，沉思片刻，想起一件事来：“早几天，我看了《湖南日报》，报上说，湖南的粮食亩产达到了八百斤。”
毛裕初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凭多年种田的经验，他知道粮食亩产没有这么多。他直率地说：“这不可能，实际每亩产粮大约只有六百斤，要达到八百斤，那是个别的，搞试验田，肥料下得足，土质好，管理也好，亩产才可能有八百斤。”
谈到这里，工作人员进来催主席休息。毛泽东有些不悦，说：“别打扰我们谈话！”又谈了一会儿，对毛裕初说，“到时间了，今天我们一起吃餐便饭吧。”
中午，毛泽东与毛裕初共进午餐。他特意叫厨师把毛裕初带去的山羊肉做成小炒，并加辣椒，一起品尝。席间，毛泽东不断地给毛裕初敬酒、敬菜。毛裕初说：“主席给我敬菜，真是不敢！”毛泽东回敬一句：“你是我的长辈，敬老尊贤，确是应当！”
午饭后，毛裕初告别毛泽东，回到了招待所。
一个多月后，毛裕初要离开北京了。毛泽东得知，百忙中抽出时间，第二次接见他。
“主席，麻烦你这么久了，我还是早点回去。”毛裕初说。
毛泽东挽留道：“你在北京留下来，再住一段时间是没问题的，你老了，回去也做不了多少事。”
“主席，我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白住在这里不行，我要回去做农活了。再说，主席也忙不赢，莫耽误你的大事！”
“不要紧，你来北京，让我了解了乡里许多情况。”
“主席，”毛裕初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你革命几十年，一直在外奔波，没有回过家乡，韶山人民都盼望您回去哩！”
毛泽东说：“我今年没有时间回去，明年或者后年再回去吧。总之，要回去看看乡亲们！”
毛泽东又问：“你这次来北京，到处都看了吗？玩了吗？”
毛裕初说：“感谢主席的关怀，我这次来，什么都看了，什么地方都玩了。不过，”他停了一下，说，“我还有一样东西没看到。”
“什么东西没看到？”
“我到过飞机场，那飞机没看清。”
毛泽东这才明白毛裕初没有坐过飞机，便说：“那你就坐飞机回去好吗？”
“我年纪这么大，飞机飞得那么高，我坐上去，会不会‘绊’下来呢？”毛裕初有些天真地说。他说的“绊”是跌落的意思。
毛泽东笑了：“不会不会，你放心坐就是！”说完，又叫秘书拿来两百元交给毛裕初，说，“这点钱，给你回去作零用。”
毛裕初推辞说：“主席开支大，我不能要你的钱！”
毛泽东解释说：“你暂时拿两百元回去用。回去后如果有困难再写信来，我再给你寄钱。”
毛裕初说：“我生活还过得去，不麻烦主席了！”
毛泽东又说：“没问题。”
临走时，毛泽东又叫秘书给毛裕初添置了棉衣、棉裤、棉鞋、棉帽，还送给他一支加长的手电。毛泽东说：“乡下没有电灯，晚上看不见，你回去可以用一用。”
过了阳历年，毛裕初离开北京，起程返乡。春节前夕，他带着毛泽东送给他的礼物，满载着毛泽东的深情厚谊，回到了家乡。
此后，毛裕初常通过书信向毛泽东反映家乡的情况。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毛泽东日理万机，虽无暇回信，但一直惦记着这位远房叔祖，并曾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回信。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韶山，第二天，在松山接见父老乡亲。毛裕初亦被邀请会面，参加座谈。
接见时，毛裕初问道：“主席，你这次回来，能住多久？”
“住两天，明天就走。”毛泽东答道。
“还隔多久再回来？”
“只要国家形势好，国家大事不那么忙，我就会经常回来，不一定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总之，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你们！”
当天下午，毛泽东去滴水洞水库游泳，毛裕初随同前往，并一起了解水稻生产情况。
6月27日中午，毛泽东再一次在松山设宴招待父老乡亲，请毛裕初等乡亲吃饭，席间谈笑风生。饭后又与毛裕初等合影留念。
1960年冬，毛裕初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曾致信毛泽东，要求再去北京。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暇回复，只好由秘书复了一信。信的大意是：主席工作很忙，暂时无法接见，容后再邀您来京面叙。
同年，毛裕初因病治疗无效，在韶山印山冲逝世，享年71岁。
九、接见“外甥女”陈国生
在长沙市蔡锷北路储英园二十号一栋民宅里，曾经住着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她叫陈国生。老太太精神矍烁，为人精明，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多了，人们称她为“陈老”。陈老自称是毛泽东的“外甥女”，与毛泽东的亲属有着血缘关系。
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毛泽东除有三兄弟外，只有一个过继过来的堂妹毛泽建，何来这样一个外甥女呢？但毛泽东确实称她为“贤甥”。
1950年5月，陈国生在湘乡县白田区宋家湾生活时，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双挂号信。又长又大的信封下方印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缄”的字样，上方写着几行刚劲的毛笔字：“湖南湘乡县鹤厚乡二保三甲宋家湾/陈国生同志/毛寄”。信上写着：
国生贤甥亲览：
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此问
近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国生贤甥”，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用“贤侄”、“贤甥”来称呼别人，这是毛泽东对旁系亲属中后辈人的爱称。陈国生接到此信，捧读再三，激动不已。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会称陈国生为“贤甥”呢？其实，这不难理解，只要了解一下她的历史，你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毛泽建的养女，陈芬的侄女。
陈国生老家在湖南省耒阳县（今耒阳市）遥田乡石仙村。192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母亲陈淑元，生于1889年，是毛泽建丈夫陈芬的胞姐。她早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搞过妇女运动，结识过一些革命的先驱人物。父亲梁泽南，也是耒阳人，早年与陈芬同学，关系颇好。他为人聪明，富有正义感，早年投身于学生爱国运动，参加革命，在革命斗争中认识了陈淑元，两人相知相爱，并与1920年同居，两年后生下一个女孩，即陈国生。
在此以前，梁泽南曾结过婚，因发妻缺少文化，两人无共同语言，因此离家出走，从事革命活动，并与陈淑元同居。他很少回家，女儿出生后，梁不便带她回去，便把女儿交给陈淑元，陈则把女儿送到娘家，交给母亲廖氏抚养。
当时，陈淑元娘家情况尚好，弟弟陈芬、弟媳毛泽建在衡阳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时常回家看望陈母，并给廖氏一些钱用。
毛泽建很怜爱这位小侄女，特地为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国生”。毛泽建还把国生收作养女，视为己出。陈国生的生父、生母为革命在外奔波，无暇照顾女儿，她的生活就由舅母毛泽建和外祖母廖氏分别照料。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陈芬亦英勇就义。陈淑元虽花费大量银洋营救毛泽建，但未能如愿。
毛泽建在狱中生有一男孩，取名陈贱生，由陈淑元从狱中领出抚养，带到一周岁时，因病不幸夭折。毛泽建在狱中盼儿心切，陈淑元便用一百块光洋买了一个小男孩，送到狱中给毛泽建看，泽建这才放心。可是，后来这个小男孩也不幸夭折了。1928年8月20日，毛泽建被反动派枪杀于衡山城南门外。
不久，陈国生的生父梁泽南也在耒阳牺牲，陈淑元悲痛万分，此后她亦遭到迫害，只好东躲西藏，漂泊他乡。从此，陈国生与外祖母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陈芬牺牲后，其母廖氏于1930年替儿子立墓，特地将陈国生正式收为陈芬的女儿，墓碑上刻着：“故父陈芬之墓/生女国生立。”
陈国生作为陈芬的亲外甥女和养女，亦是毛泽建的养女，同样，她是毛泽建的胞弟毛泽连的“外甥女”。因此，她自称毛泽东的“外甥女”，也就不言而喻。
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陈国生在外祖母的抚养下，好不容易长大成人。由于生活所迫，她嫁给了一个旧军官。这位军官叫宋毅刚，是湘乡县白田区金薮乡月山村人，年轻时被抽壮丁，在宋希濂部当兵，因与宋希濂同乡，又是本家，故得到宋希濂的器重，很快由班长提升到排长。后来，他因放走了一个被抽壮丁的新兵，而遭到开除，遂回乡隐居。回乡后，他在当地警察所当过半年巡警，到解放前夕任县警察局督导员。
1949年，宋毅刚目睹国民党官场腐败，遂秘密投奔姜亚勋的游击队，率领警察局一百多人枪，参加了姜亚勋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后，他被编入湘中纠察队，并任中队长，后任第三大队长。解放后，宋毅刚夫妇在宁乡姜亚勋部接受收编。他们知道收编后将被遣散回乡，生活无着，便向毛泽东写信求援。毛泽东给他们回过一封信，寄到湘乡，可惜他们没有收到。
1950年初，陈国生第二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去北京。毛泽东于5月7日给她回信，嘱咐她不要去北京。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信。陈国生收信后，将信交给宋毅刚看。当时，宋已由姜亚勋部收编并遣返家乡。宋说要持此信去北京找毛主席。陈国生便向中央人民政府写了一个报告，反映自己家里曾为革命牺牲了几个亲人，现在生活无着，请作为烈属照顾安排工作。
报告送上去后，中央将报告转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再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批转湘乡县白田区。当时，白田区区长霍守揆亲自来到陈国生家，把“批条”告诉她。只见“批条”上写道：毛泽建直系烈属陈国生，梁泽南直系烈属陈淑元，请了解情况，给予照顾。
同年土改中，宋毅刚因在当地与一个赌徒发生斗殴而被带到乡政府反省。乡政府了解宋的出身，要划他地主成分，并进行批斗。他在家乡待不下去了。于是，陈国生由长沙回到湘乡，“解救”丈夫。随后，她来到白田乡，恰遇县长刘亚南来白田检查工作，刘县长非常细心，问陈国生在韶山有没有亲属。陈国生当时并不知道韶山东茅塘还有个“舅舅”毛泽连。在一旁的区长霍守揆忙介绍说：“毛泽建烈士有一个胞弟，叫毛泽连，住在韶山东茅塘，你可以去看看他。”陈国生高兴不已，以为有了“救星”。
当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也在区政府，文运昌与毛泽连早就相识，二人来往密切。陈国生得知此情，便找到文运昌，说要到东茅塘去寻亲，但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怎么去，想请文运昌带路，文运昌便满口答应。于是，陈国生回家带上一只母鸡和一些红砂糖作为礼品，来到了东茅塘。
在东茅塘，陈国生见到了“外婆”，即毛泽建的生母蔚生六阿婆，还见到了毛泽建的胞弟——“舅舅”毛泽连及其妻子张玉莲。陈国生向他们送上了鸡、糖等礼物，然后认了亲。文运昌向毛泽连母子介绍了毛泽建牺牲和陈国生过继为养女的经过及在苦难中成长的情况。毛泽连一家听了，不时发出欷歔和感叹。劫后重逢，亲人们好不高兴。“外婆”蔚生六阿婆更是悲喜交加，老泪纵横。
陈国生要去长沙找工作。她告别了毛泽连一家，与丈夫来到长沙，找到湖南省委统战部。省委统战部安排陈国生去长沙茶厂工作，宋毅刚则被安排在长沙市人民银行搞收发。1951年底，夫妇双双进入湖南“革大”学习。学习结束后，陈国生被分配到长沙市化工局工作，不久又到百货店当营业员。1953年，她被调到长沙市粮食局负责粮食统购统销工作。陈国生在长沙参加工作后，曾把“外婆”蔚生六阿婆接到长沙治病。“舅舅”毛泽连往返于长沙、韶山之间，常去她家驻足留宿，亲如一家。
由于是毛泽东的“外甥”，又有毛泽东的亲笔信，解放初期，陈国生成为单位同事及邻里羡慕和谈论的“中心人物”。
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弟媳王淑兰，“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5月17日，文涧泉、文运昌由湘乡大坪唐家圫出发，前往长沙，下榻省委交际处。5月19日，文氏兄弟在陈国生陪同下乘特快列车前往北京。
陈国生此时正在长沙茶厂工作。几天前，她接到省委统战部打来的电话，叫她到省委交际处与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文运昌会合。
5月20日，他们一行数人抵达北京，中央办公厅即派人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们住在惠中饭店。随即，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去惠中饭店把他们接到中南海丰泽园。
“两位表哥来了多久了？住在哪里？”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住在惠中饭店。”文运昌答。
“北京怎样？生活还习惯吗？”毛泽东问道。
“习惯，这里空气还新鲜。”
毛泽东又转身向陈国生问道：“带了什么东西来了？”
陈国生心里一惊，来京时她走得匆忙，忘记带礼物了。一听主席问她带了什么东西，连忙歉意地说：“主席三舅，真对不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不知您需要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没有？”
陈国生这才恍然大悟，连忙说：“我们带了一些乡下情况，准备向您反映。”
毛泽东摆了摆手：“先莫急，等吃了饭再说吧。”
中午，毛泽东与几位客人共进午餐，并叫江青出来作陪。
吃饭时，陈国生坐在江青身边。江青问：“你什么文化？”
陈国生答：“高小毕业。”
江青说：“我也是高小毕业。我是山东人，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家里很穷……”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动员全国人民支援和参与这一爱国运动。陈国生说：“我在茶厂作了控诉报告，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发动大家参加抗美援朝行动。”
江青听了很感兴趣，对毛泽东说：“她参加了动员会，还作了控诉报告哩。”毛泽东点了点头，继续吃饭。
吃的饭菜很普通，只做了一些炒肉片、青椒和番茄之类的菜。文涧泉、文运昌这两位乡下人还不习惯城里人的生活，不吃番茄。毛泽东见此情景，心中有些不悦，埋怨江青道：“人家喜欢吃的不搞，不喜欢吃的又搞这么多！”
随即，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招待客人，他一边给大家敬酒，一边故意问道：“你们看，这是什么酒？”
陈国生喝了一口，说：“是甜酒。”
毛泽东摇摇头说：“这是葡萄酒。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讲的这个酒。”
文运昌与文涧泉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连夸：“好酒，好酒！”
饭后，毛泽东同两位表兄亲切话旧。毛泽东详细地向文涧泉、文运昌询问了地方工作情况、土地改革及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文涧泉、文运昌如实地将各方面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
陈国生想起为舅母毛泽建修墓的事，就对毛泽东说：“泽建舅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墓上只有一块石碑。我们想把墓修一下。您是不是可以跟政府讲一声，请政府拨一笔钱？”
毛泽东想了想，说：“在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们牺牲了很多的同志。现在刚刚解放，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修墓呀！况且全国有那么多的烈士，哪来大笔资金为他们修墓？”
这一说，陈国生便不做声了。
“你爱人过去是做什么的？”毛泽东接着问。
“旧社会当过警察局长。”其实不过是一个督导员，陈国生有意把丈夫的职务夸大了—点。
“有血债吗？”
“没有。”
“他民愤大吗？”
“没有民愤，他家本来很穷。他是抽壮丁出去的，回来后也没做什么坏事。”
毛泽东仍不放心，叮嘱道：“如果他有民愤、有血债，你就不要急着回去了。如果他没有血债，民愤又不大，那你就马上回去，叫你的丈夫好好改造。”
“是！”陈国生从内心感激毛主席对她一家的关怀。
毛泽东环顾客厅，侃侃而谈：“我们不是要把国民党的人斩尽杀绝，而是要把们争取过来，并改造好。要杀的只是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坏人。杀人是不得已的杀，也要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毛泽东强调说：“对那些没有血债、民愤又不大的人，我们要把他们改造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谈到湖南和平起义，谈到程潜，毛泽东说：“你们的省长程颂公还是我的好朋友哩！”
1955年5月下旬，在长沙市粮食局工作的陈国生，收到了一封寄自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信。信上写到：
陈国生同志：
你和宋同志先后寄给毛主席的两封信都已收到了，并送给主席看过。主席要我们告诉你，他同意你一个人于本月底来北京一次，住一两个星期即回去。除你以外，其他人都不要到北京来。此复。即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章）
1955年5月23日
原来，陈国生和丈夫宋毅刚先后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去北京看看主席，但毛泽东只同意陈国生一人去。既然如此，陈国生便准备独自一人上京。这时，他九岁的女儿陈锋听说妈妈要去北京，便拉住妈妈不放，非要跟妈妈去见“外公”不可。没办法，陈国生只好同意了女儿的要求。5月底，她向粮食局请了假，便打点行装，带着女儿登车北上。
6月1日，母女俩乘火车到达北京，下车后，由中央办公厅派人负责接待并安排住宿。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嵘、表侄文炳璋也应邀到达北京。同去的还有毛新梅烈士的弟弟毛仙梅。
6月7日，毛泽东派秘书和专车到招待所接了毛泽嵘、文炳璋、毛仙梅三人，又到医院接了正在给女儿陈锋看病的陈国生到中南海会面。
饭后，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照片上，毛泽东居中，左边站着毛泽嵘和毛仙梅，右边站着文炳璋和陈国生，矮小的陈锋则站在毛泽东和文炳璋的中间。这是一张气氛非常融洽、充满亲情的照片。陈国生把它珍藏几十年，视为传家之宝。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曾欲约见陈国生，并嘱省长程潜转告。程潜叫秘书通知陈国生，6月25日上午10时到蓉园程潜的宿舍与毛泽东会面。遗憾的是信迟到了一天，等她赶去时，毛泽东已离开了长沙。
陈国生有一个儿子，叫宋阳正。1953年曾独自跑到北京去找毛泽东，要求到北京读书。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接待了宋阳正，问清缘由后，派张思德之弟张洪德把他送回长沙。同时带去毛泽东送给他的100元钱，作为给孩子购置衣物和文具之用。
1957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陈国生写信，信云：“7月20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已经主席看过，主席送给你200元，请作为解决宋阳正学费和补助家里生活之用。”又：“附汇票一张，请查收。”
1959年9月，陈国生因病前往北京红十字医院（即原中苏友谊医院）治疗。抵京后毛泽东吩咐秘书高智把她接至医院治病。治病期间，陈国生多次要求去见主席。毛泽东因工作繁忙，未能接见。
同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这天中南海来电话，通知陈国生晚上去看电影。陈国生欣然前往中南海，在那间娱乐室里，她见到了毛泽东。只见毛泽东由姚依林陪同前来观看电影。由于是公共场合，陈国生不便与主席交谈。散戏后，她也没能去与主席交谈。
1959年10月7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写信给陈国生，委托她将毛泽东送给毛泽连的一百元钱，转给毛泽连治病。
此后，她再未见到过毛泽东。
说实在话，对于陈国生是陈芬的侄女、毛泽建的养女这个问题，毛泽东曾有过警觉和怀疑。他曾向表兄文运昌详细询问过陈的情况，并叫他查明后告他。事后，他又派弟媳王淑兰到耒阳调查，直到查明情况属实，他才放心。对这个问题，本已搞清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干扰，有人老调重弹，指责陈国生“冒称”毛泽建的“亲生女”，陈国生因而被打成“政治骗子”、“伪军官太太”，遭到批斗。后来，周恩来总理获悉此事，作了干预。周总理曾对造反派说：“陈国生是不是主席亲属？是的。她家三个烈士，只留下她一个人。你们这样搞不对！”周总理还发电报给湖南省委和47军，电报上写着：陈国生同志有错误、有缺点，可以正面教育，不能揪斗。陈国生事后在47军军长黎原处见到这份电报，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十、毛锡臣做客丰泽园
毛锡臣（1892—1961），派名毛恩翌，字锡臣，行五，湘乡县大坪瓦屋场（今属韶山市大坪乡新联村）人，清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巳时生，属恩字辈，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
毛锡臣仅比毛泽东长一岁，少年时曾与毛泽东同学。那时，毛泽东常翻过韶山与湘乡交界的黄田坳，去大坪瓦屋场毛锡臣家玩耍，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曾在毛锡臣家住过。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毛锡臣将家里喂的生猪卖掉，将钱送给毛泽东作盘缠。
新中国成立后，毛锡臣致信毛泽东，要求去北京，毛泽东接到他的信后，顿生怀旧之情。他依稀记得家乡曾经有一位与他年龄相仿且同过学的少年朋友，但由于工作忙，他未能及时回信。
1953年10月4日，毛泽东给韶山冲青山坳老地下党员毛月秋回信时，想起了这位同学，他在信中写道：“……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唐家圫）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由于暌违已久，毛泽东在信中将毛锡臣误写成毛翼臣。
同年，毛月秋赴京向毛泽东汇报乡间情况，毛锡臣因故未能同行。直到一年后，即1954年冬，毛锡臣才如愿以偿。是年10月29日，毛泽东致韶山邹普勋、谭熙春、毛锡臣：“你们三位的信都收到了。熙春、锡臣（龙头山的）想来北京一次，普勋想再来北京一次，我想可以。”并说，“如果你们愿意早来，亦可在阳历十二月中旬来。”
同年12月，毛锡臣与毛泽连、邹普勋、谭熙春四位乡亲联袂赴京。
抵京后，他们住在西郊宾馆。
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家中设宴招待四位乡亲，毛锡臣等人欣然前往。当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堂表弟文东仙在座，还有毛泽东的堂婶邹氏及堂弟毛泽全一家也去了。乡亲们不期而遇，聚集一堂，好不欢喜。
见面之后，毛泽东用韶山话亲切地对大家说：“今天请大家来，我们一起会会餐，打打讲。”
接着，毛泽东向大家询问家乡土改和生产等情况。
毛锡臣和毛泽连说：“乡下土改，我们分了田，每人平均九分。”
毛泽东说：“东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平分七八亩地，最少的也有四五亩。”
毛泽连问：“北方怎么有这么多地？”
毛泽东回答说：“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将来要从南方迁一些人到北方去。”
毛泽连说：“他们不会愿意去的。南方人在家乡习惯了，到北方怎么能习惯呢？”
毛泽东笑道：“那就听他们自己，我不勉强。”并说，“农村要解决生产困难，农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农民没饭吃，没油吃，这怎么行？要喂好猪，开荒种地，多种些油菜，多种些山薯（即红薯）。山薯可以补充粮食，可以喂猪，猪肉多了就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毛锡臣说：“现在农村缺少肥料。不过，大家都在想办法，担塘泥巴，换陈墙，土砖还田，广积肥啊！”
毛泽东摇摇头说：“今年担塘泥，明年换陈壁，后年怎么办呢？”乡亲们无言以对。毛泽东自问自答：“后年？要多喂猪，多喂牛，猪牛都可以造粪。单靠这还不行，国家还要想办法，搞些肥料，譬如办化肥厂。你们回去也要多想办法，多打凼，多积肥，田里肥足，粮食也就足了。”
“我们田里都种了草子、油菜，都种了粮食和小菜。”毛锡臣说。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过去知道的几个人，即韶山过去的几个头面人物。
“毛吉臣还在吗？”他问道。
毛吉臣是毛锡臣的一位堂兄，地主出生，韶山过去的“四大宪”之一。“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四个儿子，有一个原来在国民党部队，现在回来了；其余三个崽都在家种地。还有几个孙，也在家劳动。”毛锡臣答。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到韶山另一位士绅毛棠圃。
“毛棠圃死了。”毛锡臣答。
再问到劣绅毛明德。乡亲们回答：“也死了。”又说，“只剩下毛鸿初了。”
毛泽东说：“毛鸿初没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厉害——会讲，跟他们（指土豪劣绅）搞到一起！”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大家共进午餐。
毛锡臣等人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临行时，毛泽东送给他们呢子大衣、帽子、鞋袜和皮箱等礼物。
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时，毛锡臣已经中风瘫痪。他得知毛泽东回乡的消息，即叫儿子用轿子抬着自己去见毛泽东。行至毛震公祠时，因事前未与毛泽东联系，被保卫人员拦住，未能如愿，只好怅然地回到家中。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知。
1961年10月，毛锡臣病逝于大坪瓦屋场，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