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准确地定位，是党在阶级及斗争问题上少犯或不犯错误的重要原因。1956年周恩来的一个著名论断，虽然只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但却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灿烂的一笔。
人才缺乏问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如何正确估计、对待知识分子和发展科学文化问题进行了决策。这次会议，从酝酿准备，到会议召开和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操持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各项建设的开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时时处处都碰到建设人才缺乏，建设亟须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一无法回避、亟待正确回答的严峻问题，同时，需要不断地及时妥善地解决知识分子的有关问题。
在这一历史环境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贯给予高度重视。
——1950年8月24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上，周恩来作《建设和团结》的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的”，这就是“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是，我们是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破烂摊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工作“不可能百废俱兴，只能先从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制造化学肥料这几项工作人手”。“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1951年8月22日，在来自全国各战线的18个专业会议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又说：“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特点。”
——从1952年7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精力参加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建设，他更感觉到建设人才缺乏的问题。
——到1955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进入有更多建设项目要铺开的关键性的第4年。各种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现实、迫切和尖锐了！
周恩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曾两次到欧洲，亲眼目睹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30年中给西欧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飞速变化。因此，他清楚地认识作为科学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大声疾呼：“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
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建设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知识分子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几年来，我国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在旧中国所无法见到的与自己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动力。同时，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再就是，钱学森、汪德昭等许多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前景的吸引下，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排除重重阻力，毅然抛弃自己在国外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回到祖国效力。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必要性
虽然，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关系到社会进步、国家与民族兴旺发达的战略性问题，但是，这时中共党内却较为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
在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要求过高过急、不实事求是、不尊重知识分子等问题。
在许多人中间还流行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不正确思想。
有的人则对知识分子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利用某些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
这时，中国民主同盟也反映了一些情况，并将在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费孝通主持下整理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送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这批材料经统战部分类整理后，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六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随即，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汇报了这6个方面的问题。
以上情况表明，几年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形势迅速发展，知识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内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一些问题，随着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已经迫在眉睫了！
1955年11月22日，曾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进行商讨，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这一重大历史关头，作出战略抉择——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调查研究，起草《报告》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了全面调查知识分子情况，认真收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工作。
列宁曾经说过：“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本着这一精神，1955年11月下旬，周恩来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部分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研究了北京地区26所大学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各方面情况。
同时，周恩来指导10人小组对统战部、北京市已经上送的调查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写出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社会活动过多与兼职过多、待遇问题、发展党员问题等11个专题报告。
周恩来还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是一支调查研究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力量。为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他专门布置了各地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并要求各地在12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还指示各地也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认为“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
当天，周恩来又召集中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了这项工作。
周恩来要求各地、各部门向中央送交的调查研究材料应包括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中小学校等6个方面；每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3类典型；同时要求有近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变化做出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等3项内容。
为了更好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进一步责成10人领导小组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等12个方面更系统地、全面地整理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他努力从宏观与微观、正面与反面等各不相同的角度去调查知识分子问题，这样就为制订正确的、新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同时，周恩来把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实际情况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现状，进行了严密精细的、比较全面的对比研究，努力寻找切实可行的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经过以上紧张、有节奏、深入和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后，12月17日、19日，周恩来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就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稿子的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由于起草报告稿的目的和思路明确，可资参考和利用的材料量多面广，质量比较高，因此到1956年1月上旬报告初稿已经写成。
1月6日，周恩来召集中央10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随后，他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对稿子进行推敲和修改，并增写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这天凌晨。当他写下“印一千四百份，周恩来，一、十四”的批示后，才放下了已经紧握几个小时的毛笔，躺在床上，让倦乏的双眼和疲惫的身体得到短暂的休息。
报告稿数易其稿后，稿子的整体结构更严密了，逻辑性更强了，思想理论观点更鲜明了，稿子内容随之变得更加充实、准确和全面。
两个著名思想的提出
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出席会议的1279人济济一堂。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
这天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周恩来便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面前的重大问题，并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
周恩来列举事实雄辩地说明“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强调：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同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农民一样，“最充分地”依靠这些更多地掌握人类智慧即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但这时人们还没有普遍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
于是，周恩来有针对性地合乎逻辑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已进入一新的阶段。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给予了深透的分析。他说：“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他又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有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著名思想。实际上，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主动或者赢得胜利，谁就必须依靠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做基础。因此，科学技术对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两个著名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订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的根本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
知识分子政策
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和“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著名思想指导下，他把报告的重心放到阐明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正确的战略考虑和规划上。
周恩来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3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