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宣奏议第二状》云：臣昨日上言乞追刘琦等责降诰敕。臣已居家待罪，以俟窜殛，然有爱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缘台官为天子耳目，将使警察百辟，以防权幸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落职监当；若指君父之过，则将何法以加之？况自先皇帝以来，人主未尝自有过失，皆因大臣举措不谨，玷累朝廷。且君父既为人所玷累，则忠臣孝子，宁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贬窜，不惟自摧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盈庭，大半趋附执政，陛下更以法令驱之，使畏大臣，则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虽欲制驭，必伤终始之恩。所以人主虽当仰成执政，而督察之任委之台官，俟有过愆，则使弹击，下以使大臣知惧，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从古以来驭臣之要道也。陛下将臣此奏反覆究详，特与追还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公亮等以纯仁状进，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初，纯仁自陕西运副召还，上问：“卿在陕西，久主漕挽，必精意边事。”对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储粮粗备。”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赖。”对曰：“愿陛下无深意於边事，恐边臣观望，要功生事，结衅夷狄，残害生灵，耗竭财用，厚费赏罚。不惟今日目前之害，又将贻他时意外之变。”上嘉纳之。纯仁雅与安石厚善，至是数言事多忤安石，最后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安石滋不乐。刘琦罢，纯仁又言琦不当罢，请速解安石机务。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院为起居舍人。纯仁固辞，安石遣所亲谕纯仁曰：“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是以利怵我也，言不用，万锺何加焉？”遂录所上状申中书，安石见之，怒，携以白上。上曰：“宜与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薛应旂《宋元通鉴》云：纯仁自陕西诏还，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之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暗远，愿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输法於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输之法，使小人为之，掊溇生灵，敛怨基祸。”又云：“刘琦、钱凯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成急就，必为恁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去意愈确，及录所上章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编年备要》云：曾公亮、赵抃得纯仁状，上章自劾。略曰：“清时备位，难逃窃位之讥；白首佐朝，遂起蔽奸之谤。如安石者，学给辨胜，年壮气豪。议论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谐於僚党。至使山林末学、草泽后生，放自有之。天良乐途，附之异说。拖绅朝序，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圜冠校字，非安石之学，则指为迂儒。”又言：“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有为之际，身心管、商，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为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申睿断，大决群疑，正安石过举之谬，以幸邦家。白臣等后言之罪，俾还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