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在王洙大展才华之际，庆历四年十一月，因为参加苏舜钦一次宴会，被“庆历新政”的反对者章得像、王拱辰等人罗织罪名，贬知濠州。实则是要进一步清洗庆历改革派人物。史载：“民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据说成语“一网打尽”的出处在此。庆历五年，王洙再迁知襄州，途经邓州，特意拜会老兄故友范仲淹。二人诗酒唱和，感慨良多。范仲淹写有《依韵和襄阳王源叔龙图见寄》，诗很感人，如下：
高车赴南岘，弊郊主东道。
风采喜一见，布素情相好。
屈指四十秋，于今岁寒保。
我起为君寿，善颂复善祷。
愿尽杯中物，薄言理可到。
君子贵有终，功名非必早。
朝端卿大夫，所尚贤而老。
世虑久乃周，圣门深已造。
与君誓许国，无忝于祖考。
洁如凤食竹，乐若鱼在藻。
安得长相亲，时时一绝倒。
不忘平生期，明月满怀抱。
此时，已然五十七岁的范仲淹抱病邓州，会见王洙后，依然不改初衷，认为绝对不能大材小用，便第三次上书仁宗，举荐王洙，再草《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内中言道：
臣闻国家求治，莫先于擢才；臣之纳忠，无重于举善。……王洙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搢绅之中，未见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镐方之，不甚过也。……徒以横议中伤，例谴居外，三经赦宥，未蒙召还，恐非圣朝弃瑕采善之意。……伏望圣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废其大善。如朝廷采鸿儒硕学以备询访，则斯人之选，为中外所服。……欲乞特赐召还，仪表台阁。倘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补，则乞就迁近职，别领大藩。使搢绅之列，知稽古有劝，为善弗掩，实圣政之端也。……或不如举状，臣受上书诈不实之罪。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
范仲淹押上一生清名和政治生命，甘愿第三次举荐王洙，如此肝胆胸怀，古今能有几人！王洙也无愧于三荐之恩，不但教育出成批的睢阳学者，而且成为北宋校勘、编纂古代典籍的佼佼者，更有奇功的是，他从翰林院所存的大量蠹简残策中，发现了东汉张仲景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后世简称《金匮要略》，功德无量。
再讲“孙故事”，孙复的故事。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山西平阳（今临汾市）人。他虽然比王洙还大五岁，可不是应天书院的老师，是一个学生。不过，要说学生似乎也不准确，更像现在常说的“访问学者”吧。孙复幼年丧父，家贫无助，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可就是运气不佳，考了四回进士都落榜不举，失望之余，便于三十二岁退居泰山，苦读苦修，后来人称他“泰山先生”，即发端于此。他与范仲淹结识，大约就在这个时期。
孙复只比范仲淹小三岁，前来拜见应天书院掌学范仲淹时，已三十六岁，而且，第一次来，并非要当“访问学者”，是来向范掌学借钱的。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五年丁卯[28]年三十九》条下，这样记载此事：
《东轩笔录》云：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这段史料又见于《宋名臣言行录》和《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等，应是公认的史实。顺便一说的是，关于两次赠钱两千，有点不同说法，就是这两千之数，是两千文呢还是两千缗？两千文是两贯，也就是两缗，也就是二两银子，合现在人民币大约千元之数。孙纲先生在《范仲淹与应天书院》一文中说：“山东泰山有学生孙复，两次来书院乞讨。范仲淹各赠一千缗，并赐《春秋》。”两千缗就是两千贯，就是两千两白银，就是二百两黄金，范仲淹肯定舍得给，可他也得有啊。
言归正传。对孙复这样一个“编制”外的“学生”，范仲淹尚能如此关爱救助，对其他学生会怎么样，那就可想而知。可以小举两例。应天书院还有一位名师嵇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他的穷外甥张方平就在他跟前读书，却干瞪眼接济不上。范仲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予以百般照顾与关爱。张方平后来一直追随范仲淹，宋神宗时贵为宰相，是苏东坡的老师。年轻的苏东坡因为未能见上范仲淹而抱憾终生，他在《范文正公文集叙》里说：自己“嘉祐二年（1057），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29]，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再一个就是富弼例。在校生富弼，志向远大，但比较谨慎小心。范仲淹便教导他博通经史，增广见闻，并鼓励他大胆应试制举，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富弼后来成为北宋中叶的名臣，成为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得力帮手之一。笔者在青州三贤祠看到三贤座像，中间为范仲淹，一边是欧阳修，一边就是富弼。
回到孙复。他得到范仲淹着实一助，在应天书院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学业大进，尤其于《春秋》一经，因与范仲淹时相切磋，独有心得，这才“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才有“孙秀才”大放异彩，才有日后“宋初三先生”[30]扬威，开宋代学术兴盛之先河。对此，《东轩笔录》尚录有范仲淹一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有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是的，假如没有范仲淹热心兴教育人，孙复再有冲天才气，也难逃老死草野的悲剧结局。如此，何来旷世硕儒“宋初三先生”？
孙复在“退居泰山”之前，约有一年左右时间从学于范仲淹，他的“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的“授以《春秋》”。在孙复苦学于泰山期间，还保持着与范仲淹的书信往还。在《范文正公集·尺牍》中，还保留着一封写给孙复的信，其中有“及得足下河朔二书”云云，并邀请孙复来浙中一游，意极恳切：“足下未尝游浙中，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为政，买山之图，其在中矣。”孙复在自己的《孙明复小集》中亦有《寄范天章书》，师友之情深远也哉。
孙复出自范仲淹门下，可他到底有多大的学术成就？“公去睢阳，孙亦辞归”，范仲淹离开应天书院去了京都，孙复何归？再归泰山。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去讲学。石介就是“宋初三先生”之一那个石介，世居山东泰安徂徕镇桥沟村，故世称徂徕先生。其父石丙大进士出身，“专三家《春秋》之学”，对石介影响至大。《宋史·石介传》说他“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二十多岁时，北游魏地，追寻宋初古文家柳开遗迹，再南下应天书院，就读于范仲淹。天圣八年（1030），二十六岁的石介中进士，初任郓州观察推官。他一生追随范仲淹，为庆历新政写下《庆历圣德诗》，开罪于政敌，引出一场惊天大案。这是后话，回头还得细说。
且说孙复回归泰山，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八年之中撰写《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声名渐显于世。从此专心于讲学授徒近二十年之久。石介对孙复执弟子礼甚恭，文彦博、范纯仁（范仲淹二子）等一代精英，也都出在孙复门下。孙复勤于治学，着力周、孔之道，推崇韩愈道统论。他在《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上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认为，“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使儒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都得遵行的根本原则，硕学大儒乃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理论上对皇权专制构成一种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亮点。孙复治经，正如范仲淹所期，特重《春秋》，十二卷《春秋尊王发微》，置《三传》于不顾，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而要义为孟子所肯定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思想。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后世宋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
孙复与范仲淹不同的一点是，他像韩昌黎一样“力辟佛、老”，写过《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二教，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鸣鼓而攻之”。很明显，这就比范仲淹的局面小多了。不过，范门孙复还算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记载：“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孙复还编撰有《睢阳子集》十卷，不忘自家学问所自，乃睢阳学派一脉也。另有《谕学》诗一首，录之以收束本节。
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
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
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
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
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
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
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
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
击喑敺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
是非丰顇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
17.问君平生所好
若说先有范仲淹，后有“宋初三先生”，当无异议，范仲淹比孙复大三岁，比石介大十六岁，比胡瑗大四岁；论出名早也推范仲淹在先。
若说没有范仲淹，就没有“宋初三先生”呢？有多少人信？上面讲过了范仲淹与孙复，讲过了范仲淹与石介，现在再讲范仲淹与胡瑗，把“三先生”与范仲淹的事全讲完了，再看有多少人信。
古今一说胡瑗，必提他的“苏湖教法”。何谓“苏湖教法”？又名“分斋教学法”，是胡瑗在苏州、湖州二地办学时，首创的一种新的教学法。简单说就是一改当时重辞赋的学风，转而重经义和时务。说具体点就是在学校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学习经学基本理论，治事斋则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为主，学生们一人各治一事，再兼摄一事。这就是“苏湖教法”。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按照实际需要，在同一学校中实行分科教学；治民、治兵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的地位；并且开创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