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州的冬天，朔风呼号，沙尘蔽天。枯草在寒风中抖动。饥饿的羊群在荒野里觅食，厚厚的羊毛不时被吹得翻转过来，但仍然顽强地拱着地皮，啃着草根。偶尔传来一阵乌鸦凄厉的叫声，让人心惊。在滑州至开封的路上，司马光所骑的瘦马举步维艰，一遇疾风就止步不前，牵马的仆人两只手插在袖筒里，机械地迈着步子。“古道，西风，瘦马”，但司马光一点也没有“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有的是“不见惊澜曾覆舟”的壮志豪情。
司马光赶到京城，兴冲冲地去吏部报到，“等着吧！”迎接他的是一条冷板凳，而且这条冷板凳一坐就坐了半年多。从庆历五年（1045）底到庆历六年（1046）六月，司马光有官而无差遣（岗位），处于“待业”状态。
梅尧臣的“粉丝”
“待业”初期，司马光并未在意，乐得有段空闲，去拜访京师名流。
当时，最有名的诗人是苏舜钦和梅尧臣，并称苏、梅。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而被除名，告别亲友，远离朝廷，一叶扁舟，划到苏州，修沧浪亭，誓不回朝，司马光无缘得见。梅尧臣（圣俞）没能考中进士，但独步诗坛，连欧阳修也说自己不能及。每逢朝廷举行大的祭祀活动，仁宗便召他当场赋诗。司马光像如今的追星族一样，以能见梅尧臣一面，讨得片纸为荣。他所以成为梅的“粉丝”，是觉得与他心心相通。司马光在杭州代父草谏章，反对征“弓手”，梅尧臣时任襄县令，写了《田家语》一诗，反映征发“弓手”给农民带来的苦难，“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1]；“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再次征发，他又写了《汝坟贫女》，序中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因为他是大诗人，这两首诗流传甚广。司马光佩服他的诗歌，还有他的诗论。他论诗注重政治内容，同情民间疾苦，艺术上主张“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风格力求平淡，反对靡丽之风。梅家贫，爱饮酒，拜访他的人都要自带酒菜登门，边饮边谈笑，终日不倦。司马光经人介绍前来拜访，两人从下午一直谈到夜晚。跟他来的仆人在外面饥肠辘辘，冻得瑟瑟发抖，待他出来时大发牢骚，但司马光毫不在意，因为他终于得到了梅大诗人写给他的诗。他在《投梅圣俞》[2]一诗中写道：
归来面扬扬，气若饫粱肉。累累数十字，疏淡不满幅。自谓获至珍，呼儿谨藏蓄。
瞧他高兴的，脸上神采飞扬，像刚刚饱食（饫）了酒肉出来一样。
拜访名人、游览名胜的经历是愉快的，但迟迟等不到任命，“待业”的烦恼搅得他寝食难安。庆历六年（1046）的春天来了，仍然没有一点消息。与他的“同年”们相比，因为他守丧五年，职务已经落下了一截。去冬告别滑州同僚时，他是何等的自信啊？“不见惊澜曾覆舟”。现在呢？“久负入关意，空为同舍羞”。大自然的春天来了，我的春天什么时候来呢？“应恨春来晚，烟林已数游”[3]。他的恩师庞籍早他入京，担任枢密副使，是两府重臣，但他不便轻易找庞叔帮忙，只好耐心等待。想到在滑州时的意气飞扬，他情绪低落，又写下了《去岁与东郡幕府诸君同游河亭望太行雪饮酒赋诗今冬罢归京邑怅然有怀》[4]：
多是光阴驶，离群会合难。谁知尘满袖，今日客长安[5]。
苦不堪言的法官
他望眼欲穿，好不容易在庆历六年六月等到了一个差遣——大理评事。
这是一个从八品的官职。在太宗、真宗朝，是进士甲科的初任职位，司马光中第八年后才得到，算是“晚点”了。但这个岗位对培养官员来说至关重要，知县、知州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断案，而大理评事约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审判员，负责复审底下报上来的疑案大案。在这里学会了断案，当个知县、知州就不成问题了。
大理寺的案件堆积如山，大理评事都得超负荷运转。司马光谈起儒学、谈起历史滔滔不绝，法律审判却是“老外”。他原以为读通了儒家经典，其余如断案、理财之类便可以触类旁通，不足为难，现在却是一声叹息，难矣！吕不韦曾用《春秋》断案，但《春秋》不能代替法律。司马光只能临阵磨枪，边学边干，日以继夜，上班时晨星做伴，下班时灯笼引路。“朝讯狱中囚，暮省案前文”[6]如此日复一日，便感到身心俱疲，厚厚的案卷看得他头昏脑涨，犯人受刑时的惨叫让他于心不忍。“贱生参府僚，勉强逾半岁。终非性所好，出入意如醉。”[7]他终于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一块当法官的料。
境由心造，心情一烦，看一切都烦。春天来了，他吟出的却是“春风连夜恶，闻道落花多”[8]。好不容易有一天旬休，他擦拭房间里一张蒙满灰尘的藤床。这张藤床是预备读书、工作累了躺上去小憩的，可自从当了大理评事，他还一次也没有沾边。今天终于躺上去了，脑子却没法休息，想起一年前代理韦城县令时，曾经写下了“鄙哉陶彭泽”的句子，现在他也想学陶渊明，去享受“菊畦亲灌浸，茶器自涓涤”的闲适。他在给犯人判刑，突然觉得自己也坐在“牢房”中。一天夜里，他刚要入睡又被蚊子叮醒，睡不成，干脆爬起来，挑灯夜坐，写下《夜坐》一诗：
嗟嗟宦游子，何异鱼入罾。夺其性所乐，强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劳，苦被外物绳。坐愁清旦出，文墨来相仍。吏徒纷四集，仆仆如秋蝇。烦中剧沸鼎，入骨真可憎。安得插六翮[9]，适意高飞腾。
他把自己比作是一条落网之鱼，想插上翅膀飞出去，奔向自由。他曾写诗向自己的诗歌偶像梅尧臣倾诉，梅尧臣作《次韵和司马学士虑囚》，劝他不要轻视大理评事的工作，很多因错判的“非罪之人”要靠最后一关来洗清罪名，“愿言保兢慎，切勿厌此役”。但是，司马光做不到了。
真正了解他的是恩师庞籍。似乎应了“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老话，司马池是一个“不任繁剧”的人，其子司马光也不是个能员干吏的坯子。庞籍想帮他跳出“苦海”，推荐他入馆阁，可惜未能成功。
恰在这时，发生了两件相关的冤案。第一件，那个当年狂热拥护新政写《庆历圣德诗》的石介在山东死了，而枢密使夏竦非说他是诈死，硬要开棺验尸。验尸法官和宦官派去了，因一名当地官员以全家性命作保而未竟。恰巧这时徐州有一狂人声言造反，从他家搜出了石介的诗作。夏竦臆断说，石介是为富弼传信，相约同时起兵。朝廷宁可信其有，解除了范仲淹、富弼等新政派在河北的兵权，调任他郡。司马光的岳父张存在河北，也被解除兵权。韩琦说了几句公道话，立即被贬出朝廷。翰林学士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奸臣以清“朋党”为名对忠臣的迫害。宰相贾昌朝和枢密使夏竦因而恨之入骨，怂恿曾遭欧阳修弹劾过的权知开封府杨日严借机报仇。正好欧阳家的一件民事案在开封府诉讼：欧阳修的妹夫张龟正死了，无子，仅留下前妻所生一女。欧妹携女改嫁。张女长大，嫁欧阳修侄子，与一奴仆通奸，当休。就这么回事，杨日严却让狱吏做假案，污欧阳修贪图张家财产，用张女的陪嫁买地，田契上写着欧阳氏。一时御史弹劾，朝议沸腾，欧阳修被弄得声名狼藉，有口难辩。仁宗让太常博士、代理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入内供奉官王昭明复核此案。两人顶着压力秉公复核，发现所有加给欧阳修的罪名均无证据。但最后朝廷仍将欧阳修贬知滁州（因此才有《醉翁亭记》），两位复核官也被降职外放，理由是他们不经请示就直接调阅案卷、传询证人。
司马光当然没有参加审判此类敏感案件的资格，但如此把办案变成打击政敌的手段，让他愤怒不已，心烦意乱。在他烦到决心辞职时，朝廷任命他兼国子监直讲，即国家大学教授。
亲历郊祭大礼
宋代的国子监和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本是两个机构，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招收七品以下官员子弟。后来著名教育家胡瑗被范仲淹推荐到太学任教，采用先进的分斋教学法，因人施教，太学考进士的录取率大大超过了国子监，于是国子监和太学就逐渐合二为一了。司马光现在可以与胡瑗先生共事了。
不当法官当教授，没权了，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亏大了。但彼时非此时，宋代的国子监直讲虽然清贫，却可以直接给皇帝上疏，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而且直讲均为饱学之士，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高。正像司马光的诗句所说“人生无苦乐，适意即为美”。他从大理寺的“罾”中逃出，兴奋地在国子监这片“海洋”里遨游。与他同任直讲的，有他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李子仪，还有当年名震江南的“神童”邵亢（未经科考，由范仲淹推荐特试入官），大家亲密无间，一起谈文论道，结伴郊游，无拘无束，乐翻了天。在太学期间，司马光写了不少纪游诗，心里一片阳光。某晚，他在太学值班，写下了《和邵兴宗（亢字）秋夜学舍宿直》[10]：
直舍逍遥度清夜，暂投逢掖[11]解儒冠。高楼影背星河转，疏竹气兼风露寒。篱下黄花新蕊乱，门边碧柳旧株残。折腰把板今无有，勿似陶潜遂弃官。
从“鄙哉陶彭泽”到想学陶渊明，再到“勿似陶潜遂弃官”，司马光的心迹袒露无遗。他只是不愿做政务繁剧的官，而想做一个既有官员待遇又能自由做学问的官。这种好事哪有？宋代。
在宋代，冬至是一个可与春节比肩的节日。如逢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皇帝亲祭圜丘大礼，其隆重热闹的程度大大超过春节。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冬至，正逢大礼。司马光虽然级别不高，但也有幸参加。郊祭的繁文缛节难以细说，只说护驾的马步军就有十几万人，不同建制穿不同的衣服，五彩缤纷；乐队乐手多达一千二百七十五人；仪仗威武浩荡，其中还有七头披红挂彩的大象；皇帝的五辂（车）——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全部亮相，另加一辆指南车；从皇帝到官员都按等级着法衣法冠。冬至前三日，皇帝率臣僚数万人夜宿大庆殿，次日五更即起，千乘万骑，出宣德门（皇城南门）到景灵宫、太庙祭祀祖先，夜宿太庙；又次日出南熏门（京城南门）赴“青城”（用青布围起来的野营地，后徽宗建小城）驻跸。冬至日，赴郊坛（高三层七十二级）行圜丘之礼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