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言，他一语；你提一桩，他摆一件；农村，工厂，街道，方方面面。学习会变成了“侃谈会”，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这些实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这些长期留学海外又住在高楼深院里的教授嘴里说出来，更有特别的口吻和味道，是他们对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执政党的认识和感受。冯友兰视察的地方多一些，还去过秦城监狱，发言的次数也多，末了说：“每看过一个地方，我的心就亮堂一些，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心就坚强一些。我要更加努力，使我的工作和政治业务学习，不落后于我们伟大祖国的进步。”
这就是继周恩来报告之后，北京大学开展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江隆基抬腕看了看手表，不知不觉已是一个下午，便说：“大家谈得很好，还没谈完，下次学习接着谈。现在请马校长作个小结。”
这两个“搭档”的工作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江主持的会由马总结，马主持的会江作总结。马老今天听得高兴，笔记本上也记了不少有用的材料，饶有兴致地说：“兄弟今天很乐意作这个小结。明天星期日，大家跟我上八达岭，站在长城上继续谈，带上夫人和孩子，校办安排个车。”
已是暮春季节，艳阳高照，天空碧蓝如洗，塞外的柔风习习吹来，温暖中又有丝丝凉意。八达岭两侧的山坡披上了绿装，灌木林郁郁葱葱，各色山花灿烂绽放；渺远的蓝天白云间，成双成对的鸟儿在自由翱翔。古老的长城经历过无数的硝烟战火，仍在顽强地屹立在崇山峻岭之间，残垣断墙正在修缮整饬。当时还没有旅游一说，八达岭的游客不多，一般都说成“爬长城”。
―辆大轿车停在山下，走出十来个先生，都是北大的教授，又是校系两级领导。他们无疑是响应了马校长昨天的号召，许多人还带了夫人和孩子。马寅初带夫人王仲贞，和兼做他秘书的女儿马仰惠。周培源带夫人王蒂澂，小女如苹。江隆基带夫人宋超，女儿小曼。
晚辈中，如苹和小曼年龄相仿，正是天真烂漫的童年，一个在清华附小，一个在北大附小。孩子们对郊游这类活动总是格外地好奇和热情，看到高高耸立的长城兴奋不已，便在仰惠的带领下先行上山了。
其后是北大的三巨头马、江、周。马老年逾古稀，但体魄健壮，步履稳当，一步一个台阶一直在前。其后是江隆基，他爬过山涉过河，正当盛年，走这点路不算负担。殿后的是周培源，他仅长江隆基三岁，个子是三个人中最高的，长得瘦弱，戴近视镜，一副书生样，偏又穿四兜制服，斜背黄布包，里面装行军壶和一家人的干粮。这模样打扮，使江隆基想起抗战期间投奔延安的那些知识分子。爬完最后一个台阶，他喘着粗气说：“马老，周某真是服了你这身体了。”
马老乐呵呵说：“是呀，贝尔教授能教你相对论，贝德曼教授能给你最佳论文的评语，海森堡教授能指导你研究量子力学，可是他们都少教你一门课：游泳。我们耶鲁大学有一项特别规定，游泳是必修课。不学会游泳者，即使各门课都考优等，亦不能毕业也。从那时起，兄弟就养成了游泳的嗜好，还创造出冷热水浴法，几十年没间断过。咱们搞学问的，一是要勤奋；二就是要有个好身体。江先生你呢？西北高原上的人，大概是旱鸭子吧？”
江如实说：“我那陕南家乡，水倒是很多，就是没学，以后上学也没学，确是旱鸭子。”
“遗憾！现在从头学，有点晚了。”马老话锋一转，“不会游泳，就改爬山。下星期咱们骑自行车，去香山爬‘鬼见愁’，怎么样？”
江红了脸说：“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呢。”
“那……那……江先生，你得加强体育锻炼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江点头答应，马老也感说得唐突，于是三人转身，站女墙边静等他们的夫人。
夫人中，又是宋超遥遥领先。她年轻，在太行山和陕北高原经受过长途行军的锻炼。蒂澂和仲贞手拉手并肩而行，姗姗在后。上得城墙时，宋超若无其事，蒂澂和仲贞都微微出汗。出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涵养和礼仪，周培源伸手拉仲贞一把，马寅初伸手拉蒂澂一把。但马老总有妙言出：“周夫人，北平女师大的校花，这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样子，可是难负重任呀！”
周夫人用手绢擦了汗，从先生的包里取水壶喝着说：“马老，你这是挖苦讽刺我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幽默呢？”
“既无讽刺之意，又无幽默之趣，我讲的是事实。剧作家曹禺亲口对我说过，当年在清华园，只要看见周培源伉俪出门散步，总有一批青年学子尾随着看呢。女师大的八姐妹之冠嘛。周先生，兄弟之言不为过吧？没伤着自尊心吧？”
周培源说：“今日难得郊游一趟，大家放开乐一回吧。蒂澂喜文学艺术，也常常幽默。当年我俩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校长梅贻琦先生主持，开头第一句就说成‘今日是王蒂澂先生和周培源女士的婚礼……’惹得全场大笑。事后我说梅先生老糊涂了，蒂澂却说是梅先生的幽默。我俩的性格也很不相同，但几十年相处得很好。”
三个夫人在轮流让水喝。逮着周先生的话头，蒂澂也就幽默起马老来：“马老，你把人家才十几岁的仲贞娶过来，也是看中了人家才貌双全吧？”
仲贞忸怩说：“哪里才貌双全？我才小学程度，那时候不知怎么就……”
蒂澂继续向马老发起攻势。“总还是有偏爱的。要不今日怎么桂君夫人不来？莫不是瞒着？”
马老慌不择路地解释说：“误会，完全是误会，请勿误会！桂君夫人还住在东总布胡同，打电话请过，她说家里一大堆事，实在走不开。兄弟这个封建大家庭，相处甚为和睦，仲贞和桂君都可作证。”
说着将目光转向显得惊讶异常的江隆基，“可以批判我马某的封建意识封建思想，但总不能批掉我的糟糠之妻吧？对不对？”
江点了点头。
是的。他江隆基何尝不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何尝没有婚姻家庭的不幸。他在北大休学回家那年，父母亲按封建传统为他完了婚，娶了个不识字的王姓女子，给他生下一子。不幸家乡瘟疫流行，是死亡率极高的霍乱。妻子被传染，唯恐殃及江家性命，便回娘家去躲避。结果祸及娘家，全家人死于霍乱，而保全了江家老小。儿子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已长大成人，名江开暄，现在北京石油学院读书。其后又有一次十分不幸的婚姻，1937年他任西安二中校长时，与一北平女子学院毕业在教育厅工作的高姓女子恋爱结婚，1938年同去延安；他离开延安赴晋察冀根据地时高在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未打招呼又与一梁姓男子结婚，离开了延安。第二次婚姻给他留有一女，名江开旸，一直由四弟江弘基抚养着。眼前这位宋超，原是华北联大的学生，后是抗大的同事，1943年在延安结成革命伴侣，过去一直被称为“同志”，现在在北大上下皆称“夫人”。
“要不要把这段不幸和有幸的婚姻讲出来？”江隆基突发奇想，自己问自己。在这种场合讲出来恰逢其时，有个天大的好处，可以缩短他与马、周的距离，便于今后合作共事。须知沟通人与人的情感，莫过于妻室儿女。但江与马又是个性迥然不同的人，遇事总要斟酌再三，谨慎有余。转而想到，不管怎么说，自己是党派来的干部，与马、周这样的学者不同，讲出来就有个影响问题，威信问题，还是不讲为好，这件事他不讲，在北大除宋超外，绝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有人嚷嚷着合影留念，呼叫“江校长”。于是一行人合影留念，坐一排，站一排，刚好装满镜框，背景是巍峨庄严的长城。
合影之后又三五成群，自由组合，有说有笑地沿长城东西游去。自觉不自觉地，校级“三巨头”又成为—组。
江隆基还在想着刚才的问題。他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又受过“五四”以后新文化的教育，还受过西方教育，很懂得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形成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风气，首先要不伤他们的自尊心。这番道理他给北大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反复讲过，同时自我律定，除非与工作有涉，绝不过问老知识分子的隐私。而同行的马、周，在他的印象中，过去既非同学同事，并无深交，怎么竟熟悉到可以拿太太开玩笑的程度呢？
周培源也在想问题。他是教务长，正在昼夜不停地负责制定各系各科的教学大纲，还有一大堆管理上的规章制度，如《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工作条例》《教研室和教研室主任工作条例》《考试手册》《北京大学保证教师业务工作的规定》，等等。江隆基到校后反复强调在坚持高等教育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始终要坚持“教学第一”的原则，“党政工团应时时把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教学第一的原则”。“学校的一切机构和团体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切实精简一切有碍教学的会议和活动。”北大的特别之处是名教授多，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担心影响他们的工作和休息，江隆基特别关照，要订几条，把访谈的时间规定死，其他时间恕不会客。周培源刚刚起草好一个保证教师业务工作的条例初稿，想借此机会听听马、江二位校长的意见，便用请示的口吻说：“对教师每周开会、参与社会工作的时间做出明确限制，这个比较容易，我初步想规定教师参加社会工作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六小时，周一至周五的上午及晚上、周六下午、周日晚上不得召集教师开会。教授参加政治学习的时间，每周规定半天，这样六分之五的时间可以保证搞业务。难的是一些名教授的会客时间，真还不好限制，初步想除星期天外，一周规定两个晚上为会客时间，但这也只能限制校内的，社会上的咱们管不住。这样定行不行？什么时候召开校务会议讨论一下？”
马老手一挥说：“周先生真是个工作狂，今天是游玩消遣，咱不谈工作好不好？”
江也附和：“就马老说的，稍后再议。”
周闷闷地走了一程，问：“不谈工作，那谈点什么好呢？”
江试探着问：“我在西北孤陋寡闻，二位好像过去交往甚密，怎么连妻室儿女都那么熟稔？”
“非也，非也。”二人不禁仰面大笑，几乎同声地说，皆因1950年一起赴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来回坐火车，辗转上万里，交谈解闷，才有了彼此的了解。
周说：“马老是我们的副团长，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
马说：“董必武老三顾寒舍，要兄弟出任团长，兄弟坚辞不受，力荐郭沫若，他老兄在国际上名气大，任团长合适。”
这样又有了新的话題：世界和平理事会。
江隆基便讲了他的一段经历：他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参加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和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任书记，同时又是吴玉章主编的《救国时报》的编辑和特约记者。1936年9月，他代表反帝同盟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席世界和平大会（通称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并作新闻报道，参加大会的有三十五个国家的四千多代表，中国代表十四人，团长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之后，中国代表全体到了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制定了会章，通过了宣言，大会还致电蒋介石“立即实行全国武装抗战以卫国保种”。江隆基说，他被选为联合会的监察委员，那时康生是中共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又是《救国时报》编辑，报纸在法国马赛印刷出版，因为工作关系，他认识了康生，后来延安整风，见面次数就多了。
周培源对江隆基的革命生涯赞叹不已。马寅初仰脸一想，却提了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康生是中共老资格的理论家，你对其人印象如何？”
江隆基巧妙地将这个问题遮掩了过去，反问：“马老，延安整风时你在重庆吧？”
“哈哈，正在和蒋介石吵架。他见我无情地揭露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内幕，就想把兄弟撵走，给了个赴美考察的美差，还答应驻美全权大使的高官。兄弟不买他的账，就发表了那著名的三点严正声明：一、值此国难当头，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大骂‘娘希匹，这个马寅初不识抬举，叫他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把我抓起来了，是周恩来先生出面解救出来的。”
江说：“马老的三点声明在延安的报纸登出来后，反响很大，都说是一身正气，敢怒敢言，浩然长空。还有人作诗赞颂呢。”
周培源发出一迭声的感叹：“唉唉，旧中国，旧中国！我也几次到英国、法国去出席学术会议，可那时候人家不管你学问大不大，只要看见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就当成东亚病夫，连你的公式理论也一文不值了。现在不同啦，解放后我已经出过两次国，听洋人议论‘中国的，中国的’，分明感到是在尊重你，称赞你。过去受歧视，现在受尊重。我常常想，不是因为我周培源变了，而是由于我身后有一个站起来的中国！”
这时候三人已经来到西长城的高处。站在垛口回首远眺，苍廓的天宇下，古老的长城倚山势逶迤而去，远及苍海。世纪的风云并没有摧毁长城的雄伟和庄严，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现在的长城内外，确有一个站起来的中国。
江隆基的两侧站着两位学术泰斗，恰好一文一理，在北大乃至中国是难得的人才，他想，依靠这样的栋梁之材，在未来的岁月里，完全可以再造一座新中国的万里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