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老人我是知道的。最早是从语文课本里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老山界》中“认识”他的，因为他就是《老山界》的作者。后来又知道他是“文革”前历任多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文革”大动乱伊始，他被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成员而遭受迫害，经受屈辱却刚正不阿，以无私无畏的形象令世人肃然起敬。对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在我读大学其间的1979年，我在《光明日报》读到他写的《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因为这是我读到的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早不点名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的言论，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略的。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庐山会议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我清楚地记得，上课时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发表议论，指责他的文章中的这些观点是对毛主席的大不恭。
我接过黄玉香大姐给我的书，读了起来。
从陆定一老人的这篇《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中，我了解到，唐义贞是老人的亡妻，湖北武昌人，她从十七岁开始参加革命，与陆定一在莫斯科结婚，回国后担任中央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1935年牺牲于闽西游击战争中。
在老人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唐义贞烈士，所生两个孩子。
第一个是女孩，名叶坪。1931年12月30日生。长征时寄养在雩都。对这个孩子，我尽了力，从1937年找起，到现在没有找到，看来已经无望。如果她在，应该是50岁了。
读到这里，我的心狂跳不已。
“叶坪”！我的母亲不是称为“野萍”吗？“叶坪”——“野萍”，两者谐音何其相似，至于“野萍”这个称呼也是根据张德万当时称呼母亲时的发音模仿来的，且是口头的称呼，到底是哪两个字，无人知道。“野萍”是我后来揣摸着猜想的两个字。父亲即曾把这两个字猜想为“一品”。母亲的这个称呼，从那时起一直叫到现在。母亲后来在户口簿上起了个名字“张来娣”（含“张德万带来之女”之意以示纪念），但除了文字使用外，村里人还是称她为“野萍”。“野萍”、“一品”或许就应该是“叶坪”！
“长征时寄养在雩都。”“于都”以前就是写为“雩都”。
寄养的时间是在“长征时”，我母亲来我们村时正是1934年11月份左右，即祖母所回忆的“掘蕃薯的时候”。
从年龄上看，老人写这篇文章时是1981年，这一年，我母亲正好也是50岁，与文章所说相吻合。
一股激动的情绪如电流般贯通我的身心。我豁然感觉，岁月的谜也许可以揭开了——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也许就是唐义贞烈士，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也许就是陆定一！
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继续读下去。
第二个孩子是男孩。他生的时候，我在长征途中，没有看见过他，对他一无所知。经过46年，才查清楚他生在长汀四都圭田乡范家。他的养父范其标同志，是红军残废军人……1980年9月，我请他们全家到福州团聚。
啊，这又是一段悲欢离合的情节，这段情节，很快被证明同属于我所叙述的这个故事。
读完老人的文章，我的心绪十分复杂。如果真象我猜想的那样，唐义贞是我的外婆，但她早就牺牲了，再也不能见到她了。想到这些，我的心头泛起悲伤。同时，我的心情也异常激动，如果母亲真能证明就是叶坪，就会有一个明白的身世，以免终生抱憾。而且父女还会有团聚的机会。
第二天，我的心情稍稍平静些了，觉得事不宜迟，应该赶紧给老人写信。
我斟酌一番，提起笔来。
尊敬的陆老：
您好！冒昧给您写信，打扰了，请原谅！
昨日偶然之间我读到您的一篇回忆录《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收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丛刊《风展红旗》第二辑），我的心情异常激动。这不仅是因为唐义贞烈士对革命忠贞不二的高尚品德和可歌可泣的英勇献身精神极其动人，还因为读到此文勾起我对我母亲身世的缅想。
接着，我将我所知道的母亲的身世在信中介绍了一番，并提出我的猜想：“根据这些材料分析，我觉得我母亲与您文中所讲的您未能找到的女儿叶坪可能是同一个人。”我还写下了据以判断的三点根据：第一，名字相同；第二，寄养的时间相同；第三，年龄相同。然后写道：
……我长大后听说了母亲的这些事情，为此感到非常遗憾。每每想起此事，我就会对着茫茫大地、芸芸人世发问：我母亲的根在哪里？我们身上的另一半血脉的源流呵在哪里？给我们这另一半血液的亲人呵在哪里？……
昨日读到您的回忆文章后，又勾起了我的这番心思。我细细看了您写下的关于女孩叶坪的情况，得知您仍没有找到她。我惊异于“叶坪”与我母亲的相似之处，我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因此就决定提笔给您写信，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要想确证我母亲是否是您的女儿，虽然有些中间环节难以查证，但可以靠科学技术来解决。前些时候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可以用检验血液的办法来确定孩子的亲生父母的报道，是否可以一试？
陆老，我只所以冒昧给您写信，目的在于寻根。此根若寻不着，是我母亲的终生憾事，也是我们全家的一大憾事。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血缘纽带，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再则，若我母亲真是唐义贞烈士与您所生之女并能得到证实，也就能告慰烈士在天之灵——烈士英灵不朽，后继有人！
信写好后，我立即用挂号寄往北京。
或许，岁月留下的谜可以揭开了。
真的，寄出信后，我产生一种朦胧的预感。
第三节另一个漂泊与寻根的故事
信发出去后，接下来是焦灼的等待的日子。
等待的日子总觉得那样漫长。
发出信后，接着学校就放暑假了。我去广东佛山市参加了一个会议。会后回了一趟乡下的家里，将我写信的情况告诉了父母，他们知道后自然心里也都非常激动。同时，我进一步了解了当年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个暑假过去了，新的学期又开学了，依然没有什么消息。
天气一天天变凉了。我的心也慢慢冷却下来，甚至对向往的事情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然而，在这个年份的又一个“掘蕃薯的时节”，我的信却有了回应……
1987年11月1日，我们村来了几个陌生人，他们寻问着找到了我们家门前，说是要找我母亲。
我母亲那时候正在菜园里浇菜，听说家里来了人找她，却不知道来的人是谁。我的父亲这时已调到乡政府工作，不认识的一些乡里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来，我母亲接待他们是常有的事。这回母亲估摸来的又是这样的人，于是匆匆赶回。她见来人有四五个，都是男的，她连忙放下水桶，开了门招呼他们进屋。
就在这个时候，她与其中的一个人的目光相遇了，不知咋的，母亲的心猛地一怔：这个人，怎么好面熟、好亲切，怕是在哪里见过。可是，在哪里见过呢？
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她见到的这个人便是陆定一老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他与唐义贞烈士所生的第二个孩子。
他的名字叫“陆范家定”，人们也称他为“小定”。
小定——陆范家定，这年53岁，却已是满头白发。
当他在母腹中的时候，就与父亲分离了。他生下一个月后，又与母亲别离，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六年骨肉离散的坎坷生涯。
让我们转到另一个漂泊与寻根的故事上来。
在福建长汀县四都乡境内的崇山峻岭中，座落着一个小村子：圭田村。村子里有一个三口之家，即相依为命的范其标、陈聪秀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范家定。
范家定从稍稍懂事起，便从村子里大人们的言谈中，隐约觉得自己有着同村子里的一般孩子所不同的身世。
但他并没有在意，爸妈亲他哩。村子里的人家大都很穷，村里的孩子也就极少有读书的。范家定长到八岁时，虽然家里也穷，但爸妈咬咬牙还是送他进了私塾念书……
令范家定迷感不解的倒是另一件事：逢年过节，爸妈都要在饭桌上多摆放一副碗筷，留个座席，可那副碗筷却没谁来用。他问爸爸这是怎么回事，爸爸一脸的庄重，说：“我们等一位亲人，这位亲人外出未归，我们等着她归来……孩子，等你长大了，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范家定长到十五岁，全国解放那年，大年夜，饭桌上又多摆了一副碗筷和酒杯。范家定感觉席上的气氛有些沉重。爸爸在那个酒杯上斟满了家酿的米酒，端起来，郑重地交到他的手上，神色肃穆地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洒到地上吧！”
范家定虽然疑感不解，但还是照他的吩咐做了。
然后，他指着上首的那副碗筷，刚开口已是泣不成声：“这是为你的亲生母亲摆下的。我们一直等着她回来呀……孩子，该让你知道了，我们没有生过你，你的亲生母亲是红军里的人，1934年11月20日在我们家生下你，快满月，她就走了。她没说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只给你起了个名字‘小定’，并说：‘母子如能相会，孩子是我的人，也是你们的人。如果我不能再来，就说明我牺牲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她一走，这么多年了，全国也解放了，她怕是真的……牺牲了。”
范家定——小定怔怔地听着，恍惚如在梦中。
范其标慢慢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你母亲姓唐，是由一位50多岁的老婶子陪同到圭田来的。老婶子龙岩人氏，你母亲称她为嫂嫂。她们住在我们家，第二天，你母亲就生下你。生下你的第三天，我从汀西县保卫局驻地回到圭田乡苏维埃执行公务。你母亲一见我回来，知道我就是范其标后，便告诉我她生了个男孩，并说打算把孩子送给我。当时我听了感到很突然，也为难哩——没奶水怎么带孩子？就建议她找一个有奶的人家托养。她听后流了泪，然后用很坚定的口气说：孩子只能给你们夫妇，不能给其他人。没奶可以请奶妈。看她信得过，我们就答应下来了。因而你出生的第四天，你母亲就将你抱给我们请奶妈抚养，并给我们定了张字条，是用中文和外文两种文字写下的她湖北老家的地址，说以后可以写信联系。这张字条后来藏来藏去弄丢了。我们不识字，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地址，只记得个大地方——湖北武昌。收养你的第二天，我要返回保卫局。天气冷，她将一条布毯用一个布包裹包好送给我卸寒。你母亲坐月子期间常常流着泪对我们说：她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平平，在瑞金沙洲坝时送人了。她总是念叨：‘我也舍不得平平呀！’你刚满月，局势就紧张了，白匪已逼近圭田，你母亲就由圭田乡苏派人送走了。一个月后，陪同她来的那位老婶子又来过一次，说：‘我年老了，受不了奔波，要回家去。孩子他母亲叫我顺便来看看孩子。她跟队伍走了。’她住了一宿，第二天带了些干粮走了。从此，你母亲和老婶子都无任何信息。”
（后查明这位老婶子乃邓子恢的母亲杨老太太。）
范其标还总以为小定还有一个哥哥叫“平平”，因为小定母亲说了句“还有一个孩子平平”，在汀州客家方言中，“子”便是“儿子”。因此长期来，小定也以为在他前面还有一个哥哥。
范其标还为小定找出了当年他生母的遗物：一条布毯，一个布包裹，一个铜脸盆。
物在人去，见物更思亲——生我养我的亲人哟，你们在哪里？茫茫人海，何处才能觅得你们的踪影呢？
小定常常对着亲人的遗物怔怔地出神，想从中感受到一点亲人的气息，但触发起的却是那无法言说的痛苦。
他也曾给湖北方面去信，但无任何线索。
有一日，小定又翻出了那个布包裹。他惊异地发现，在这个蓝色布包裹上，有着隐隐约约的字迹。他仔细辨认，但看不清晰。
若能看清这些文字，或许它能提供些什么，甚至是极为重要的线索。
养父告诉他，这个布包裹原来是白色的，上面确有毛笔写的字，他们不识字，却怕这些字会暴露什么，被白匪发现引起麻烦，便把它染成蓝色，将字迹掩盖了。
怎样才能使文字重新显现呢？小定四处求教，直到1959年初，小定在县公安局协助工作，治安股的一位同志启发说：不妨将布包裹浸在漂白粉液中，褪去蓝色，字迹就可能显现出来。
他这样做了。果然，他惊喜地见到这样几行竖写的毛笔字：
送胜利县平安区琵琶龙乡卫生材料厂
唐一真同志收
内有衣料两件
重一斤半一九三三、五、六号
上面还有一个邮戳，但已模糊不清了。
“唐一真”，莫非这就是母亲的名字？显然，这块布包裹是由另一个人寄给母亲的。寄包裹的人是谁呢，是否就是那不知姓名的父亲呢？胜利县在什么地方？查遍中国地图，也不见有“胜利县”呀。（后来才知道那是苏区时设置的一个县，在现在的于都县境内的银坑乡一带。）
根据这些线索，小定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亲人的过程。
自1959年3月至1962年4月间，小定先后分别函询江西省瑞金县公安局和县人民委员会、邮电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湖北武汉市公安局、福建省人民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等单位，也曾写信给张鼎承等许多老同志，请求帮助查找父母的情况和下落，但都查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