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令如山
汪海喜欢大海。
每当面对大海，他总会想起黑格尔在100年前说过的那段话：“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人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汪海也想超越。
但超越谈何容易！
80年代初，当在计划经济“摇篮”中长起来的国有企业有如梦中初醒般正摸着石头过河时，“双星人”却在具有超前意识的汪海的率领下，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勇气，冲破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束缚，率先在国有企业中第一个下海闯进市场，开始了艰难的创业跋涉。
1982年，橡胶9厂被断奶之后，成为青岛市国营企业第一家实行“自营自销、自负盈亏”的“双自”企业。即是说，过去吃了几十年的皇粮，一夜间已被断掉。今后的路，只有靠自己走。
扑面而来的现实是残酷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汪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一份备忘录里。
这份备忘录这样写道：
中国改革前的国营企业几乎都是畸形的，是生产的巨大与经营（狭义的经营）的侏儒不和谐的结合体。一面是生产过程的大而全，小而全，而这巨人却过度虚弱，没有活力；另一方面是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及在企业机体中的反馈功能严重地先天不足。在国家用计划经济的拐棍支撑着两者的平衡时，矛盾尚不觉得十分突出，一旦撤掉支柱，这个畸形人立即会失去重心，而无法正常行进……
是的，尽管“双星”产品已被源源不断地开发了出来，但市场销售状况却不尽人意——百货站不包销，自己又没有经销能力，于是造成的现状是：生产越多，亏损越大。
汪海当然知道，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就只有一条路，即面对市场，把市场作为企业的最高领导；让市场作为检验企业一切工作的标准。
但面对的竞争对手却十分厉害：东南有“上海回力”；华北有天津运动鞋“双钱”。这两支劲旅几十年称霸南北，名声显赫，想让对手让路，谈何容易！
何况，这两个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恰好对青岛南北夹击，形成一个扇形包围圈。而在南方的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三资企业，更像雨后春笋，数不胜数。他们以外来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为优势，以美观、新颖的旅游鞋覆盖了市场。其发展趋势，咄咄逼人。
而双星却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内部组织机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全厂27个科室，有的与生产经营严重脱节，徒有其名，失去了功能。三四百名干部，靠工人的血汗养着，高高在上，人浮于事。相反，对于市场信息的捕捉、产品的设计试制、产品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面向市场的工作，却没有专门机构负责。照此发展下去，如何了得？
于是，为适应市场的需要，为解当务之急，汪海决定：大刀阔斧地对企业进行一场综合配套的机构改革。
汪海的第一刀，是砍向厂里的安全科。
党委会的决定公布的当天下午，汪海就找安全科的正、副科长谈话。
科长一下子就把汪海撞了回来，说：“安全科的建制完全是按照上级的规定。如果现在部里、或者省里、市里有撤销工厂安全科的决定的话，我们没有话说。”
汪海说：“你要上面的决定，没有。但是让你们合并是党委会从实际出发做出的决定。希望你们能够理解，顾全大局。”
第一次谈话，对方不服。
当晚，汪海又找他们进行第二次谈话。
但对方的态度仍然强硬，拒不执行。
为什么？有靠山。
这个安全科将近20人，基本上是一些领导的亲戚、子女、关系户。他们占据着临街的办公楼整整一层的房间，一人一个办公室，连会议室都有七八十平方米，而且专门配有打字员、放映员。但九厂从建厂以来，他们却从来没有给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工人发过工作服，连手套也不发。工人仅有的一条围裙补丁摞补丁。到大夏天，三车间的女工们都光着膀子干活。相反，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养尊处优的人倒有工作服穿，冬天还自己给自己发棉衣棉鞋。工人对他们真是又恨又怕又无可奈何，背地里把这个特权小王国称为“超阶级科”。
第二次谈话没谈成，汪海就火了。他说：“你们这些年来，养了那么多闲人，占了那么多房子，可是你们对工人们做过什么好事？摆出来让我听听！”
两个科长当然摆不出来。
汪海又说：“给你们三间房子就够不错了，回去马上把楼层给我腾出来！”
对方却说：“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我们要集体上诉。”
“上诉到哪儿我都不怕！”汪海就是汪海，他当即发出死命令：“党委会的决定必须立即执行。明天下午6点以前，如不搬到指定地点，我就撤了你俩的职！”
党令如山，全厂为之震动。
所有员工的眼睛几乎都盯在了这件事情上，大家要看看，到底是是汪海的刀硬，还是上面有靠山的安全科硬。
第二天中午12点，安全科仍按兵不动。
汪海立即又召开党委会，决定罢免科室领导。
到了下午3点半，汪海派人上楼请科长下来，当众宣布党委会的新决定：正副科长全部免职！
安全科这才老老实实地开始搬迁了。
这一场斗争，虽然打胜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安全科不甘罢休，开始逐级上告，从市劳动局告到省劳动局，甚至惊动了国家劳动部，部里还专门派人下来调查此事。
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公司却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经过40多天的调整，开窗凿门，装修出700多平方米的营业场地。5月8日这一天，楼上招待所，楼下百华店、胶鞋展销部、饭店正式对外开业。这是当时青岛市企业走上以产品为主、多渠道经营的第一家。
汪海认为，企业改革，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在人的问题上就看你敢不敢动真格的。
只有先解决了人的问题上，你在市场上才能有所作为。所以，他提出：“企业管理部门最大的职能是什么？说一千道一万，只有一条，就是为市场服务。”
接下来，汪海将厂里原有的武装部、安全科、保卫科、车管科四个部门，合并为一个武保安全车管处；技术科、质量检验科合并为技检处；厂办与党办等行政部门也归并一起。这样，原先27个科室一下子精简为17个，管理行政人员也由占全厂职工的11.8%缩减为7.8%，不仅大大精干了干部队伍，还克服了以往部门之间的扯皮、内耗等问题。
“我们要进入市场，要做双星人，使我们的产品进入世界名牌产品，没有一个好的干部队伍是不行的，一个腐败的干部队伍是带不起一个好的双星人的，只要我们的干部队伍不腐败，双星人不腐败，我相信，我们双星赶超世界名牌，赶世界水平，不成问题。”
——汪海如是说。
2.不靠关系靠竞争
大刀向旧体制砍去，需要勇气。
汪海这条山东汉字，有这个勇气。
汪海大刀阔斧，在橡胶九厂率先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体制改革：在企业内部分家放权、分层承包、分开算帐，把各生产车间和辅助部门改变为分厂，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在一次全厂干部职工大会上，汪海还公然宣布：
“干部职工没有界限，谁能耐大谁来坐交椅。而且这个交椅不再是铁的，干得好则干，干不好将由群众评议，厂里重新聘任。”
汪海的这一“刀”，砍得有些猛，也很突然，以致让一些既得利益者惊慌失措，恼羞成怒。为了不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某种“特权”，他们开始对汪海群起而攻之。于是，一时间里，汪海成了众矢之的。
汪海当时面对的，是七种势力：
1.部分有失落感、有意见的退居二线的老干部；2.“文革”中诞生的造反派；3.个别靠歪门邪道向上爬，如今被截断了路子的人；4.观念陈1日，在计划经济的旧模式里生活惯了，如今却跟不上形势而受到冲击的反对派；5.上有靠山下有根底、长年无人敢管敢问的人；6.长期不干活，整天混日子的懒汉；7.因庸庸碌碌，能力平平，而被精简机构撤换下来的部分基层干部如果仅仅只有这七种反对势力，倒也罢了，但偏偏还有来自主管部门的责难。有领导发下话来，说：“国营企业哪有这么干的？汪海无视国家劳动人事制度，把橡胶九厂搞得乌烟瘴气，成何体统！”
紧接着，又给了汪海一个下马威：橡胶九厂改革两年来所取得的某些先进称号，被统统取消了。
汪海急了，说：“他娘的，那个先进咱可以不当，那个名咱也可以不要，但既然我穿了自己的鞋，就要走自己的路。谁是企业的官？市场——市场才是企业最大的一个官！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站不住脚，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胡扯！”
作为一个改革者，汪海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来自上级部门的刁难。
但他必须去面对，必须去承受。
事后，汪海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搞机构改革，我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对得起。如果我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双星。
橡胶九厂过去遗留下的问题很多，尤其是人的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局，你弄不好就会中箭落马，顷刻覆舟。斗争一直就是你死我活的。虽然，我每干一件事，都要先研究他们要抓我会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我也很清楚，在中国，要整倒一个改革者，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根据我的经验，有两条我认为非常重要，处理不妥，你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倒了。一条是你作为企业家，能否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一条是与女人的交往要特别注意分寸，也就是说，别装错兜，别上错床。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他们任何人都抓不住我的把柄。
“人的一生要有意思，还是那两句话，困境中要自我感觉良好，工作中要自己拿自己当骨干。像我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思路，有很多人是看不惯的，他们面对你的时候就感到不自在，假如我迁就、妥协的话，那也就被压制完蛋了，什么事也干不成；反过来讲，我这样的性格和思路，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也更难受。”
1985年6月，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青岛市委本着企业的需要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打破红头文件的规定，破格是拔汪海当了九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这在当时青岛市所有大企业中，汪海是惟一一个没有大专文凭的厂长。
然而，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汪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更大的气魄，提出了破除企业内部“新三铁”的口号。
所谓“新三铁”，一是指盘根错节的“铁关系”；二是指旧体制中的条条框框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铁栅栏”；三是指人们头脑中落后于改革的陈旧观念所形成的“铁锁链”。
这“新三铁”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铁丝网，把橡胶九厂罩得严丝合缝。谁要想赢得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必须挣破这个网。否则，只能在网中束手待毙。
为什么要打破“新三铁”？汪海说，在旧体制下，衙门太多了，企业要想做些事，无论哪一个衙门只要你没把头磕好就别想办成事。80年代我们为了打入国际市场，准备投资建一幢出口鞋大楼，光是审报就花去了两年多时间，结果还批不下来。反正你盖不够36个公章，趟不下48条路子，就甭想办成。我想如果按常规的审报手续，求那些衙门里的官老爷们一个个开恩，那国际市场上的黄花菜早就凉了。
时间不等人，只有加快速度，自己先干起来。
是的，“新三铁”不仅仅是我们体制中存在的弊病，还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而成的陋习，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破除。它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才能被新意识、新观念、新法则以及新型关系逐渐取代。
但像汪海这样的人，决不可能因为它根深蒂固就不去抗争。因为他深知，这“新三铁”最大的危害是造成内耗，让你朝后看，让你原地踏步，最后让你动弹不得。你要想轻装前进，就非得过五关斩六将不可。
所以，在那段艰难的时间里，汪海的精力一半要干事业，而另一半还得要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以想象，戴着镣铐也要跳舞的汪海，该有多难！
3.“主人”、“仆人”谁管谁
众所周知，建国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高喊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仆人的口号。
但多年来，在多数的国营工厂，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等，似乎都是针对工人制定的，而干部们则随心所欲，不受约束——他们上班可以喝茶，可以聊天，可以看报，甚至，可以谈情说爱，可以迟到早退，可以上街逛市。
于是一个问题便提了出来：在工厂，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主人体现在何处？仆人又该尽什么样的义务？主人的含意到底是什么？
汪海对此，感触最深。
一次，他在党委会上说：“没有全体职工参与的企业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只能是纸上谈兵。”于是他建议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民主管理委员会。实行职工代表常年轮流脱产参与管理的制度，随时随地监督评议企业干部。凡是在工作中不称职被委员会多次点名，或在关键问题上贻误战机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干部，一律就地免职。
他说：“我们党组织不能代替职工进行民主管理，而要组织、支持他们的工作，使工人们真正体会到当主人的含义。”
民管会一成立，首先把管理部门，特别是中层领导干部的劳动纪律作为第一炮来打。汪海仅一天考勤，就查出6名干部迟到早退，4名干部擅离岗位。
他让民管会将此考勤情况公布于众，点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