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厂哗然。汪海怎么了？他想干什么？这次卖鞋成功的事实，不是证明老产品在农村和边远地区还很有市场吗？再说要上新产品，企业有限的资金、原料供应、设备负荷以及技术问题谈何容易？人们觉得汪海能干是能干，就是胆太大，尽说大鼓词。
汪海心里却有自己的一本账。他冷静分析了当时全国制鞋业的形势：全国国有大中型胶鞋企业有300多家，实力都相当雄厚。天津市的大中华橡胶厂、张家口橡胶总厂的实力都相当雄厚。而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区个体的、集体的、合资的制鞋企业已发展到3000多家，深圳地区也有2400多家，其数量还在往上增长。而浙江温州一带就更别说了，他们在推出新产品的技艺和速度上更是压倒群芳。在这种格局下，全国鞋的年产量已达到10多亿双。橡胶九厂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必须另辟蹊径。如果不开发新产品，不开辟出一条新路，就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目标已定，大话也已说了出去，但是具体的措施，却还是一张白纸！怎么办？前途一片茫然。
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变得焦灼暴躁。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生怕惹得他发火。
一件小小的事情终于激发了汪海的灵感：有一天，他在计划科看到有的职工为厂里加工鞋盒，便问：“你们怎么干上鞋盒了？”
工人回答说：这是外加工。
他脑子里突然爆出火花，鞋盒能搞外加工，难道老产品就不能扩散出去让别人干吗？想到这个绝妙的主意，多少天来的压力顿时烟消云散。他强制自己守口如瓶，先悄悄带人“微服私访”。
当时，乡镇企业还没有完全起步，广大农村除了拥有地皮和剩余劳动力外，在设备、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都很落后。有的厂家苦于没有活干，摇摇欲坠。
汪海转了一大圈回来后，便把自己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
他在厂领导会上说：“在乡镇企业建分厂，把老产品逐步扩散出去。这样，总厂的能源、设备、人力、物力就可以集中起来上新产品。这条路子咱一不需要上级投资贷款，二不用市里拨煤拨电；实施以后既可保住原有市场，又可开拓新的道路，给企业带来效益，并且也扶持了乡镇企业。”
他热切地等待大家的反应，满以为自己的豆子倒在了热锅里准能发出一阵爆响来。然而，得到的却是一片沉默。
沉默往往是最含蓄，也是最执拗的反对。
在烟雾缭绕中，人们思考着两个问题：
一、在中国的国营企业中，有谁这样干过？
二、与乡镇企业联营，国家政策许可吗？
结果，汪海成了孤家寡人。大家的态度很明确：
这样做一是危险性太大，二是扶持了竞争对手不合算。
没法再谈下去了，汪海只好宣布散会。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会后，有人拿他在干部会上的这个提案，做起了文章，四处煽风点火，一下子在全厂引起轩然大波。
“汪海真不是个东西，厂子好不容易挣回来点钱，他又想折腾给别人，把咱碗里仅有的一口粥都给泼没了。”
“哼，他可不管咱们有没有粥喝，他只顾自己跑出去吃大鱼大虾，肥了自己，害了百姓。”
更有甚者，直接骂他是“卖厂贼！”
这时候的汪海，想到了职工代表大会，他希望工人们能理解他的这一方案。可是没有想到职代会提了210条意见，其中182条，都是指责他的这一设想是卖厂。
回到家里，一向温柔体贴的妻子黄淑兰也沉不住气了，劝他不要没事找事。
难道真的错了？
做事开头难，这事儿还是要和上级主管部门打个招呼，赢得他们的支持。唉，谁让咱们是国营企业呢？汪海跑到上级机关，话刚和人家说到一半，就见对方合上了笔记本，那眼神分明是在说：汪海，你真能异想天开啊！
这一下子将他从兴奋的顶点跌落到苦闷的深渊。
但深陷四面楚歌中的汪海并未罢休，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欲望，迫使他大胆决定：只身闯市府！
想要见到市委书记并非易事。他要说服警卫放行，要说服秘书引见。他拿出一股蛮劲费尽口舌，终于见到了市委书记刘鹏。
刘鹏和蔼地接待了这位工厂的党委书记，听他讲明了来意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思路。他把秘书叫来坐在一旁记录，然后说：“你谈的事情很重要，请接着讲。”
刘鹏在出任市委书记前曾担任山东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对企业改革的宏观走势自然有着高屋建瓴的眼光。他听完汪海的汇报后，方脸膛上焕发出光彩，兴奋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的领导，都能像你这样大胆地去想，深入调查，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你放手去干吧，先搞个试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得到市委书记的支持，汪海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捧着这柄尚方宝剑，兴冲冲地回到厂里，组织精兵强将，向广阔天地进发了。
汪海进发的第一目标是黄岛。黄岛位于胶洲湾的西海岸，与青岛市区隔海相望，被称为“海西”。这个岛靠海边有个薛家村，村里的农民世世代代以捕鱼捞虾为业。责任承包制后，他们集资办了一家工厂，名日橡胶厂。厂名听起来很气派，实际上它的规模只是个小作坊。几排趴在地上的小瓦房，里面转动着几台老掉牙的机器。工艺管理落后，原料来源不足，市场销路不畅，连年亏损，债务累累，成了镇里的一大负担。但就在这时，1984年6月，甘霖从天而降，汪海出现在了黄岛面前。汪海的手和这个厂的厂长薛吉胜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从此，奄奄一息的黄岛橡胶厂被改造成为九厂下属的二分厂。
薛吉胜怎么也没想到，6年以后，他这个农民竟然在全国人民面前露脸了。1990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跟随汪海，以企业家的身分出现在演播大厅里。当他手捧鲜花，面对摄像机时，他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他忘不了，汪海渡海而来，言传身教，使他增长了很多企业管理的知识，渐渐有了一套企业主管所具备的经营头脑。
他忘不了，计划科长刘守芳拖着病弱的身子进行工厂的改建工作。在挖地下烘干房时，突然出现大面积渗水。刘守芳毫不犹豫地挽起裤腿，跳进坑里，同工人们一道向外清理泥水。在他的带动下，工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只用了45天。而老刘却被累垮，送进了医院。
他忘不了，九厂的设计人员来了，帮助他们设计模型，设计鞋面结构，设计花样；九厂的技术人员来了，帮他们培养原材料化验员、胶料半成品快速检查人员、成品检验员；九厂的财务人员来了，帮他们建立了科学的原材料消耗定额、生产人员的工时定额。
而且，支援源源不断，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全面，从理论到实践，从物质支援到人才培训，使得他们全部抛弃了过去的旧套子、旧路子，从债务和亏损中挺起了腰杆子，向着效益不断迈进。从1983年到1986年，仅用了3年时间，就形成了以生产布面胶鞋为主，年产100万双鞋和其他橡胶制品的生产规模。
如今的薛家岛，已发展成青岛远近闻名的双星村了。当年土头土脑以捕鱼摸虾为生的农民们，如今穿着自己生产的鞋，跺跺脚、拍拍胸，自豪地向人们宣称：“咱是双星人！自从踏上了双星这条路，咱走得豪迈，走得让人羡慕。因为咱的背后，有一座大山。”
汪海还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山东10个县、一个市建立起了13家联营分厂，一年加工鞋帮和制鞋的产值加起来可达1亿元。
与此同时，他们的脚步还走向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在西双版纳和乌鲁木齐也联营办了分厂。
到了1985年，当党中央提出了企业横向联合后，9厂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汪海搞的老产品扩散不是跟这一个意思吗？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看来，当年汪海这个“卖厂贼”，对了。
总比别人先走一步的汪海，这次又比别人先走了一步。
这一步，成为双星后来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3.敢卖就敢夸
我们长期喜欢讲“阶级斗争，并乐此不疲。”
然而历史走到今天，当你一旦进入市场后，你便会惊奇地发现，阶级的概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是模糊不清的。
市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营，靠的是竞争，而不是空喊口号，搞政治运动。作为党委书记的汪海，脑子里天天转着“市场”两个字。就在九厂生产转入正轨，新开发的“双星”牌产品在流水线上源源而出并走向市场时，一件小事，却让汪海羞愧得无地自容。
为了打市场，汪海带队风尘仆仆地来到大西北一家百货商场。商场经理发现这几个外乡人站在鞋柜台前指指点点，向售货员问这问那，便好奇地询问道：
“请问客从何来？”
汪海告诉人家：“青岛橡胶九厂。”
经理噗嗤一声乐了：“啥？香蕉酒厂？香蕉酒厂打听鞋干啥？”
“我们是做鞋的呀。”汪海指指柜台里的鞋。
“怪了，香蕉酒厂不做酒，反倒做起鞋来了？这改革改到这个份儿，莫非我是跟不上形势了？”经理叹了一口气，头一摇，走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人家不了解情况，只是说说而已，但汪海的自尊心却被深深刺痛了。走出商场好长一段路，汪海都默默无话。丢人啦！
青岛橡胶九厂从1921年建厂到解放后成为国有制鞋大企业，算起来做鞋也做了几十年了，可企业至今无人知晓，产品更是名不见经传。现代经营与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是密切相关的。先别管产品行不行，人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怎么行？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句话过去一直是贬义，现在恐怕得重新评价这王婆的才能，因为这老太太最起码懂得一条经商之道——宣传。
回到青岛的路上，汪海边走边想：我们本来就是做鞋的，我们自己不宣传，谁替我们宣传？何不在新开发出来的“双星”牌产品上下些血本呢？做广告？
花钱多效果未必好。现在很少见有什么企业在自己产品上开新闻发布会，不如多请来一些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几杯清茶，一顿饭菜，让各报发个消息。这样既省钱又见效快，宣传范围也广。
主意一定，汪海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让宣传处起草消息稿，四处打电话，请人。汪海说，咱们这可是开了企业的先例了，发动各种关系，要请就请最好的，请中央的，请省里的，请市里的。
于是，1984年11月4日，全国第一个由企业自己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青岛市橡胶九厂首次开场了。到会的有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工厂日报、中国体育报等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43家。
会上，各路记者，被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山东汉子的口才吸引住了。汪海向记者们作了《立志改革创新，增强企业活力》的专题发言。他首先讲：“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可以断定竞争将日趋激烈。”
作为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信息、宣传显得愈加重要。
可以说，新闻媒介是企业的千里眼、顺风耳，得到新闻界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新闻界，扩大我厂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建立强大的国内外信息联络网，真正让‘双星’创出名牌，占领市场，这是我们企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记者们没有想到这位有着“全国首届10大企业家”头衔的人物，肚子里竟有如此一些道道。而汪海在这次会上，大放异彩。他向记者们详尽地介绍了企业的改革情况和未来规划，并领着他们参观了车间和产品。最后，他捧出了新开发的“双星”牌胶鞋送给了记者们。
他特意声明：“我可不是送礼，而是请你们试穿，三个月后必须返回质量信息。”
记者们满意而去。
有人说：“汪海卖鞋，敢卖也敢夸。”
汪海闻之，哈哈大笑：“效果不错吗？”
整个会议最后一清账，包括所送的鞋在内，共花去了7000元。
按说，汪海这仗打得挺漂亮。但第二天兴冲冲地去上班，却发现周围人们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
他召集部门领导开会，会却开不起来；他想问问自己的得意干将，干将们也借故避而不见。
这是怎么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记者座谈会刚降下帷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开始整起了他的黑材料，连夜向上级告他的状：
说他办了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假公济私，捞取功名，大吃大喝，浪费钱财……
汪海一听，火了：妈的，这不是胡扯淡吗？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做事没事，做事就要出事。我开发布会是为企业，我自己又没花一分钱，怕什么？虽然由企业自主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前没有人干过，上面的红头文件也没做过此类规定，但是，与其他花钱打广告宣传企业的产品一样，有什么不对的呢？他认为此举符合中央提倡的改革精神，决定不予理睬。
不过还得把工作做通。他把那些吓得躲到一边去的干将们找了来，狠狠地训了一通：
“想不到遇上这么点事就把你们吓得缩回去了，那咱们还怎么一起为企业打天下？天大的风险，由我汪海一人承担，你们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我就不信，几个小泥鳅能翻起大浪来！”
接着，汪海又说道：“我是花了7000元，可都是为了企业的市场宣传。为企业走向市场、占领市场，我行使的是正当职权范围内的厂长基金，能有什么错？天塌不了。这些人狗屁不懂啊？由着他们去折腾吧！”
汪海低估了那些人的能量。
两个月后，上级部门突然下决心，要解决汪海的问题。
市纪委和橡胶公司组成调查组专门来到厂里，要调查汪海上任以来违反制度的一系列“腐败”问题。
但就在调查组跨进厂门的那天，汪海却怀揣着印有“厂长”字样的名片，前往机场，要到日本去考察。
“我们来，他却走，什么意思？这汪海也太目中无人了！”被凉在长门口的政府官员们大为光火，难下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