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地移动冻僵的双脚，
在雪上疾走，
企图踏着雪上的，
硃砂似的同伴的血迹，
去追索仇敌的血，
他所极力渲染的正是冰天雪地之中的先行者的硃砂似的斑斑血迹。这样的美，让人警醒。
他们的许多诗作，都可称之为战斗的史诗。如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胡征的《我回来了》，方然的《报信者》。《报信者》中，同样有动人的群众生活场面的描绘：紧张的生活，紧迫的环境，报信者没有忘掉要给那些想念着情郎的少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他们所承担的使命却是极为神圣的：就在昨天夜里，我们底大队人马呀，就从冰上开过去了！冀汴的《跃动的夜》也是一首雄壮的、而且足以给暗夜抹上瑰丽色泽的诗篇。在防空壕里蜷伏过两小时之后，仍然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跃动的夜。一切，都在夜中迎着光辉。夜市的灯火，繁忙的码头，展现了那些平凡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对于抗战的热情，特别是最后描绘的子夜时分诗人越过那狭小的田径，走向那黑色屋檐下的我温暖的巢穴。他在那里听到纺车的声音和推磨的声音，更是一种富有暗示的形象。不可遏制的力的倾流，以及唱着劳动之歌的马达的暴跳，一切都迎着光辉：遥远处，将有火的跳跃，血的流奔。
在我国新诗的创立中，作为向着文言体的旧诗作战最力的，是当日初具规模、但还不稳定的自由体诗。这种诗体经过许多前辈诗人的身体力行，当日已经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如今看来，早期的自由体诗较为成熟的典型应推周作人的《小河》但总的说来，它们往往带着矫枉过正的幼稚，力求语言的平实，而趋向诗意的寡淡；加以对生活的提炼不够，使结构失之松弛；而且内在节律上也缺乏考究。久之，自然影响了新诗的威望。于是新月一派崛起而力主格律诗运动，他们往往忽视诗的内容之切合时代人民的脉动，而过于寻求诗的艺术形式的精深圆熟。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他们的主张自然地与时代产生了不和谐。这时，应运而起代表了时代强音的是艾青、田间等人。绿原在《白色花》的序中回顾了自由诗发展的事实是有说服力的：中国自由诗从五四发源，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到30年代才由诗人艾青等人开拓成为一条壮阔的河流。把诗从沉寂的书斋里，从肃穆的讲坛上呼唤出来，让它在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中接受磨练，用朴素、自然、明朗的真诚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这便是中国自由诗的战斗传统。《白色花》的作者们是这个传统的自觉的追随者，始终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这种在内容上强调诗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形式上以诗的散文美和内在的旋律为基本特征的自由诗运动，从30年代后期起始有一个蓬勃的发展。其间，由于胡风所创办的《七月》和《希望》等刊物的提倡（不应当忘记，胡风不仅是文艺理论家和文艺组织者，他本人还是诗人，他的《时间开始了》，以及近年发表的《小草对阳光这样说》、《雪花对土地这样说》都表现了诗人的才华），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写自由体诗为主的诗歌艺术流派七月诗派。这对中国新文学和新诗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理应引起人们的喜悦而不应是其它。遗憾的是后来发生了如今人所共知的事件。事件发生之后，连同自由体诗也遭到厄运。有的人把诗创作中本来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体诗的存在与提倡，认为在极少数诗人当中，资产阶级诗风有所滋长，民歌受到轻视，看不起自己的民族风格。显然，他们自然地把自由体诗排斥在民族风格之外，在他们看来，它理应属于资产阶级诗风，而民歌体（当然还有古典诗歌的传统）无疑要取消一切风格的迥异而求一统。这显然是一种偏狭的见解。不幸，这种见解一直占据着特殊有利的位置。而七月诗派的诗人们为繁荣新诗创作所作的贡献，一直遭到不公正的指责。
新诗的发展应当沿着新诗自己的传统所提供的经验向前推行，不应当随心所欲地强加给它各式各样的指令。某些业已下达的指令之所以屡屡碰壁，就是因为它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所提供的启示，它是主观的和人为的。新诗绝不应该返回到旧诗中去，也不应该返回到前些年那样的窄路上去。它应当容纳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风格，自由体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白色花》所表现的实力已经说明，它是新诗诸种流派中的雄健有力的一派。
尽管我们称七月诗派是雄健有力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而且应当代替其它的诗歌流派。它之不能替代其它流派正如其它流派之不能替代它一样。取法于古典诗词丰富经验以表现现代生活的旧体诗和学习古典诗歌写成的新诗，无疑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价值；民歌以及民歌体诗无疑亦将存在；新诗中一切格律体诗也将并行不悖地得到发展。现在可以把话题拉回到《白色花》来，诗集中阿塊的名篇《纤夫》对于纤夫劳动生活作了特殊的概括：
伛偻着腰，
匍匐着屁股，
坚持而又强进！
四十五度倾斜的，
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
动力和阻力之间的角度，
互相平行地向前的，
天空和地面，和天空和地面之间的人底昂奋的脊推骨，
昂奋的方向，
向历史走的深远的方向，
动力一定要胜利，
而阻力一定要消灭！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壮场面，它对于力的搏斗的永恒的描写，犹如这些参差不齐的诗行所表达出来的力量、呼吸以及人体动作的错落，它的延伸与短促所造成的内在旋律与听觉间的抑扬顿挫，特别是它锲人现代人的劳动生活所传达出来的真实的力度和美感，都是格律诗所难于达到的，更是那些民歌体诗歌所难以实现的。当然，它有它的弱点，而格律诗则可以在另一方面表现出它的长处来；格律体诗的长处定然也是自由体诗所不可奢望的。
中国新诗要求得发展，不在于给它规定应走这样那样的道路，而仅仅在于应当切实地抛弃那种种偏执的艺术观念，给新诗的艺术发展打开闸门，让它自己去选择应走的道路。《白色花》的出版将为这种发展的前景提供有力的启示。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这批凋谢了二十余年的花朵业已被历史庄严地宣布为无罪。于是它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日子，向寻觅着这枝白色花的人们的召唤，发出了热情的感人的回响。
《回响》是冀汸的一个诗题。我们都记得他写于黑暗年代的《今天的誓言》中的那份顽强，那份斗争的韧性。在复出之后的《回响》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豁达和乐观。他告诉友人，对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与世隔绝以及不公正的待遇，都算不了什么，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不过是，无关轻重，难以计算分量的一星半点！
风吹雨打，只能把，灰沙卷走，污泥冲掉，玄武岩会留下来，变成矗立的高峰。
他一直在不停歇地劳动：搬砖运瓦；他只是一个人，没有家，只有一个十二平方米的房间；他和书籍做朋友。他告诉友人：他不怕寂寞。泥土里的种子不就是在寂寞里萌芽，在寂寞里生长，又开花？他这么反问。
他们无愧为昔日的战士般的诗人。久经动乱之后，也许发已斑白，但是豪情依旧，仍然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着热烈的爱情，对生活不失前进的信念。鲁藜复出之后唱过一首如同旧日那样隽永娟秀的诗《我是云》。这朵云不沉重，它只是轻轻地飘，它怀念童年的伴侣小溪流，每当寒夜星星耀亮时，我化为梦幻般的轻纱覆盖她的全身。它也有它的忧愁和愤怒，那是疯狂的风吹起时，掀翻了大地的草木也弄乱了我的长发歪曲我的形象：
把我变为巨大的妖魔鬼怪，
去吓唬那些天涯海角漂泊的白帆，
但是我挣扎着跑回我的深山，
在溪流上洗掉我满脸的泪痕，
面对逆境，冀彷有他甘于寂寞而坚信光明必将到来的方式；鲁藜同样有他轻轻地飘荡的云彩的方式——它只能始终不渝地钟爱它的小溪流，不管飞得多远多高，它定要回到我那亲爱的清澈的小溪旁。
但生活毕竟曾经是相当冷酷和艰难的。绿原曾以毫不留情的笔墨以《给你一》这样的赠答方式表达过他的难以抑制的愤怒：在那些日子里，唯愿天天下雨，免得让人看出脸上的泪珠；唯愿红海洋淹没一切，免得在墙里墙外，燃起一滩滩的血；甚至愿意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劳苦，免得一不小心睡着了做了一个交代不清的梦。他的深刻在于并不辍笔于此，而是反转过去，讲那一切愿望似乎都是多余的：
更多的眼泪是流不出来的，
更多的血郁积在内伤的脏腑里，
喟叹是一种早已扑灭的病毒，
梦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奢侈品。
他总是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沉思型的讽刺力量。他是一个擅长于以进行历史性对比的思考来表达对于现实的态度的人。牛棚诗抄《重读（圣经）》可以称为早年的《伽利略在真理面前》的姐妹篇。二者各自面对一个畸形的年代，《重读（圣经）》对十年动乱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诗人自信是无神论者，确认自己的上帝只能是人民。他打开《圣经》，没看到什么灵光和奇迹，而只是他认识的形形色色的活动着的人，从而自然地联想到当时的现实。他慨叹说：论世道，和我们的今天几乎相仿，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今天，马丽娅马格达莲注定永远蒙羞，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诗人在这里慨叹的，不过是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议论的概括，大约就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八个字。那曾经是疯狂而耻辱的年代啊！
思考使人们成熟并且坚强。当年七月诗派的年轻诗人有的已经不在，健在的如今也都不再年轻。但岁月未能消磨他们的壮志，他们仍然活得坚强而且信念弥坚。彭燕郊有一首《家》，是写给一个在动乱中失掉家的人的。他并不回避生活的严酷和艰辛所带来的那种无言的凄楚小小的蜗牛，带着他小小的家，世界这样广大，而他没有一寸土地！即使如此，残暴者也许仅仅是为了消遣，把蜗牛的家击成了碎片，垂危的流浪者，变成了真正的一无所有！但是，他仍然用豁达的态度劝说这个失掉家的人：人们常说，家是一种负担，现在该感到轻快了吧？笔端充满了悲凉和凄楚，但是仍然未曾失去希望。至少，这里有一丝坚韧的苦笑！曾卓写于60年代的《有赠》，也表现了艰难生涯中的含泪的坚韧。诗中所表达的患难之交的挚爱让人感动：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饥渴，劳累，困顿，是你的灯光在招引我。对于已经不能习惯光亮，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的我，这种惶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诗中响起了倔强的声音：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幸福属于那些蒙受耻辱而坚定的灵魂！
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可以说是对这批七月诗人的一个永久性的造型：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躯，
留下了风的形象，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突然而起的奇异的风，把这棵树（也许是这些树）吹到了悬崖边。风塑造了它的扭曲的形象，但它未曾、也不会跌落深谷，那扭曲似乎造就它可供飞翔的翅膀，多么令人欣慰。这些被莫名其妙地吹到悬崖边的树，未曾陷没，也未曾枯槁，苦难给它的是坚强的信念和翅膀。当另一个春天来到人间，它已经化为具有苍松性格和色泽的飞翔的鹰。
回顾那来路的艰辛，也许难以抑制那种失落的怅惘。但是，作为诗人的一生，这种失落也许竟是一种收获。绿原有两句诗，几乎和阿拔的《无题》中的那两句有同样的悲凉。他说：我和诗从没有共过安乐。我和它却长久共着患难。说这话时，是1948年，他正站在光明中国的门槛上。失去的是年华，得到的却是对于人生和诗歌的钻石般坚贞的信念。他们已向昨天告别，应当把一束象征着安宁和幸福的白色花赠送给他们。
1982年春节，北京（原载《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