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澜堂风情
1898年9、10月之交，从大漠吹来的黄风，似乎提早袭击这座悲哀的京城。从西直门一直延伸到颐和园的御道两旁的槐柳开始枯凋，有一些敏感的金黄的叶片开始飘落。昆明湖的水也失去了往日的涟漪，哀愁的郁积使它变得浓稠起来。湖里的荷叶在夜霜的威胁下窸窣着，更加渲染了萧瑟的氛围。
此刻昆明湖的水在默默地敲打着玉澜堂湖滨的提岸，寂寞而凄迷，似乎在倾诉着历史的沧桑。玉澜堂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是一座很独特的四通八达的穿堂殿。这座宫殿原为乾隆皇帝的办事殿，毁于1860年。光绪十二年（1886）重建，是光绪在园内的赛宫。玉澜堂有东、两两个配殿，东为霞芬室，阶前有对联：“障殿帘垂花外雨，埽廊帚借竹梢风”；西为藕香榭，也有对联：“玉瑟瑶琴倚天半，金钟大镛和云门”。玉澜堂院内有两棵西府海棠，两棵虎皮松，是个清幽的所在。正房两边也悬挂着一副对联：“清香细褢莲须雨，晓色轻围竹岭烟”。这些诗意的文字虽然多系陈套，但大抵是对于这个建筑群周围环境的描绘一荷香竹影是对它的近山傍湖的优越地位而言。站在玉澜堂的垂花门下，近处的知春亭水光潋滟，远处的十七孔桥如虹倚天边，的确是风景形胜之地。
可是，现在这里却成为了囚禁它的主人的监狱！如今，皇帝如同往常那样从城里来到这里，可是，他只是一个被“训政”的失去了权力和自由的傀儡。而提线操纵他的行动的，则是把他赶下太和殿御座的他的姨母―这个女人声称她对权力不感兴趣，却以维护祖宗基业的堂皇理由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帝的权力。皇帝依然“拥有”这座清幽的院落。可是宫殿的后檐和东、西配殿原先敞开的通道均被巨砖封砌，从而堵死了能够自由通往外界的通道。即使是他的妻子隆裕皇后居住的宜芸馆，与此仅一墙之隔旦有门相通，也无例外地予以堵死。失去了行动自由的皇帝，如今拥有两个居所，一处是瀛台的涵元殿，一处则是颐和园的玉澜堂。这是他被逐下帝位后的两座囚笼，直至他生命的终结。
一艘走不动的船
这座昆明湖，曾在这里“训练”过大清帝国的“海军”。那不过是那位握有权柄的女人，挪用修建海军的款项用以重修颐和园的遮人耳目的举动，实际上，它所“训练”的海军不过是湖上供她玩赏的游船而已。这些舟船随着历史风烟的消失，也化作了往日的风景，倒是在长廊的尽头留下了一只石头的船一清晏舫。本世纪50年代初，一位土耳其诗人来到颐和园，以这艘船为题写下一首短诗，其中有句云：
中国所有的船都充满了风，只有它感到孤凄——它走不动！这位诗人怀着对当日中国的美好情感写下这诗句。他是从新旧对比的角度进入这首诗的构思的。要是换一个视角，从上个世纪末的甲午沉船事件来进人，那就会有更大的悲剧意味：即中国所有的战船都已沉没，只有它形单影只，它感到孤独。1898年，那时世界的“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焚毁近40年，早成了一片废墟，人们只能从它残有的水形山貌来辨识当年的繁华。当一切都变得死寂的时侯，在这座帝都的西郊，只有昆明湖的水，在午夜拍打着清晏舫的船舷，只有它受着无限的痛苦记忆的折磨。
在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船是一个象征。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船，当数刘鹗《老残游记》所写，寓意最为鲜明。这部成书于本世纪初的长篇小说，它所记述的则是上个世纪末晚清社会生活的感受。它在笫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就以梦境的方式再现风浪中的危船来警示当日中国：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巳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望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开始是破船，早已千疮百孔，而那些各色各样的人，还在残害船上的乘客，蛊惑人心，搜刮钱财，而不顾整艘船的安危。他活活画出了危机四伏的中国的窘态。
过渡时代：弃旧迎新的宣言
与刘鹗的悲观激愤对比，梁启超笔下的那艘中国船，则颇为昂扬而有生气。不同的是，梁启超写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政论文。1901年，他在流亡生活中写《过渡时代论》，该文刊于《清议报》第八十二期。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宣言书。他在经历了戊戌动乱的三个年头之后，弃旧图新，感受到了新的世纪所给予中国的机缘。认为当日之中国是过渡时代的中国。所谓“过渡”在他的概念中即改革进化的意思。取广义而言，他认为”人世间无时无地而非过渡时代，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取狭义而言，认为“一群之中，常有停顿与过渡之二时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体，是为过渡相；各波具足体，是为停顿相。于停顿时代，而膨胀力之现象显焉；于过渡时代，而发生力之现象显焉”。他据此判断说：“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
静极而动，沉寂之后是喧腾，这是梁启超世界演进的观念。经历了大挫折之后，他不是就此消沉下去，而是以更为乐观奋发的精神立足现时，眺望未来。他认为过渡时代是“人世间所遇而最可贵”的，之所以可贵，在于它给人以希望：“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十折以朝东，大风泱泱，前途堂堂……”
梁启超分析，在20世纪初叶，世界上最可以有为之国，一是俄国，一是中国。用今日的概念来表达，这两个国家都是长期的封建体制，当日都处于发展过渡的状态中，因为落后，所以亟须前进；而要前进，必须有改革，这就是过渡形态的原动力。就中国而言——
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使，于是穷古以来，袓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辛苦，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
这位跨世纪的人物也把当日中国譬喻为船，然而不是刘鹗小说中那样的大船，而是“驾一扁舟‘而’放于中流”的不大的船。梁启超只是用船的离岸形容中国。
提早了100年的预告
这文章和他的其他文章一样，有虚华而铺张的缺陷，他是凭着那一股热情来写作的，在他的华丽的铺排中，我们感到了某种不够实在的空泛，而他的激情却火焰般燃烧。梁启超当然不会想象到在他之后的中国百年，依然是战乱频繁，外患不止，内乱也不止，至于社会动荡和民众受到的灾难，可谓是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他所预言的过渡时代的这只中国船，依然在风雨飘摇之中处于“两岸不到头”的境地。
梁启超的预告是超前的，这是提早了100年的宣言书。中国人以100年为代价，只是部分地实践了他的理想，而需要把更多的目标，放在更远的未来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