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空间不足致使大量文档被销毁，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情报局总部从“百老汇”到“世纪大楼”的搬迁期间，事实上仍有大量档案保存下来。但首先要说的是，档案中含有的实际情报极少（这也许令人惊讶）。在我所关注的1909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秘密情报局已经主要是一个满足来自客户部门——主要是其领导部门外交部和诸军各部——对情报资料的一般需求或特殊需求的情报搜集机构。所需资料（如能获得）被收集起来转交给相关部门。在此过程中，除非对情报的可靠性有提纲性要求，情报局内部很少或根本不对情报做任何分析。一旦原始材料转交给了用户部门，他们就着手处理而且通常是销毁原始文件。情报评估是外交部、陆军情报局等部门负责人的具体事情，不是秘密情报局的工作。
因此，秘密情报局的部署和工作主要是由优先考虑国外情报机构来决定的。以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目标的战争和对地中海及远东海军事务的特别关注，清楚地表明了海军部的观念和情报需求。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严重限制，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并没有集中在原本应该注意的纳粹德国日益严重的挑战方面（当然这也是过后方知）。不过，虽然情报局没有很快报告德国的重新武装，伦敦方面对德国国内政局发展的秘密情报显然也没有任何需求。例如，秘密情报局档案中（不管在这一时期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任何关于迫害犹太人和“终极解决方案”的资料。1939年1月，一份来自瑞士的报告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一位秘密情报局的代表曾问一个奥地利犹太难民是否可以提供“有关集中营里的人的情报”。资料上说他认识一位日内瓦的男子，该男子在达豪集中营度过了九个月，“但他不知道能否让这名男子来谈一谈。他说德国难民不敢说任何反对德国的话，因为欧洲国家到处是纳粹特务，他们害怕遭到报复”。
我在这部历史中曾想做这样一件事：寻找可以追溯一份具体情报从获得到实际利用的过程的例子。由于原始资料严重不足，我发现这很难做到（虽然在某些案例中并非不可能）。我可以说，在有关无线电情报方面的情形又大不相同，因为无线电情报的大量原始材料保存下来了，并可以随时利用，比如在哈里·欣斯利爵士“估量它对战略和行动的影响”的权威著作中就可以，正如其副标题所承诺的[6]。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就能追踪来自被占领国比利时“白衣夫人”小组的人工情报的利用，以及在德国的海军间谍“TR/16”对要求了解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德军损失所作的现成情报答复。20世纪30年代中期，情报局报告被用于通知英国对德国重新武装的评估（尽管未受到应有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秘密情报局的具体报告为1942年2月对布吕讷瓦勒的重要袭击提供了依据，并且报告了德国V型武器发展计划的早期迹象。
但是，总体而言，人工情报的故事一般都不是绝顶聪明的大间谍或像玛塔·哈里[7]那样色诱男人的女间谍（尽管眼尖的读者可能在本书中找到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和荒诞离奇、赢得战争的谍报行动的故事。它更像一幅点描画，包含着成千上万男女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搜集来的情报碎片，需要集中起来才能构成一幅大画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挪威海岸沿线的观察者提供了敌人军舰行动的珍贵情报。这些个人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在公开场合；一旦抵达现场，他们不仅要搜集自己看不见的情报，还要迅速将其传回伦敦；在此过程的每一阶段，被发现而受到的惩罚几乎肯定是难逃一死。两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敌占区的普通男女都冒着同样的危险。比如，观察火车，仔细记录火车及其所运货物的运动路线和努力查明它们所代表的部队番号。我们不应对为数众多且大多是无名人士令人惊奇的勇敢行为保持沉默。他们中很少有电影或小说中受人喜爱的那种间谍，但许多人对20世纪上半叶英国情报工作的成就做出了贡献。
秘密情报局档案中现存材料对于情报获取的过程和管理的记载，远比情报本身丰富得多。这类资料都注明了情报工作各个方面最为敏感的情报“来源和方法”：官员和特工的姓名，情报来源，帮助者，组织，商业伙伴，行动技巧，各种专业技术技能等等。虽然其中一些档案不再构成任何安全风险——比如披露40年代的无线电技术似乎不再有危及国家安全的任何危险——但涉及特工及其活动的文件仍有可能危及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即使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为秘密情报局工作。例如，一份典型的特工档案虽未涉及过多细节，却可能提到她（或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大量文件可能包含有此后许多年该特工住址的详细情况（比如住在某个外国城市），养老金的支付，也许还有某位情报局官员在圣诞节带了一瓶威士忌或别的适当礼物前去探访的报告。情报局认为绝不可以泄露的，正是这一类资料。
虽然这一史书仿佛是从总部的角度撰写的，却反映了本书赖以为基础的秘密情报局现存档案制度。这意味着，要再现处于人工情报工作核心的主管官员和特工之间的个人关系，有时很难做到。忙碌的主管官员们并不经常有时间去写有关他们手下特工的个人特点和动机的回忆日记，尽管这些精彩事件的某些线索能够幸运地保存下来并写入拙著中。一般来说，我对传记材料的使用很谨慎。虽然传记作品经常从个人方面揭示对某些事件和情感的回忆，但在历史学家看来，有时多年以后却会在解释和评价上产生严重的问题，特别在涉及谍报活动和另一些秘密活动的时候，常会给这些活动披上一层秘密、阴谋、推测和杜撰的戏剧性色彩的外衣。这并不是说，此类事情就不存在——所有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能在本书中找到——我在一些似乎很有启发性的案例中也利用了一些二手资料。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将本书建立在尽可能接近现存同时代文件记录的基础之上。如果这种方法要冒丧失生动逼真的风险，那么出于历史准确性的原因，就让它如此表述吧。
如同参考注释所表明的，我还享有查阅英国其他政府部门相关未解密文件的特权。这些文件对帮助确定秘密情报局在更为广泛的官僚体制下的地位特别有用。除一小部分例外，所有其他主要的一手资料（包括国外档案中一些特别有价值的资料）都完全对公众开放。
来自保密或公开档案的文件引文均按原文精确引用，但下列情况除外：大多数官方报纸上大写的专有名词用于案件名称，引号中涉及的特工和行动代号；电报或其他文件中个别段落的序号或文体不引用；人名、地名和组织名称用字母代码（“A”、“B”、“C”等）表示的信件，分散发送的关键情报，用代号字母替代的正确名称。已破译电文中的问题文字和原文一样引用（例如“？可靠”）。若干情况下，为使内容清楚，已对标点符号做了默默改动。由于秘密情报局档案没有对公众解密，所以不对这些档案提供任何来源注释。此种情况下，我遵循英国以往官方历史的先例。对历史货币当前价值的计算以零售价指数为基础，如同www.measuringworth.com所示，该公司也用于获取兑换率信息。
本书对秘密情报局历史的讲述终止于1949年，那正是情报局从一个很小的、一个人的组织向公认的现代化专业机构转变的时期。在存在四十年之后，秘密情报局开始了又一个四十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挑战将占据主导地位。但这是留给我继任者的事情——如果此段历史将被续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