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羌史册：党项羌人所承载的民族传统
关于党项羌族的族源，史籍有简略的记载。或曰“汉西羌之别种”（《旧唐书·党项羌传》），或曰“西羌之遗种”（《五代史记·党项传》）。
“别种”也罢，“遗种”也罢，都是对党项羌属于“西羌”一系的认定，说明党项羌人是从古羌人那里发展而来的。这应是古代史学家们的共识。当代的学者延续了这一看法，并进而指出：“西羌”，不过是“西汉时对羌人的泛称”。为什么提及羌人，先要着一“西”字，谓之“西羌”呢？这主要是因为羌人长期居住和活动在中国西部（河湟等地）的缘故。
作为西羌支系的党项羌，自然而然地承载着源自西羌的悠久传统，同诸羌之间，也存在着彼此吸纳的亲密关系。
据《尚书·舜典》中“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和《史记·五帝本纪》中“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的说法，《后汉书·西羌传》认为：“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范晔的看法是：远古时代的舜，将原居“南岳”（衡山，在今湖南省）附近的部分“姜姓”的“三苗”（古族名，又称“有苗”“苗民”，原居江、淮、荆州一带），迁至“三危”和“河关”及其西南广大地区。这些人由“姜”而“羌”，形成为羌族，这是一脉相续的变化。对“三危”的地望所指，前人看法不一。《水经注》《括地志》认为指三危山，在今甘肃敦煌市；康熙认为指康、藏、卫三地，即整个西藏及四川西部地区。但从西戎的居住区中心所在是陇山、泾河、渭河、洛水流域，以及“迁三苗以变西戎”的战略目的等因素综合推想，这些姜姓之三苗人，似不应该迁徙至距离西戎居地更为遥远的敦煌地区的。结合“河关”的地望，在今青海省东部黄河南岸的贵德县，可推知这些姜姓三苗所迁徙入住之地，应该在青藏高原今青海省东部至今甘肃省西部一带。所谓“赐支”，《书·禹贡》作“析支”，指今青海省东南境黄河河曲，“赐支”（析支）是对黄河河曲的一种称呼。“河首”，指黄河源首，即阿尼玛卿山、西倾山以北地区。从“赐支”至“河首”，这一片“绵地千里”的辽阔区域，正是包括党项羌先民在内的古代羌族的发祥之地。
古代羌族有无自称，因史籍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殷墟卜辞中有“羌”字，字形似人饰羊首。这可能是从羌人首戴羊角的风俗考虑，以人字之上加羊角形构成“羌”字。许慎《说文》释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应劭《风俗通义》释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党项羌人始终坚持以羌为号，在相当长的历史岁月中，以牧羊为主要生产方式并普遍具有敬羊的习俗，完全遵循了古代羌族的这一传统。
所谓“西戎”，是对我国西北戎人的总称。戎人支系繁多，“随地立名，随时易号”。“戎”，是古代兵器（弓、殳、矛、戈、戟）的总称，引申为军旅、征战等意，用以指人群，言其披甲执戈，惯于作战；“西”，言其分布于中华之西部。《周书》《礼记》《尔雅》等古籍，都有关于“戎”的记载。也有学者认为，“戎”（又作龙），系羌语，有山谷之意；并进而认为，甘肃古称“雍”，后又称“陇”，可能都是从“戎”转译而来的。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各种戎人古族一直活跃在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黄河上游至中游一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民族，“戎”的势力曾十分强大，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含“羌”于“戎”也是自然的事情。由于羌人与戎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很难加以分辨，故有“羌戎”的叫法，认为羌人是包含在戎人之中的。可后来，随着屡次大规模的迁徙，戎人逐渐从西北地区销声匿迹。于是，羌人才成为西北地区社会生活舞台上的突出角色，而备受关注。
从考古资料推知，在远古时代，古羌人就已经活跃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古羌人的遗迹，也被渐渐地发现了不少。如前面提及的属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半山-马厂文化（发现于甘肃和政半山和青海民和马厂源，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属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发现于甘肃临洮辛店，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中下游、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寺洼文化（发现于甘肃临洮寺洼山，分布于甘肃洮河上游一带）等。
傅斯年先生曾论及著名的“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商的王族，是居住在华北平原上的东夷人的后裔；夏周的王族，是居住在黄土高原上的氐羌人的后裔。氐羌，包括氐与羌，氐不过是羌中之一支，故言及氐羌时实乃通称羌。据孔晁注《周书·王会解》，氐羌是氐地之羌，氐是羌之分支，或羌之一种。而据黄奋生先生的看法，远在商周间，“氐”“羌”二字就一并提出，住在社会发展比较先进的地区，如嘉陵江、岷江流域河谷地带的，称作氐；住在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如湟水流域、黄河上游高原地带的，称作羌。究其实，氐与羌是一个种族，两种称谓。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羌人是有着巨大贡献的一个民族群体。从远古时代起，羌人就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在追念着那些建立过卓越功勋的羌人英杰。譬如——
与“黄帝”并称为“炎黄”的炎帝，以姜水而成，英勇挺进中原，不仅以善政闻名，还教导民众制作器具，播种五谷，号为“神农氏”，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
“怒触不周山”的共工，顺乘天势而治理七分水、三分陆的天下，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被广大民众所景仰，尊奉为“水神”。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栉风沐雨，投身疏导洪水，终使百姓得平地而居，后继虞舜而立，铸造煌煌九鼎，大会各方诸侯，堪称极盛。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是羌人帝启，他以德治国家，以礼示诸侯，遂使得天下人诚心咸服。
羌人对周人的兴起，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相邻而居的羌人与周人，在他们先祖之间，即有通婚的传统。周人先妣姜，为姜羌部落之女，生子后稷（姬弃），为周人之始祖。文王的祖父（周太子）古公父，娶姜女为妻，并缔结了周羌婚姻联盟，约定以后的周王均娶羌女为后。周文王姬昌次子武王姬发，于最为艰难辛苦之时，依凭了由姜子牙亲领的参与盟誓的羌人数万大军的全力协助，才实现了灭商建周的宏图大志。为此，周朝廷专门以青铜铸造了“羌伯敦（簋）”，铭文对羌人的功绩大加肯定与赞扬。
羌人在周的社会生活中，长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公元前11世纪末年至前10世纪中叶，周朝对羌人多次侵凌。这激起羌人的仇恨和报复性反抗，直至将西周政权摧垮，显示了羌人聚合的强大力量。东周时，不仅在今属青海、甘肃、宁夏一带遍布羌人部落，依靠武力进入中原地区的羌人部落也有不少。在或者埋头经济，或者张扬武力，或者坚守独立自主，或者顺从同化潮流的局面中，各地的羌人因时制宜，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春秋战国时的秦人，原本出自羌人，鉴于从事了农耕，而改“羌”为“秦”。当其时，归为秦的附庸的，有许多羌人部落，诸如乌氐（在今甘肃平凉）、朐衍（在今宁夏盐池）、大荔（在今陕西大荔）、义渠（在今甘肃庆阳、泾川）等。秦的经济得到不断发展，从羌人处获益颇多。
《后汉书·西羌传》根据民间传说记载，羌人无弋爰剑（可能是义渠羌王），在春秋末期秦厉公时（公元前477～前444年）曾为秦人所俘，成为奴隶。后，无弋爰剑伺机逃脱，秦兵追索甚急。情迫之中，无弋爰剑藏入岩洞，任凭秦兵放火烧山，他安然无恙，得以免拘并存活下来。无弋爰剑与相遇于山野之中的劓女（被削掉鼻子的女人）结成夫妇，逃亡至三河之间。三河，在青藏高原今青海省东部地区，即黄河、湟河（水）、大通河。无弋爰剑遂以“焚不死”之“神”，被广大羌人“共畏事之，推以为豪”。连劓女因“耻其状”而特意采用的“披发覆面”的装束，也被包括党项羌先民在内的广大羌人所模仿，以至于“因以为俗”了。
无弋爰剑到达三河地区时，当地的羌人社会还处于母系氏族阶段，人们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无弋爰剑将从秦国带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学会了种植业和畜牧业。这不仅为当地的经济活动开辟了新的领域，还促进羌人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阶段。由是，河湟羌人们对无弋爰剑更加崇敬，前来归附的羌人部落络绎不绝，连无弋爰剑的后人也受其恩泽，竟“世世为豪”。党项羌先民学会农耕，最迟也应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事情。汉文史籍中有关西夏之前的党项羌人“牧养供食，不知稼穑”，“畜以食，不耕稼”的观点，是根本靠不住的。实际上，生活在林木繁茂、土质肥沃的三河地区的广大古羌人，在无弋爰剑来到以后，陆续转向了农牧兼营。正因为如此，古羌人务农的情况，才较之其他少数民族要多出许多。考古发掘证明，这里的远古文化，仅次于黄河中下游，而优于其他一些地区。众多的古羌人汇聚到三河流域，谋求生存，并繁衍发展，是极为自然的选择。
至公元前4世纪初，无弋爰剑的孙子“卬”，因为惧怕秦人侵扰，将大批羌人西出赐支河曲数千里而辗转迁徙。于是，羌人更加广泛地散居到西部各地。进入青海西南与西藏北部羌塘地区的，成为“唐旄”；进入西藏雅鲁藏布江雅隆地区的，成为“发羌”；进入西康地区的，成为牦牛种“越羌”；进入四川北部的，成为白马种“广汉羌”；进入甘肃南部白龙江流域的，成为参狼种“武都羌”；进入昆仑山以北今属新疆地区的，成为“羌”。
无弋爰剑的后裔中，也有没有迁徙他乡的。如其长房之曾孙“忍”和“舞”二人，仍然留居青海东部，继续着先辈业已发端的开拓河湟的艰辛事业。忍生有9子，成为9个部落；舞生有17子，成为17个部落。忍之子中，有一名为“研”者，素以豪健著称，深受羌人称赞，竟众口一词呼其后代曰“研种”。无弋爰剑的后世人丁繁衍极为兴旺，据说，其子孙分支竟达150种（部落）之多：有9种分布在赐支河首，以及蜀汉徼北，即今青海省东部和毗邻的四川、甘肃边界险要地区；有52种因为衰少等原因而不能自立，只得沦为附落，其中有的被绝灭而无后，有的却不得不引而远去了；有89种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其中以“锺羌”最为强大，有胜兵十余万。
秦汉之际，由于中原各派政治、军事力量争权夺利，长期征战，各派军师均无暇西行，给予西部地区以较长时间的休整、缓和之机，使羌人社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必须看到，虽然由于各种现实生活因素的作用，部分羌族部落和个人为别的民族所融合与吸收，但与此同时存在的，不可忽视的是，羌人社会自身各方面的不断发展，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乃是令人注目的大事情。
西汉——东汉时期，羌人社会依然以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为中心，并有部分羌人继续向西北方向的西域地区（今新疆）和东南方向的边界地区（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西藏昌都以及云南北部），呈辐射状推进。
河湟地区作为古代羌人的发祥地，许多羌人部落都曾生息于此。除党项羌而外，汉时仍然活跃于此的，主要有：先零羌，原居赐支河曲南岸大小榆沟，即今青海贵德县西，后发展至湟水以南、以北及青海盐池附近。烧当羌，系“研”的十三世孙，世居赐支河曲北岸大允谷，即今青海共和县。罕羌，原居湟中，即湟水两岸，后分迁至青海湖北岸和黄河南岸。牢姐羌，原居白石，即今甘肃临夏西南。衫姐羌，原居河湟间，景帝时内徙陇西。封养羌，原居先零羌与牢姐羌之间，后分移至陇西和汉阳。当煎羌，原居允街，即今甘肃永登，后分迁至陇西。当阗羌，原居金城郡，治所在允吾，即今甘肃永靖西北，其辖境在今甘肃兰州以西、青海湖以东河湟及大通河下游一带。烧何羌，原居河西张掖郡之南山，后迁至临羌县，即今青海湟源县东南。滇零羌，原居赐支河曲以西，是“先零别种”，或称“先零羌”。
西域地区的羌人，分布范围非常广阔。羌以紧邻今甘肃、青海、西藏的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阿尔金山北麓的羌为中心，沿昆仑山往西，直至葱岭一带。西汉时的楼兰国，即今罗布泊周围，也有自称“马羌”的羌人在活动。塔里木盆地以外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地区，也有羌人活动。西域的羌人国，大都极力支持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对西域的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边界地区，即甘南、川北、西藏昌都以及云南北部，活跃着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陆陆续续迁徙而来的羌人。其中最为重要的地区是：冉駹，中心地在汶山郡，治所在汶江，即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这里的羌人以牧业为主，兼有一些手工业。莋都，中心地在沈黎郡，治所在莋都，即今四川汉源县东北，这里的羌人以牦牛羌、白狼羌势力为大，他们从事着以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的经济。邛部，中心地在越郡（后改为邛都郡），治所在邛都，即今四川西昌东南，这里的羌人名号繁多，有牦牛羌、苏祈叟、四部斯叟、摩沙（么些）等，他们以农业为主，兼有冶炼业。
羌人们为了反抗不堪忍受的压迫和剥削，多次举行起义。东汉前期至中期，先后揭竿而起的，有先零羌、参狼羌、烧当羌、卑湳羌、迷吾羌、迷唐羌、烧何羌等。至东汉后期，羌人为反对赋税和兵役制度，举行了更多的起义，其中安帝永初元年（107）、顺帝永和四年（139）和桓帝延熹二年（159）爆发的三次起义，规模浩大，影响深远。起义最终遭到镇压而失败，但对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并煞住了封建统治者肆意“平羌”“破羌”的嚣张气焰。
羌人的发展过程，充满了辛酸和痛苦。他们曾长期受到匈奴和汉朝的形形色色的利用、欺骗、压迫和打击。匈奴人将羌族地区当作其人力物力的重要来源，劫掠不休。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匈奴人还诱使羌族豪酋，多次进攻汉朝的边关要塞。这不仅使羌人惨遭屠杀，还激发了羌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最终招致了更为惨重的损失。汉朝出于交通西域、隔绝匈奴的目的，也曾多次派兵进驻河湟等地，并致力于设施行政管辖。汉朝通过笼络羌人部族豪酋的羁縻政策，以及委派“护羌校尉”官员，并逐步设郡（如在青海湖及允谷盐池一带设“西海郡”等），立县（如在湟源东南立“临羌县”、在乐都东南立“破羌县”），最终实现了对河湟等广大羌人区的统治。
羌人部落所居之地，大都僻远险峻。特定的社会生活状态，使羌人普遍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封闭性甚至割据性。不少的羌人部落生存困难重重，竟至盛衰无常，可视野狭窄的羌人首领对此却毫无感念，并不以此为虑。各支羌人部落之间，也缺乏应有的联系和必要的交流，使羌人们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而无法形成共同合力。更为严重的是，羌人部落经常陷入矛盾和纠葛，动辄发生摩擦，甚至互相抄盗，爆发争斗。凡此种种弊端，使得原来发展态势尚好，人口数量众多的羌人（东汉顺帝时羌人胜兵人数合计达20万余人），一直未能得以实现群体内部的统一。羌人群体的这种散乱蒙昧的状况，是令人深感遗憾和惋惜的。
在诸羌中原本并不怎么显眼的党项羌人，一辈辈、一代代，冒着严酷的风霜雨雪，辗转于高山峡谷间，消磨于游牧农耕中。他们如同广大羌人一样，无可躲避地经历了如上所说的充满艰难和坎坷的历史进程，顽强地延续着自己民族的生命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