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在平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丁玲是常用的笔名，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二日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地主家庭。丁玲四岁丧父，跟随冲破封建藩篱而坚持走自立之路的寡母在常德长大。“五四”运动爆发时，丁玲正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积极参加了当地游行、演讲、剪辫子的学生运动，还在本校附属的平民夜校教课。后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因抗议校方解雇进步教师，转入实行男女同校的岳云中学。
一九二二年初，丁玲离开湖南到达上海，进入共产党人所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同陈独秀、李达等著名共产党人开始接触。是年秋，到南京自修文学，并在南京结识了刚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由瞿秋白介绍，到上海入共产党人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一九二四年春，离上海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等校旁听文学课程，补习数理化，学习绘画。在北京，丁玲结识了学徒出身的青年诗人胡也频。一九二五年与胡也频结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丁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翌年二月，又发表了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此后，连续发表了《暑假中》、《阿毛姑娘》、《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十几篇小说。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间的这些作品，分别收入《在黑暗中》、《自杀日记》及《一个女人》等集子中。这些作品，描写了一系列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冲出封建家庭的知识女性，她们对旧礼教深恶痛绝，对黑暗社会满腔愤懑，强烈地要求个性解放，追求恋爱自由和新的生活，但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因而思想苦闷、空虚、伤感，甚至绝望；莎菲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由于作品富有时代色彩，又写得大胆细腻，形象生动，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共鸣。从此，丁玲成为引人注目的女作家。
一九三。年五月，丁玲加入了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在这前后，丁玲的创作倾向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九二九年写成长篇小说《韦护》。一九三一年创作了以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水》，还有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一）、《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长篇小说《母亲》（未完成），以及收入短篇小说集《水》、《夜会》、《意外集》中的二十多篇作品。与前期相比，这些作品题材扩大了，革命者的工作与生活、工人农民的苦难与反抗，都得到反映，原先那种浓重的感伤情调得到克服，革命的热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一九三一年一月，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二月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丁玲在悲愤之中要求去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后服从党的决定留在上海。一九三二年三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党团书记等职务，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一九三三年五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押解到南京囚禁三年多，她的作品被全部查禁。左翼作家和进步人士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以及国际文化名流古久里、巴比塞、罗曼，罗兰等提出抗议和发起营救运动。一九三六年九月，丁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逃离南京。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丁玲经西安到达中央苏区陕北。同月，筹备并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当选为主任，并任中共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七年八月，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山西抗日前线，宣传抗战，慰劳将士。在繁忙的行军和工作之余，丁玲写出大量作品，较著名的有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泪眼模糊中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散文《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杂文《三八节有感》等。一九四二年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更加自觉地深入群众生活，以文艺为人民服务，写下《田保霖》等十余篇报告文学。这一时期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无论是思想水平还是艺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建设，成为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昂扬的革命精神，开朗明快的格调，给人以鼓舞与教育力量。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丁玲在华北多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一九四八年六月，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完成。小说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制度和农民心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变化，这是最早出现的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丁玲创作生涯的里程碑。小说出版后，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可喜的巨大收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荣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被译成多种外文版本，至今在国内外流传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委、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及常务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作为妇女代表团、和平代表团、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多次去东欧、苏联出席国际性会议。这个时期她的重要代表作是《粮秣主任》和散文集《欧行散记》。
一九五五年，丁玲被错误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一九五八年遭受“再批判”，被开除党籍，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入狱被监禁五年多。这二十多年时间中，丁玲在创作上几乎是空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丁玲的冤案得到平反。
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丁玲是以她的小说著称于世的，同时她的散文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中不少优秀篇章堪称我们民族散文的珍品。丁玲的散文创作，几乎是和她的小说创作同时开始的，一九二八年春天，在她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之际，她的散文《素描》和《仍然是烦恼着》也相继发表，从此开始，丁玲向读者奉献了《一年》、《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陕北风光》、《到前线去》、《欧行散记》、《跨到新的时代来》、《丁玲散文集》、《丁玲散文近作选》、《访美散记》、《丁玲散文选》等十部散文集。这些散文反映着作者坎坷的生活道路和人民革命的艰难历程，打着作者创作个性的独特印记，与同时代女作家的散文比较起来，丁玲既不同于冰心的清丽雅致，用温婉的话语，唱着“爱”的歌，作着美妙的人生梦；也不同于庐隐直爽坦白，用哀伤的调子发泄内心的痛苦，厌恶这苦难的人生。丁玲的散文，就思想内容来说，既不谱作托物言志的心曲，也很少写借景抒情的篇章，而是较集中地描写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各种人物，突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及其在斗争中的心灵活动；就艺术风格而言，则是通俗流畅、质朴自然，细膩而不雕琢，沉郁之中透出豪放，活泼豁达之中洋溢着激情。读丁玲的散文，犹如登高山观日出，在海上看激浪，高远辽阔而又缕缕分明，波翻浪涌而又清新俊逸，使人心潮澎湃而又情思悠悠。
丁玲的抒情散文很少描写纯属个人狭小天地的并无多大意义的生活或自然界的风花雪月，而是关注着人民大众的疾苦和时代风云的变幻，这与丁玲坎坷的生活道路和特殊的革命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她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的。”（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正因为丁玲的散文紧贴着时代，紧贴着人民，因而她的散文能在短小的篇幅中显示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澎湃于生活激流的现实内涵。
丁玲最早引人注意的一篇散文《五月》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作者借五月的风吹过上海的一个又一个角落，概括了整个中国当时的苦难和耻辱，诉说着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愤怒，抒写了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三十年代大上海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象，表现出那一时代的国际、国内的各种动态，满怀激情地讴歌了灿若星辰般的“工人罢工”、“灾民蜂起”和井冈山新生的红色政权。作者还用象征手法写道：“太阳还没有出来，满天已放着霞彩”，鼓励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战斗，踏着那些陈旧的血渍，“无所畏惧的向前走去。”作品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两个阶级激烈搏战的形势，深刻揭示了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代特征，整篇作品充满着一种健康、乐观的深情和画意。这是一篇构思巧妙、出手不凡之作，显示了丁玲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的散文写作才能。
丁玲的抒情散文在真挚的感情中，还蕴含着作者的哲理和思想，这些哲理给作品增加了思辨的光彩，加深了作品的意境，它在作品里是自然的显现，是融化于作品的血肉，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风雨中忆萧红》写于一九四二年，这是一篇文字优美而又内涵丰富的散文，它象一首朦胧诗，给人许多启迪和联想。散文的开头用了许多篇幅写自然界的风雨，“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在这种令人压抑的空气中，作者忆念萧红，更增加了一种悲哀的情绪。自然环境象征着旧中国灰暗的社会形势，抒发了自己对文友早逝的极度的愤懑。作者对萧红的回忆，没有写一些生活中琐细的事情，而是更多地写了萧红的气质、性格，并抒写自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由此作者对人生的价值作了哲理上的概括：“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在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作者并没有因文友的早逝而消沉苦闷，在结尾处作者写道：“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
在文学的百花园里，散文和诗是两朵最亲近的姐妹花，虽然它们各具特殊的风姿和逸韵，但它们在色泽芬芳上却有不少相同之处，有些清新隽永的散文，洋溢着动人的画意诗情，人们称之为“散文诗”。苏联作家乌斯托夫斯基指出：“真正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说像苹果饱含着果汁一样。”丁玲的抒情散文中，有些散文感情充沛，想象丰富，语言优美动人，充满了诗情画意。这类作品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散文诗”。《诗人应该歌颂您》是丁玲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的，作者用诗的语言和画的意境，高度概括而又十分生动、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宋庆龄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我们塑造了一尊宋庆龄同志崇高而美丽的诗的玉雕。作者以丰富的想象，选择适当的比喻，首先描绘了春天盛开的花朵，秋天傲霜的秋菊，冬天清白飘洒的白雪，写出生活中的自然之美，然后将笔锋转向人民敬羡的伟大女性一一宋庆龄，她要比春花、秋菊、白雪更加皎洁、晶莹，生动形象地层示出宋庆龄高雅、圣洁的美好情操。这篇散文语言精粹简洁，而且恰当地使用了修辞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抒情效果。如在刻画宋庆龄的性格特征时采用了排比、对比、四字格交错使用的手法。“有的英雄，勒马挥刀，叱咤风云；有的英雄，豪情满怀，才华横溢。有的人能言善辩，八面玲珑；有的人拉帮结派，拍马吹牛。只有您，幽静细致，一派斯文，温柔中显露刚强，平稳中突出智慧。有人说上帝造人，但上帝能造出您这样美丽的灵魂吗？”宋庆龄在生命垂危之际，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宿愿一一加入中国共产党，作者连用三个排笔句表达了无限的兴奋之情，“我们鼓掌，我们激动，我们频频呼唤：欢迎您，宋庆龄同志！”接着又采用倒装手法“庆龄同志，我们欢迎您。”既加重感情色彩，又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增强了语言变化。宋庆龄的一生，有如高山仰止，风云舒卷，气象万千，丁玲却在一两千字的短文中，写得巨细包容，形神兼备。自然中见出洒脱，朴质里每含俊逸。
丁玲还为中国的新文学史留下了许多叙事性的散文。丁玲登上文坛初期，很少写散文，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一九三六年底丁玲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随军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在抗日前线，这一时期她却很少写小说，除了戎马倥偬无暇写以外，主要还由于她“总嫌观察体验不深，所以就放下了。”（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的最后一页》）但她并没有放下笔，为着积累素材，也为报导战地生活的需要，她及时写下了许多通讯、速写、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散文。这与鲁迅后来有意无意地放弃小说创作，大力进行杂文创作是有相同意义的，只不过鲁迅当时大量的杂文是刺向敌人的匕首与投枪，是批判旧世界的；而丁玲这时所写的散文则是及时地反映解放区的新生活，描写新的人物，是歌颂新世界的。虽然由于紧张的军旅生活，没有更多的时间作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但这些散文却为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一幅幅难能可贵的、真实的、崭新的历史画面。
选取作者最熟悉的生活，或者是亲身经历，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是丁玲叙事散文的重要特征。西战团的军旅生活在丁玲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我那时就是那么单纯的、神圣的、愉快的同一群年轻人，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做着许多我过去不曾做过的事，做着为兵服务的事。”（丁玲《到前线去写在前面》）她还说：“这一小段生活象一朵美丽的云彩，常常在我记忆之海中轻轻地深情地浮漾出来。”（丁玲《（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重新发表附记》）《河西途中》描写了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奔赴抗日前线的场景，反映了西战团行军途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任务和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文中的许多场面的描写是很有特点的。群众欢送西战团出征时，作者写道：“当太阳从山腰探出脸来的时候，静穆的晨空中，被‘欢送战地服务团上前线’，‘争取抗战胜利’……的口号声，雄壮的歌声所充满。这样一直延展到土围子边，辽阔的草地上映着排列的拖长着的人影，歌声响到被太阳晒着的岩石上，飘到不倦地汩汩响着的延水上，天地似乎也在飞跃，跟着上百成千的喉咙，跟着上百成千跳荡的心。风跟着人跑，刮着前边的红旗刷刷直叫。”老百姓观看西战团演出的场面也很有意思：“群众一个一个着魔似的，跟着我们到了城隍庙，把戏台上的一块空地塞得水泄不通。”拉洋片节目“使千来个脸孔的肌肉跟着演员的声调表情而颤动。笑出眼泪来的也有，哭出眼泪来的也有。”作者通过这些具体场面的描写反映了西战团多姿多彩的战斗风貌。
选择典型事件，通过事件的曲折性、复杂性来表现人物是丁玲叙事散文的第二个特征。散文《十八个））是丁玲读了许多英雄事迹的报导以后，在情感上有所变化，“忍不住不歌颂他们，那么多的牺牲了的英雄，和还在艰苦战斗中的勇士。我不考虑文章的成功与否，便提笔来描写这些使我感动的人物了。”（丁玲《V陕北风光>校后感》）《十八个》描写十八位坚强的八路军战士在排长张步清的指挥下掩护大部队撤退，任务完成后，他们来不及撤走而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间又有十位战士牺牲，最后的八位被敌人抓住，这八位同志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被日伪军押着，忍受各种刑罚，死紧紧的包围着他们。刚刚挨了很重的铁棍藤条的抽击，有的背破了，有的腿瘸了，有的被皮鞋踩去了脚趾。他们没有叹息，忘记了饿，忘记了痛楚，愤恨填满了胸怀。”他们被敌人残酷折磨了六天，不能躺，也不能坐；不能生，也不能即死。“然而这六天之中谁也没有说一句可以辱没八路军三个字的话。他们是无比的坚定。”当敌人把他们折磨够了准备第二天将他们烧死的时候，几位战士明白，他们只有最后的一夜了，求生的欲望，使他们忍着剧痛，趁着敌哨兵放松警惕，他们向外逃跑，但最后只有两位战士死里逃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这篇叙事散文表现了八路军战士顽强不屈的精神。
丁玲的叙事散文，不单单只是叙事，同时也有情、有景，而这情和景完全是为叙事服务的，在叙事过程中力求做到情景交融。《三日杂记》是丁玲一九四四年春天到延安二乡麻塔村体验生活后的创作。作者热情地描绘了陕北农村优美的风光，写了陕北农村新的生活面貌，新的人物，新的事物。那种努力生产，争当劳动英雄，支援抗战的热腾腾的气氛扑面而来。麻塔村有一个很好的村长，名叫茆克万，六十多岁了，勤劳、忠厚，他领导全村把生产搞得红红火火，不仅开荒多，还组织好妇女纺线。这个。村子是个歌乡，五月之夜，作者在这山村听了许多农民自编自唱表达他们对革命对生活充满着爱的歌。散文的开头写去麻塔村路上的风光，说像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也许你会以为我在扯谎，我告诉你我是在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寂静的山沟里行走。遍开的丁香，成团成片地挂在两边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作者还描写了在绿树掩映中整齐的窑洞，飘漾的炊烟，嬉戏的羊羔等等，然而这些都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抒写，作者写景的目的是因为朝气蓬勃的陕北根据地的人民生活感染了她，因此那些静止的单调的景物在作者的眼中就变得生趣盎然了。文章在描写活泼能干的年轻人时很有特点：“这几个青年人都是这庄子上的好劳动，身体结实，眉目开朗，他们的胳膊粗，镢头重，老年人都欣赏他们的充满朝气，把自己的思想引回到几十年前去。他们又是闹社火的好手，腰肢灵活，嗓音洪亮，小伙子们都乐意跟他们跑，任他们驱遣，他们心地纯良，工作积极，是基干自卫军里的模范。妇女们总是用羡慕的眼光去打量，因为他们加强了兴致，也因为他们会偶然发现自己丈夫的缺点。”这段话语言通俗，叙述的事情也很平常，但是却把那几个活泼能干的年轻人写得有血有肉：既从神态、性格、表现等各个方面对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作了入微的描绘，又真实、深刻地挖掘了那些青年人、小伙子以及妇女们看到那些充满活力的青年人时蕴藏在内心的感情活动，而且写得很含蓄、很有风趣。这篇散文是描写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新生活的热情诗篇。老弱妇孺，生产生活，物质精神，动物植物，麻塔村里的一切和作家去麻塔村路上的情景，几乎都呈现了出来，构成一幅生动的革命根据地人民生活的“欢乐图”。《记游桃花坪》主要是写湘西农村桃花坪解放后的巨大变化。作者不独描画桃花坪的美丽风光，而且把更多的笔墨放在描绘新旧农民生活的深刻变化上。作者通过舒缓、畅达、自然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的笔触，着重反映了乡支书杨新泉一家在新社会的翻身生活和对未来的憧憬，作者惊叹道：仅仅几年时间，就“把一个简单的没有文化受压迫的青年农民，一下子变成这样一个充满活力，懂得很多事，也能承担各种事的党员和农村干部了。我从他一个人的身上看到整个国家的改变。”作者以极其欣喜和惊奇的心情度过了在桃花坪的一天，这一天对她是难忘的，“这里不只是有了湖南秀丽的山水，不只是有了明媚的春光，不只是因为看见了明朗热情的人，而且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使我充满了欣喜，充满了希望，使我不得不引起许多感情。世界就是这样变了，变得这样的好！”散文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新中国的赞美和无比兴奋的心情。
丁玲的海外游记共有两个集子：《欧行散记》、《访美散记》。一九四九年，丁玲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三次迈出国门，分别参加了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世界和平大会和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回国后，她陆续写出《十万火炬>>等十八篇散文，收在《欧行散记》里。这些文章广泛记录了她到苏联和东欧各地的新鲜印象和国际友人的剪影，表现了一个中国作家爱好和平、友谊，充满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声音。《访美散记》所辑的是她于一九八一年访问美国后陆陆续续见诸报刊的文章。其中《曼哈顿街头夜景》、《安娜》、《海伦的镜子》等篇均为上乘之作，在这些散文中作者不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大西洋彼岸这个陌生而又带神秘色彩国家的真实图象。
在丁玲的创作中，有大量以写人为主的散文，这些散文以人物形象的真实动人而独具一格，有的已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佳作。丁玲曾经说过，一个写文章的人，应当“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丁玲《我的自传》）她是言者，也是行者。丁玲的散文，无论抒情、叙事、写景，都比较注重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突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及在斗争历程中心灵的活动，突出人们思想上、精神上那种积极、进步、健康向上的崭新因素。这可能与她是个小说家有密切的关系。她关注人物个性的发展和命运，对人的描写最为擅长；而且有的偏重写人的散文，可能就是为她写小说做准备的，以至于许多读者都不容易区分她的个别作品是散文还是小说。但是同她的小说相比，她的散文显得诗意更浓，情意更深。这也可以说是丁玲散文的一大特点吧。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丁玲创作了许多以写人为主的散文，抗日的将领和士兵，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妇女和儿童，都是丁玲散文创作描写的对象。《彭德怀速写》是丁玲散文中的名篇，这篇散文不仅是较早地反映红军官兵生活的作品，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我军高级将领的作品。全文不到七百字，不但写出了彭德怀同志的光辉品格，他的为人，工作作风，而且处处洋溢着作者对无产阶级军事家由衷的崇敬之情。散文开头先以侧面烘托的笔法，通过一位二十四岁青年政治委员的讲述，突出了彭总的威信和力量。“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散文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彭德怀同志的肖像，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在表现彭德怀同志和老百姓亲密无间的关系时作者写道，在彭德怀身上，“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他经常“拥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它们，听老百姓讲家里事，举着大拇指在那些朴素的脸上摇晃着说：‘呱呱叫，你老乡好得很……’那些嘴上长得有长胡的也会拍着他，或是将烟杆送到他的嘴边。哪怕他总是笑着推着拒绝了。后来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远留在那些简单的纯洁的脑子中。”这些描写，朴实自然，用语也很平常，却准确地捕捉住彭总伟大与平凡，严肃与天真和谐统一的性格特征，表现出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睿智、清澈、深厚、淳朴的内心世界。这篇速写最初刊于延安《新中华报。新中华副刊》第六期，题头插图系一幅彭总的速写头像，也是丁玲的手笔，文图相得益彰，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根本方向。此后，她较长时间深入到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去，写下了许多形象厚重而富于真实立体感的生动的散文，她说：“这是我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有意识地去实践的开端。不管这里面文章写得好或坏，这个开端对于我个人是有意义的！”丁玲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后，写了《田保霖》。作品通过田保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展示陕北地区近二十年的历史变迁。真实地描画了它由一个土匪横行、土瘠民穷的旧世界步入新世界的历史轨迹。田保霖的心灵犹如一面摄照历史风云和社会世相的镜子，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民民主专政崭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对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巨大冲击，从而使作品从经济和意识两个领域里，以空前的深度反映了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凌晨，毛泽东同志在读了丁玲的《田保霖》及欧阳山的一篇作品后，写信给他们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由此可见这作品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丁玲写了许多缅怀先烈亡灵的回忆性的散文，笔下涉及的人物有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贺龙、向警予、潘汉年、宣侠父、史沫特莱等。虽然这时丁玲已经年过古稀，而且刚从长期的劫难中迈出，但她的散文仍然不减年轻时代的激情，而且对于生活的观察更为精刻，感情更为深沉，思想更为开阔。代表丁玲晚年的写作风格，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确实达到了思精艺熟、炉火纯青的地步。
丁玲还有一些自传性的散文，写的都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因为这些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处处可见作者的喜、怒、哀、乐，使读者感到非常亲切。一个人在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时候，虽然往事如烟，有些细节依稀模糊了，但是有的人、有的事却是终生难忘的。《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里有对自己同学王剑虹、杨代诚的回忆，是这些同学“唤起我对社会的不满，灌输给我许多问号”；也有对自己国文教员陈启明的追怀，是这位老师，引导作者走上了文学道路，用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当然更有对自己最热爱的母亲的思念，是这位坚韧、开明、有文化的母亲，支持丁玲走向社会，走向广阔的人生，让丁玲要“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所有的这些人和事，丁玲都放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来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丁玲说：“我虽没有参加‘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丁玲的经历是坎坷的，遇到了许多不幸，她叹息过，她流过泪，但她并没有灰心丧气、悲观失望。她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对人生充满了眷恋。这可能和丁玲那种开朗、乐观、坚定、执著的性格有关吧，《牛棚小品》是一九七九年四月，丁玲住在友谊医院时写的，他原无心写这些东西，只是在读了别的同志写的牛棚生活、夫妻爱情、生离死别的散文以后，心有所感，才提笔一试为文的。他说：“我想要写出这种伤心，但不要使人灰心，使人怜悯，不要倾泻无余，而要留几缕情思，令人回想。”（丁玲《“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这篇散文，记述的是丁玲和她的老伴陈明在“牛棚”里彼此苦苦依恋的生活，充满着春意，他们曾在一个窗口，享受了缕缕无声的话语，无限深情的眼波，获得了几秒钟的、一闪即过的快乐。他们还通过一团团花花绿绿的纸烟封皮，一叶枯干的苞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一个小小的火柴盒子，互通心声。丁玲揭露丑恶，却不曾失去自己的信心和理想；丁玲回忆往事，心情沉重，却依然保持着健康的乐观，即使是对那个严密监视她，曾经对她非常粗暴无礼的陶芸，她也有宽厚的谅解和信任。丁玲不能宽恕的是那群给人民制造灾难的恶魔瘟神，她更严加声讨的是那些给民族带来羞辱的罪人。《远方来信》表现了在农场的丁玲对自己儿女的深切的思念，丁玲承受着种种不幸，但是如果这种苦难和不幸加在孩子们的头上，那会使丁玲更加痛苦。文中反映了丁玲在那种特殊时期的种种复杂的心理：在电话里听到女儿问话时的无可奈何；希望得到孩子们的理解又怕他们遭受更大的痛苦；盼望得到孩子们的来信又怕他们受到牵连，读这篇散文，我们好像看见了作者那颗滴血的心，任何一个善良、正直的人都会因之动情，为之落泪的。
丁玲不仅歌颂光明，赞扬积极和进步的力量，同时也注意暴露黑暗，批判落后和消极的现象，这在她创作的许多尖锐、深刻的杂文中可见一斑，丁玲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文学不当作一个武器，不揭露不好的，尽歌功颂德，包庇坏人，那还算什么文学呢？文学当然应该发挥战斗作用，揭露不良倾向嘛！”丁玲在评论鲁迅杂文时指出：鲁迅后期不写小说而写杂文，是形势逼出来的，因为写小说太慢，而身边发生的事太多、太快，只好放下那个武器，操起更灵便的武器杀了出去。杂文来得快，打敌人打得准，打得狠。她还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
揭露和批评革命队伍内部的落后和消极的现象是丁玲杂文的一个重要方面。丁玲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为人坦诚、直率，嫉恶如仇，尤其对那些不良现象，更是深恶痛绝，尤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是她写这些杂文并不意味着她对革命根据地的失望，而是基于她对现实更深刻的理解，对革命更纯真的信仰，对胜利更炽烈的追求。《“三八节”有感》写于一九四二年“三八节”，第二天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篇杂文从关心妇女社会地位出发，就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列举妇女所遇到的各种思想障碍，对封建思想、大男子主义进行了批判，为妇女伸张了正义。文中对妇女们的四点希望是中肯的、正确的，指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已”，要有健康的身体，进取的精神，思索的习惯和坚持到底的决心。作者从自己半生的经历中领悟到并告诫妇女们：“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薔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韧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有的。”这篇杂文反映了延安妇女问题上存在着的某些真实情况，表现了丁玲对妇女的真切关心与对不良倾向的坦率批评。作者的态度是积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忽略了延安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因此作品在当时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是客观地讲，在现代反映妇女问题的文学作品中，这还是一篇很有份量的杂文。《老婆疙瘩》批评了在生产运动中那种马马虎虎、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小事情马虎不得，许多小事情，许多的一点点凑在一起，就是大事情了，譬如纺线线，纺的松一点、紧一点有些人认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那种纺线断了头又不按要求随意接上去而形成的一些大疙瘩的“老婆疙瘩”，这不仅给其他工续带来了许多麻烦，也造成了浪费。文章以小见大，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向人们说明：“要做事情，麻烦总是有的。自己不愿麻烦，结果就必使许多人麻烦，做自己一段事情的时候，必须能负责这段事，把它做得没有毛病。否则，别人就要遭到因你不负责而来的更大的麻烦。这是很不应该的。这里包含着一个革命良心的问题。”这些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至今不也是给我们许多启发吗？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消极抗战、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罪行，是丁玲杂文的又一个方面的内容。《谈鬼说梦的世界>>是一篇讽刺性极强的杂文。作者从蒲松龄的《聊斋》谈鬼、说梦有感而发，说明有话不能直说，通过谈鬼说梦来影射现实，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封建国家是由来已久的，即使到了民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始终只是说得好听的名词，实际存在的还是专制主义，以言论文字获罪而遭受逮捕、坐牢、枪杀、活埋，以至暗杀者难以数计。”抗战以后，大后方开始似乎还有点清醒的气氛，但不久又走入了梦的世界，出现了一些说梦的名作，张恨水先生也做了“八十一梦”之多。作者又进一步深刻地讽刺了国民党专制主义的霸道，指出：抗战以后不久，连做梦的自由也没有了，形成了“自有生民以来未之有也”的奇观！于是梦就可分为三种。人民愿意做的梦，例如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虎符》之类的剧本，不过是关于古人的梦而已，那是要被查禁的；钦定的梦，就是国民党官方监造，强迫人民去做的，是一些空头的支票和许诺之类；国民党专制老爷们做的梦是要想取消坚持敌后抗战的五十七万人民军队和二百多万民兵，重新把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让给敌人，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是一个不堪再做一刻的噩梦。噩梦到了顶点，那就是梦的世界的尽头了。”作者还热情地欢呼：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民主，要求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呼声和行动，已经开始高涨起来了，这不但要结束梦的时代，也会完全打破专制主义者为自己制造的黄金美梦。一九四六年写的《海燕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法西斯的枪尖下，是个孱种，但当日本投降后，他们却在“美械”的支持下，“英勇”地向中国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进攻了，文中把不愿内战、不供好战者驱使而驾机起义、飞向延安的刘善本上尉和他的朋友们称作是勇敢的海燕。中国的前途是决定于中国人民和人民的海燕。
丁玲的杂文还从正面宣传、提倡一种思想，歌颂一种精神。她认为：现在写杂文应该学习发展鲁迅杂文的文风，更多种多样，比鲁迅写得更明确、更明朗些，更痛快些，更直接些。因为现在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自由讨论。可以揭发问题，针砭时弊，也可以歌德，拥护什么，提倡什么。她说：“为什么杂文只能写打倒什么，不能写拥护什么，提倡什么。”（丁玲《关于杂文》）《谈“老老实实”》一文是为“老实”一词正名。文章从什么是老实，怎么就会老实，老实了会不会吃亏，老实是不是傻子，老实是不是无用之人等几个方面层层推理，宏论涛涛，说理清楚透彻。
纵观丁玲的创作生涯，她的散文创作有三个高潮：第一是在延安时期，第二是建国前后，第三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丁玲的散文思想水平不断提高，艺术风格日臻成熟。和任何作家一样，丁玲的散文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由于着眼于战斗，着眼于赶任务，不乏匆忙写作、难求艺术精美了。
在丁玲百年之际，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此书，并得到陈明同志、张玉同志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