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成名 官场磨砺
科举制度最早出现在隋朝，最终结束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历了大约1300年。在这1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科举制度左右着；读书的目的也越来越单一，几乎就是为了科举考试，金榜题名逐渐成为无数学子的终身奋斗目标。张之洞就是在这样的科举制度中脱颖而出的，他是慈禧太后钦点的探花，但是，推动废除科举制度的同样也是他。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为什么要办洋务呢？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有很多。在众多的原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儒家信徒：当清末儒家思想遭遇冲击后，他试图以各种方式恢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办洋务就是其中之一。通过研究张之洞办洋务之前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儒家的信仰是多么虔诚。
咸丰二年（1852年）重阳节这天，顺天府乡试的成绩公布了，榜上的第一名正是张之洞。一时间，张之洞中解元的消息在当地引起了热议，名噪一时，他的答卷还被印刷出来，并在全国发行，成为众多学子的参考范文。可能有人要问，一个解元就如此了得吗？所谓解元，是当时科举考试中乡试时的全省第一名，而通过乡试考中的考生则称为举人，小说《范进中举》中范进就是这么个举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的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能参加乡试的都是秀才，但不是所有秀才都有资格参加，只有经过考核合格的秀才才能参加乡试。考试时，由皇帝派主考官到各省组织实施，地点定在各省的省城，所以乡试是省内三年一次的大事。再者，顺天府是京畿之地，虽然不是一个单独的省份，可是实际地位却在省之上，这里可谓是人才荟萃，在顺天府参加考试能考中就已经非常难得，更何况还是头名。
张之洞中解元固然难得，但是还有更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他考中解元时只有15岁！在参加乡试的秀才中，年纪比张之洞大的比比皆是，不少都是胡子一大把的老秀才。一个少年和许多成年人同场考试并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这不得不令人惊叹张之洞的才气。在顺天府乡试的历史上，考中解元、后来成名的人不是没有，纪晓岚就是其中很有名气的一位，而纪晓岚考中顺天府解元的时候已经24岁。他的解元和张之洞的解元比较起来就显得不那么耀眼了。张之洞也因为小小年纪就考中解元而被称为“神童”。张之洞小小年纪就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如此成绩，这与他的家世不无关系。张之洞的籍贯是今天的河北省南皮县，这个县城在北京的南方，距离北京有250公里。不过，张之洞并不是在南皮出生的，而是出生在贵州。张之洞的父亲张锳在贵州任职，担任过知县、知府这些地方官。那时候的贵州一带条件并不好，交通不便、环境闭塞。可是，对张锳而言，能得到朝廷的任命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
张锳早年勤学苦读，后来参加科举考试，通过了乡试这一关，可是在接下来的会试中，他屡试不第，一连考了三次都没能更进一步。连会试都无法通过，更何况殿试。当时，如果不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想要步入仕途就会极为困难。张锳科举无望，但是他的仕途却没有断绝，乾隆皇帝在位时推出了一项政策，而这恰恰给了张锳机会。乾隆十七年（1752年）时规定，会试中考了三次还无法考中的举人，可以由吏部经过面试后授予一定的职位。吏部面试时一要看相貌，二要看其应答的能力。如果比较优秀，可以授予知县，次一等的可以去负责教育工作。这项政策是为了让那些举人出身又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仕途，以便笼络读书人。张锳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了仕途。在张锳之前，张家的祖辈不少都是官吏，张锳的父亲、祖父都做过官，即使在明代张家人也有在朝中为官的。张家是典型的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张之洞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他所受到的教育无疑也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他的价值观自然也是儒家的价值观。
张锳一生一共娶了三位正妻，正妻之外还有侧室，张锳的最后一位正妻朱氏就是张之洞的生母。道光十七年（1837年）农历八月，朱氏在贵州生下了张之洞。张锳子女众多，张之洞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还有八个姐妹。另外，张之洞的两个堂兄弟因父早亡，也被张锳收养，张锳对这两个侄子亲如己出。
张之洞三岁时，他的生母朱夫人病逝，因为年纪太小，张之洞对亲生母亲并没有多少记忆，不过，长大之后，母亲的遗物常常勾起他对母亲的思念。朱夫人去世后，年幼的张之洞由张锳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没有子女，她把自己的母爱全都给予了张之洞，张之洞对养母也很尊敬，母子之间的感情很是深厚。后来，张之洞担任封疆大吏，在任上听说养母去世后，他非常难过，为去世的养母举行了很隆重的纪念仪式。养母的亲属去投奔他，他就像对待自己家的亲戚一样招待他们。
主导张之洞早期教育的是他的父亲张锳。张锳对家里的孩子管教很严格，不论是儿子还是侄子，均一视同仁。他将当地有名的儒生请来给张家的孩子授课，重点教授儒学。但是，在教授儒学的同时，张锳也鼓励孩子们读一些“课外书”。为此，他专门购买了一大批书籍，内容无所不包，他要求孩子们在上完正课之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挑选书来读。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氛围，张之洞在精通儒学的同时，也接触了其他方面的知识。
张之洞是在四岁的时候开始接受教育的，教过他的那些老师都在科举上有一定的成就。有名师指点，又有父亲的严格督促，张之洞在学业上自然不会落后。但是，好的外部条件也只是保证他不落后，想要在学业上超越众人，他自己必须要有足够的努力，张之洞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小小年纪，他就知道勤学苦读，读书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如果不能把其中的意思研究明白，他就不会放下书，他思考问题常常到深夜，累了就趴在书桌上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就继续学习，直到彻底弄懂了书中的意思，才会停下来。就是凭借这样的态度，张之洞在学业上进步很快。
八岁时，张之洞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十岁时开始练习写文作诗。有一次，一个老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张锳看过觉得不错，想试试张之洞的文笔，就把那篇文章的题目给张之洞，让张之洞按照那个题目也作一篇。张之洞看过题目，也不怎么细想，提笔就写，洋洋洒洒一篇文章很快完成。张锳拿过儿子的文章看了一下，不过，他自己不方便评论，就把文章拿给那位老先生看。老先生看过这篇文章之后，很惊讶，认为这文章非常了得。得到老先生的认可，张锳很高兴，他没有想到儿子小小年纪就能写出让老先生称赞的文章。
随着张之洞写的文章诗词越来越多，张锳就把儿子的诗文收集起来出了一个诗文集，并拿给亲朋好友看。张锳这么做原本是想宣传自己的儿子，希望得到大家的赞扬，可是没想到他的兄长，也就是张之洞的一位伯父，看过后却给他泼了冷水，告诫说小孩子不应该太张扬，即便有才华也不能太过暴露，年轻人锋芒毕露可不是好事。张锳得到兄长的警告后，当即明白了其中的用意。张之洞也把伯父的教诲牢记于心，终身不忘，至于他的那些诗文集也被他付之一炬。这之后，张之洞一心跟着老师读书，13岁时就考取了秀才，15岁那年他从贵州回到籍贯地南皮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并拿下了第一名，名震乡里。
张之洞中举之后，住在了京城一位亲戚的家里，可是，他在京城刚住下几个月，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853年春，南方的太平军攻占了南京，并出师北上，扬言要拿下北京城。一时间京师震动，各路兵马都来支援京城。遇到这样的事，张之洞在京城是无法安稳读书了，不得已他只得回到贵州的父亲身边去。张之洞7月离京，顺运河而下，一路上不时听到太平军的消息，这让他悲愤交加，为此他还作诗一首：
绮绣周原变水乡，误看秫稻作菰蒋。
泽鸿休怨无安所，且限南来丑虏狂。
张之洞在诗中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非常痛恨：他刚中了解元，正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时候，却遇到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对他的前途有极大的威胁；再者，张之洞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要求他忠君爱国，造反起义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对他而言，于公于私，他都有必要反对太平天国的起义。这时的张之洞只有16岁，若是他再年长一些，必然要带兵去镇压太平军。
一路颠簸，张之洞终于有惊无险地回到了贵州父亲的身边，此时已是1854年春了。然而，此时的贵州也不太平：不堪忍受清朝压迫的贫苦农民跟随太平天国纷纷起义。张之洞见到父亲时，父亲正在和起义的农民军作战。随着起义的队伍越来越多，贵州当地的清军开始处于劣势，到这年11月，一万多人的起义军包围了张锳、张之洞所在的兴义府城。情况紧急，张锳率领部下和家人登上城墙坚守。张之洞虽然还是少年，也跟着父亲上了战场，一上去就是三个昼夜苦战。最危急的时候，张锳下令在城楼上堆上柴草，打算在城破的时候全家自焚。对于父亲的举动，张之洞不仅不惧反而热血沸腾，他认为即便是这么死了，也是为忠信而死，死得其所，这也正是儒家的价值观所在。
张锳把守的城池虽然危急，不过并没有被攻破，反而出现了重大转机。面对困境，张锳决定出奇兵。他在守城的士兵当中挑选了一批精壮之士，组成“敢死队”。借着夜色的掩护，“敢死队”利用绳子从城墙下到城外，悄悄绕到起义军的后方，向起义军发起猛攻。面对偷袭，起义军措手不及，再加上城墙上守军的配合，张锳的队伍成功地打退了起义军，兴义府城也转危为安。随后，张锳乘胜追击，起义军占领的城池又被张锳夺回。然而起义此起彼伏，任凭清军如何镇压，总有人不顾个人性命站出来反抗清朝的统治。
就在这战火纷飞的时候，张之洞娶了他第一任夫人。新娘子是贵州当地一名官员的女儿，跟张之洞也算是门当户对。这位夫人后来给张之洞留下了一儿一女。张之洞婚后，并没有留在家中陪新婚妻子，而是跟着父亲继续镇压贵州的农民起义。在战事停歇的时候，他还时刻不忘读书，准备在科举考试中再进一步。
张锳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因为极度操劳，身体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在感觉自己身体日渐衰弱的同时，也意识到贵州当地的起义绝不是短期内就能彻底解决的。为了儿子的前程，他决定让张之洞离开自己去京城继续参加科举考试。1855年秋，张之洞遵照父亲的命令，带着妻子离开贵州，前往北京。经历过贵州的起义，张之洞考取功名的决心更加坚定，同时他也多了几分对大清国未来的担忧。
1856年春，张之洞在京城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一次考试，并顺利通过。礼部的这次考试使张之洞获得了担任知县的资格，而此时的张之洞还不满20岁。然而，就在这年秋天，噩耗从贵州传来：张之洞的父亲张锳在与农民军周旋的过程中，积劳成疾，不幸去世。而就在张锳去世七天后，起义的农民军攻破城池，知府石均被杀，前知府鹿丕宗自焚。石均是张之洞妻子的兄长，鹿丕宗的儿子鹿传麟是张之洞的姐夫。自己的父亲以及两位亲属都因为农民战争而死，这更加加深了张之洞对起义的痛恨，他后来残酷镇压各种起义，与这一段经历不无关系。
父亲去世，按照当时的礼节，儿子应当守制27个月，在此期间，不能任官，不能应考，不能嫁娶。就这样，张之洞在家中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到1859年，守制期满，又赶上新一轮的会试，张之洞打算赴京参加会试。当时主持会试的官员之一是张之洞的同族兄长张之万。张之万虽然和张之洞同辈，可是却比张之洞大了26岁。张之万在道光年间就考中了状元，受到朝廷重用，身居高位。当时，为了防止作弊，规定有官员出任监考官时，该官员自家的子弟不能参加考试，因而张之洞错过了这次考试。会试是三年一届，按常理，张之洞需要再等三年才能有机会参加会试。不过第二年春，也就是1860年，咸丰皇帝开恩科，临时增加了一次会试，张之洞的机会又来了。可是，谁曾想，张之万还是考官之一，张之洞只得再次回避。连续两次都错过了参加会试的机会，这让张之洞多少有些郁闷，唯一让他有些欣慰的是这一年他有了个儿子，此时张之洞23岁。然而，儿子给他带来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另一场大变故发生了：英法联军在这年的10月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随后清政府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此时的张之洞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堂堂天朝上国，怎么会被洋夷打败？
朝廷遭难，自己又连续两次错过会试，一时间张之洞的仕途停顿不前。这时山东巡抚把他招到济南，张之洞成了山东巡抚的幕僚。在任幕僚这段时间里，他整日无事可做，无非是喝酒作诗、游山玩水。当时，有亲友见他整日赋闲，就有心举荐他去军营里当差，这虽然也是一条出路，却不合张之洞的心意，他所向往的是科举成名，混迹军旅绝不是他追求的目标。最终，他婉拒了别人的举荐，继续等待会试的到来。
就在张之洞等待下一轮会试的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对张之洞的仕途有着重大影响。1860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之前，当时在位的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咸丰皇帝在热河一住就是一年，第二年8月时，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竟然病死在了热河。由于继位的皇子载淳只有6岁，咸丰帝临终前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8人任命为赞襄政务八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同时咸丰皇帝又给皇后和懿贵妃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希望他们相互牵制。载淳（同治皇帝）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慈禧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她想得到大清国的最高控制权。于是，她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利用咸丰帝的灵柩回京的机会发动“辛酉政变”，解决了咸丰皇帝任命的辅政大臣，达到了她自己垂帘听政的目的，由此，慈禧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开始了。这样一场政变与当时的张之洞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就是慈禧，为张之洞日后的仕途提供了不少便利。
同治元年（1862年）3月，慈禧太后已经大权在握，她掌权后的第一场会试也在这年举行。这次会试张之洞没有再遭遇什么意外，顺利得以参加。可是，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没有考中。不过，他因为卷面整洁、字迹工整，被定为誊录第三名，有机会做一些文字工作，给官府抄写文件。这样的职位张之洞是绝对看不上眼的，于是他离开京城，跟随一位在朝中任职的友人南下河南，参与镇压捻军起义。捻军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是同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苏、鲁、豫三省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开始掀起反清斗争，他们被人们称为捻军。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张之洞因为人微言轻，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幕僚，没有太大的功绩。最终，捻军被左宗棠和李鸿章平定了。
张之洞到河南没多久，就迎来了一座大靠山——族兄张之万。张之万之前在京城任职，这次外调河南，任河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到任后，张之万把张之洞招到了自己手下。对于这个弟弟，张之万心里总感觉有些对他不住，毕竟张之洞两次参加会试都因为张之万是考官而被取消资格。在张之万手下，张之洞开始了他在官场的“实习”生活，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代张之万给朝廷写奏折。张之万身为封疆大吏，需要及时向朝廷汇报工作，而汇报工作的主要途径就是写奏折，奏折写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朝廷对他的评价。他把这么重要的一项工作交给年轻的张之洞，可见他对张之洞的信任，以及对张之洞能力的肯定。张之洞也没有让张之万失望，他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的赞赏，就连慈禧太后也称赞奏折写得好。张之洞在奏折中表达自己的见解，评议国家大事，很多意见都很中肯，甚至可以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但是其中也有年轻人的轻狂，不合时宜。对于这样的内容，张之万自然是给删减了，他告诉张之洞，奏折虽然写得不错，但是这些内容只能等张之洞自己做了封疆大吏的时候再给朝廷上奏。这话在张之万看来，也许就是随口玩笑，可是，对张之洞来说，却是莫大的激励：他张之洞不是已经在做封疆大吏要做的事了吗？在张之万的手下，张之洞除了写奏折，也对官场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为他将来的仕途积累了不少经验。
1863年，为了纪念同治皇帝登基，朝廷决定再开恩科，临时增加了一次科举考试。于是，张之洞也就不用再等3年了，上一次会试失败后，紧接着他就又获得了一次参加会试的机会。这一次，张之洞很好地把握住了机会，通过了会试，位列141名。这个名次虽然不是太好，但是毕竟通过了。会试之后就是殿试，殿试原则上需要由皇帝亲自主持，不过，当时的同治皇帝只是个小孩子，自然不可能主持这么重要的考试，这次殿试的实际主持者是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在殿试中，张之洞先是按照常规思路答题，但是他感觉力度不够，于是便开始大胆发挥，他不仅针砭时弊，甚至连当朝皇帝都敢批评。但是，如果张之洞只是一味地批评，那么他的答卷只能是被评为牢骚满腹。所以张之洞当然不会只停留在批评的层面，在批评之后，他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就是这些关于治国的个人见解，提升了张之洞答卷的层次。而看过张之洞答卷的考官们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坚决要求将张之洞的答卷评为最低一等；另一派却力挺张之洞，要把张之洞定为二等第一名。考官们争执不下，于是，张之洞的试卷被呈给了慈禧太后。慈禧看过张之洞的试卷，朱笔一挥，张之洞位列一甲第三，成了这次殿试的“探花”。此时张之洞26岁。如果慈禧当初没有夺权，张之洞的探花恐怕就难说了。由此开始，张之洞和慈禧之间的君臣关系就算打下了基础。就在张之洞于仕途上取得突破时，他的结发夫人却因病去世。当时张之洞只有28岁，这对他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为此他伤感了很长一段时间。
纵观张之洞的科举之路，其中虽有坎坷，最终却是收获颇丰：13岁成为秀才，15岁考中解元，26岁成为探花。这样的成就使得他曾遭遇过的困境变得微不足道。在中国1300年的科举历史上，能有这般成就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读书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张之洞众多成就中的一项。这也足以证明张之洞确实拥有超越众人的才华。考中探花后，张之洞在京城担任了一些没有实权的职位，算是对他的历练。直到1867年，29岁的他才开始担任有实权的官职。
张之洞科举成功后获得的第一个有实权的职位是浙江乡试的副考官。古代以科举取士，考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浙江又是江南富庶之地，豪门大户的子弟若想在科举中走得更远，自然会和考官疏通好关系。在历史上，江南地区的科举中就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科举舞弊事件。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科举舞弊案被揭发，康熙皇帝严令彻查，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发现参与舞弊的官员包括总督、巡抚以及众多考官，最终，多名考官被杀，另有多人被革职查办。当时，这一案件震惊朝野。鉴于众多历史教训，朝廷历来重视科举纪律。张之洞被派往浙江任乡试副考官，与其说是对他的锻炼，倒不如说是对他的考验：他能顶住诱惑完成任务吗？
张之洞没有让朝廷失望。他到职后，恪尽职守，尽心尽力选拔人才。重要考试的考卷他坚持全部亲自审阅，即使是一些边缘性质的考试，他也将试卷的大部分审阅一遍。除了严格执行考试程序之外，他在阅卷时坚持唯才录用，只要考生确有真才实学，即便试卷在文字格式上有问题，他也不计较，因而许多在行文格式上有问题的考生也被录取了。但是，他也有绝不通融的一面，那就是在对儒学的理解上。如果他认定考生不能正确理解儒家的价值观，那么，即便文笔无可挑剔，他也坚决不予录取。这一点，再次验证了他对儒学的虔诚。
张之洞顺利完成这次任务，当地学子对他的工作也很是满意，认为张之洞在当地监考是当地学子的一大幸事。事实上这一年张之洞也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其中有的学子后来担任封疆大吏，有的当了外交官，还有的成了学者，人才之多，前后的几次考试都比不上。
张之洞在浙江乡试中的表现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乡试结束后，他当即被任命为湖北学政。学政的全称为“提督学政”，每省只设置一名，任期3年，在待遇上和总督、巡抚一致，相当于朝廷派驻当地的钦差，主要负责主持院试（院试是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的一种考试，院试通过后就是秀才）并监督当地学官。当年纪晓岚也担任过学政一职。这一职务虽然比不了封疆大吏，但是也有着不小的权威。张之洞30岁便担任了这样重要的职位，可见朝廷对他的信任。
在湖北任上，张之洞兢兢业业、公而忘私。他提出，培养人才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气节，也就是要加强学子们的思想教育，让他们认可、坚守儒家的价值观。至于学子们的文字功底，要在气节的基础上来培养。在人才培养的方式上，张之洞坚持灵活的策略：但凡有才学的，即使在形式上有不足也不妨碍录取。当然张之洞所谓的“才学”，还是指在儒学上的修为。张之洞不拘泥形式选拔人才的做法得到了好评，连曾国藩都赞扬他在湖北的成绩。
1870年，张之洞33岁，此时距离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已有5年时间，这也是他在湖北学政任期内的最后一年。这年，张之洞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并在下半年交卸公职返回了京城。回京后，张之洞进入翰林院，并在翰林院任职两年多。这期间，他生活过得很惬意，和友人游山玩水、作诗饮酒，并且喜欢上了古玩。作为爱好古玩的新人，张之洞吃过一个大亏。一次，张之洞在京城买到了一件价值不菲的古鼎。有一天，他想把古鼎里灌上水插上花，可是，当水被灌进古鼎后，这个鼎居然开始漏水了！经过行家检测，张之洞的“古鼎”根本就是个仿制品，就连制作鼎的材料都有很大的问题。这件事让张之洞大为扫兴，不过，随着经验的增加，他在古玩上的造诣也日渐显露。当然，随着他的官职越升越高，假古玩也很难再到他手中了。这期间，张之洞再次经历亡妻之痛，他的第二任夫人在1872年去世了。
1873年，张之洞再次被外调，这次是去四川，依然是乡试的副考官，并且不久后又任四川学政。四川不比江南，路途艰难不说，科场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正所谓天高皇帝远，朝廷对四川科举舞弊的打击力度不及江南，所以，四川科举考试的风气极差，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当时四川科场的作弊手段无所不包，如找人替考、涂改考卷编号以及与考官窜通等，更严重的还有绑架考官，勒索钱财。
张之洞到任后，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在全省通缉替考的枪手；对于胆敢绑架考官的歹徒，张之洞更是严惩不贷。张之洞的“铁血”手段获得了当地学子的认可，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批有才学的士子得到了出头的机会。“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就是张之洞在主持四川学政期间发现的人才。当时张之洞把杨锐比作是四川的苏轼，对其才华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张之洞出任封壃大吏，杨锐成了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杨锐虽然也是变法一派，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和康有为有所不同，杨锐的变法主张受到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他攻击康有为，并要求对康有为的新法进行修改。当杨锐被抓后，张之洞也曾试图营救他，可是不等张之洞有所动作，慈禧太后已经下令开刀问斩。在四川任职3年期间，张之洞大力整顿了当地的学风，发现了一批人才。张之洞去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曾高度赞扬张之洞在四川主持学政时的成绩，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经过张之洞的努力，四川改变了学风，培养了大量人才。
1876年底，张之洞任满，并于次年回到京城。张之洞在四川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回京时连路费都难以凑齐，最后他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珍藏的“万氏拾书经版”才凑齐了路费。他任四川学政，是钦差身份，在待遇上和总督相当。对他而言，如果想要获得钱财，可以说是挥手即来，但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儒家信仰，为了扭转当地的不正学风，他杜绝了钱财的诱惑，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决心。
就在这一年，张之洞遇到了他的第三任夫人。张之洞离川时在经济上的窘迫并没有让新夫人对张之洞有意见，她对丈夫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信任。不幸的是在1879年，张之洞的第三任夫人也离开了人世，张之洞又一次经历亡妻之痛。
张之洞回到京城后，任职于文渊阁、国子监等机构，担任的职务比较清闲，直到1882年底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在这6年中，张之洞成了一个颇有名望的“谏官”。
当时，京城活跃着一批被称为“清流党”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担任着虚职，有一定的声望，却没有实权，他们经常给朝廷上书，或是献言献计，或是针砭时弊，甚至有时连皇帝和太后都因为他们的谏言而难堪。而清流党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洋务派。
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要求暂时得到满足，他们对清廷的干预放缓；各地的农民起义也被扑灭，国内形势缓和；李鸿章等人大办洋务，清廷在经济上出现了复苏的假象。这一系列因素竟然给摇摇欲坠的大清朝带来了“中兴”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出于制衡洋务派的考虑，默许了清流党的存在。所谓清流党，绝不是大清朝要广开言路，而是统治阶级权力斗争的产物。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默许，清流党根本就无法成势。
张之洞回京后，看到清流党“大义凛然”，心中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清流党的作为不就是一个儒生理所应当做的吗？基于他的信仰、性格等因素，张之洞也成为清流党中的一员。
在前两年，张之洞因为官职较低，没有资格直接给皇帝和太后上书，他就替别人写奏折，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后来，张之洞到国子监任职，有了直接向朝廷上奏折的资格，由此，他的言论开始受到慈禧太后的关注。
张之洞的奏折很多都是言辞激烈，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选择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同治皇帝死后无子，按照清朝的规定，需要在同治皇帝的晚辈中找一个贤能的人来继承皇位。如果按照这个规定选择皇位继承人，慈禧就会成为太皇太后，那么她就没有资格继续垂帘听政了。为了继续掌控朝政，慈禧就找来了同治皇帝的堂弟、年仅3岁的载湉（后来的光绪皇帝）来继承皇位，这样她依旧是皇太后，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对于这件事，许多人都有意见，虽然不敢公开指出，却也在私下吵得沸沸扬扬。这时，张之洞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为慈禧辩解这件事。慈禧看过张之洞的奏折，心中甚是欢喜：有张之洞这种敢说话的人出来为她引导舆论，关于此事的非议也会逐渐消失。
张之洞为慈禧辩解，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慈禧钦点的探花。知恩图报是一个儒生必备的道德素养，慈禧在为难之际张之洞适时报答，这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张之洞已经看清了形势，慈禧大权在握，想要在朝廷有所作为，必须要和慈禧有良好的关系，至少要给慈禧留下好印象。张之洞的这次举动，让慈禧对他另眼相看。
张之洞虽然有意讨好慈禧，但是很多时候他依旧是秉公持论、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不畏权贵。这期间有两件事最能表现张之洞正直的一面。
第一件事是平反东乡冤案。咸丰、同治年间，四川当地官员大肆敛财，不断增加苛捐杂税，1875年，苦不堪言的东乡普通百姓进城请愿，要求官府减少税收。但是，当地官员不仅不理会百姓的请愿，反而污蔑百姓是聚众造反，并派兵到东乡，对当地百姓大肆屠杀，400多人冤死。东乡百姓不服，选代表进京申冤，结果他们的代表不仅没有申冤成功，反而被抓下狱。400多人无辜被杀，但是肇事官员只是被革职，案子最终也不了了之。
1878年春，朝廷下令让官员进谏，于是有人利用这一机会提出要复查东乡一案。但是，朝廷对此事却坚持维持原判。
东乡冤案发生时，张之洞还在四川学政任上，这件事他有所了解，虽然他心里对判决结果很是不满，却无权过问。这次有人重提此事，朝廷却坚持原判，这让张之洞极为气愤。他在四川任过职，在感情上对四川比较亲近，同时，上书谏言也是他的职责，于公于私他都有必要查清此事。于是，他决定给朝廷上书，要求惩办官员，还百姓公道。他的奏折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做了详细的分析，在背景之上对此事进行解释。这一奏折在东乡冤案的基础上，又牵扯出了许多相关的重大案件，朝廷不得不重视起来。最终，朝廷认定东乡一案属于冤案，直接肇事官员则被处以极刑，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惩处。就这样，在张之洞的努力下，一场持续了多年的冤案最终得以平反，一时间，张之洞名声大振。
张之洞作为清流党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针对中俄不平等条约。1871年，一股中亚军事力量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进攻新疆，俄国趁乱占据了新疆的多个地区，左宗棠奉命进军新疆，并成功收回了大多数被侵占的领土，只有俄国人占据的伊犁地区未被收回。此事一拖再拖，清政府始终不敢与俄国开战。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去俄国谈判收复伊犁地区的问题。崇厚不懂外交，对新疆也不了解，在俄国人的威胁和愚弄下，擅自签下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条约。根据崇厚签订的条约，中国不仅要损失大片领土，还要向俄国支付巨额赔款。
消息传回国内，朝野哗然，各方一致反对签订此条约。但是，李鸿章却站出来支持崇厚。李鸿章向来是清流党攻击的对象，这次面对丧权辱国的条约，他又竟然表示支持，这更加激怒了清流党，张之洞自然也无法容忍。于是，针对中俄条约问题，张之洞前后上了20多道奏折，陈说条约对国家的危害。他还要求诛杀崇厚，严明法纪。
慈禧太后看过张之洞的奏折，对他的许多谏言表示赞许，还将张之洞召进宫中，讨论对俄政策。慈禧太后还特批张之洞可以到总理衙门建言献策。当时的总理衙门主要就是处理对各国的外交事务。最终，在各方的压力下，清廷没有批准崇厚签下的合约，崇厚虽然没有被杀，却受到了处分。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签订了条约。虽然新的条约依旧是不平等条约，但是却比崇厚签订的条约宽松了许多，一部分权利被收回。整个事件最终的结果虽然源自很多方面的努力，但是，张之洞关于此事的谏言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正是这几年的清流党经历，使张之洞的才干和忠诚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他离开四川回到京城时，仅仅只是一个连给朝廷上书的资格都没有的低级官吏，而6年后，他已经成为二品大员，在朝廷占据着重要位置。1881年底，张之洞被授予山西巡抚一职，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他全新的政治生涯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