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故乡是每一个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故乡有儿时的梦，有真挚的情，更有父母的爱。她让多少游子深夜梦醒涌出相思泪，又让多少双亲天天柴门闻犬声。故乡是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更是我们的精神寄托。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阳光灿烂的天空，生机盎然的大地，憨厚朴实的乡亲，都如胎记一般永远印刻在我的心底。
我的故乡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张掖市高台县罗城乡桥儿湾村。这是一块积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沃土，也是一块点燃我生命之火、激励我走上人生之旅的热土。半个世纪过去了，斗转星移，世事变幻，许多事情都已经淡忘了，但不管我身在何处，无论生活怎么变化，我对桥儿湾始终是魂牵梦绕，我深深地眷恋着她——我可爱的故乡。
举世闻名的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境内黄河之西，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重要的交通要道。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通向中亚、西亚，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唐代诗人李白有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河西走廊不仅是昔日的古战场，也是甘肃著名的粮仓。俯瞰千里河西走廊，绵长如带的盆地中央，添加一串绿色的宝石在暗淡的荒漠戈壁中熠熠生辉，呈现出一幅雄浑壮美的画卷。千里河西走廊，从东南至西北部，由依次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水系，哺育出了三大绿洲群：走廊东南段绿洲群、走廊中段绿洲群和走廊西北部的绿洲群。尤其是处于走廊中段的张掖——高台绿洲，是黑河流域最大的一块绿洲。这块土地肥沃，水流充足，灌溉农业发达，自古就是河西走廊的著名粮仓。人们常用“金张掖”来形容这块绿洲的富饶。在色彩斑斓“金张掖”的板块中，镶嵌着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这就是生我养我的高台县桥儿湾。著名诗人孙其芳曾在《下桥二湾小景》一诗中这样描述：“南临弱水壮遮沙，几树高杨七八家。最爱村前庄台草，雏儿窜过马莲花。”生动细致地赞颂了家乡的田园风光和顽童追逐嬉戏的场景，令人回味无穷。
高台县因城西古代修筑台基而得名和闻名。它南抵祁连山，北枕合黎山，黑河纵贯其间，“黑河如带向西来，黑上边城自汉开”。进入汉代以后，高台成为中原王朝设防的重镇，有“三秦锁钥，五郡咽喉”之称。先秦时期高台地区就有羌人活动，从764年至1372年，高台县在吐蕃、回纥、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统治下，长达600余年。清朝雍正年间将高台、镇夷两所合并为高台县，隶属甘州府，从此，高台县清晰地出现在国家的版图上。新中国成立后，高台县行政区划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55年5月高台县隶属于张掖地区一直到现在。
高台县山川河流交相辉映，地理地貌独特。富饶的土地，多姿的景物充满神奇与古朴。这里，不但有大量文物古迹，还有美丽的旅游风光。高台城因城西有高台而得名，这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据说当年唐僧历经千辛万苦从西天取回真经，归途中渡平定村羊达子河时，不慎将经卷落入水中泡湿，在高台台子寺土台上晾干后，继续护经东归返回了大唐长安。虽说历史尘埃早已湮没了昔日的台子寺，然而“凉王高僧今何在，唯见残垣称寺台。青灯黄卷化方烟，黑河岁岁教春来”。人们仍然可以从《台子寺》这首诗中追寻到高台昔日的辉煌。还有那满眼风雨云烟的合黎山，有着说不完的特殊风情，引人无限遐想。传说当它披着霓裳云纱的时候，就像温柔羞涩的少女一样艳丽迷人；当它被灿烂阳光照耀的时候，就像魁伟男子汉一样高大威武；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像酣睡老人一般宁静安详。闻名遐迩的黑河三峡，全长800多公里，两岸水渠遍地，风光旖旎，“黛色与云天一色，碧绿与黄土共荣”，似蜿蜒多姿的玉带，流淌着绵绵不尽的情歌。蜿蜒的长城和星罗棋布的烽火台，翻山越岭，穿沙漠，经戈壁，把百余座关隘和千万座墩台连成一体，似巨龙飞舞，饱经风雨沧桑，诉说着“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历史故事。著名的骆驼城和许三湾城，积淀着悠久的文化底蕴，众多的出土文物，见证着东晋、盛唐昔日的辉煌。在高台，你可以尽情享受到一种原生态的美，一种清雅隽秀的美，不是仙境，胜似仙境。
桥儿湾的变迁
桥儿湾坐落在高台县境内合黎山南麓、黑河北岸，原来一直叫雷家墩，民国时期才改叫桥儿湾。
桥儿湾村子不太大，但是历史悠久，传说众多，山有色，水有源，人有情。听老人们讲，因民国年间黑河涨大水，淹没了全部村庄和农田。大水过后，人们在重建家园时，大量播撒荞麦种子。后来，全村荞麦大丰收，荞麦面救活了全村老小，人们就把雷家墩称做“荞面湾”，后逐渐演变为“桥儿湾”。也有的说，桥儿湾是在原来黑河拐弯处架桥才改叫现名的。传说匈奴曾雄踞黑河流域，筑城建堡，冶铁制革，铸造兵器，汉武帝率军夺取河西走廊后，修筑长城抵御，匈奴退居大漠以北。汉长城筑入高台县以后，沿着合黎山南麓、黑河以北之绿洲边缘继续向西北延伸，经过五坝堡北、六坝北、七坝、八坝北、九坝堡，转向北行，再经十坝堡东、胭脂堡东、桥儿湾东、红山东，至罗城乡所属之正义峡（原名镇夷峡）东嘴，转向西延伸，穿越黑河，西经深沟、盐池、双井子以北荒滩，至界牌墩，进入酒泉市境内。“雄关漫道真如铁”，蜿蜒的长城防御体系，为高台人民带来了和平与安宁。至今，约源于明代烟墩的雷家墩的“墩史”，虽然远离了古代的刀光剑影、拼搏厮杀，但那些历经沧桑的断壁残垣依然可见当年硝烟弥漫、狼烟四起的历史场景。
国民党统治时期，桥儿湾属于第三区（乡公所在镇夷堡）红山村。1939年，由于区村制改为乡保制，桥儿湾又隶属于四维乡红山保。新中国成立后，桥儿湾已经发展为村，属于四维区三乡。
1953年6月，调整乡村时，桥儿湾村与红山村合并为红山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桥儿湾属于罗城人民公社。1983年11月，农村实行政、社分设，将公社、大队改为乡、村，桥儿湾村属于罗城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自然恩赐的秀美山河，哺育着父老乡亲，可谓人丁兴旺。我们桥儿湾村是个长寿村，村里60岁以上的有60多人，几乎占五分之一，80岁以上老寿星有6人，全村人敬老爱幼，和睦相处，民风淳朴，邻里之间经常走动，谁家有难相互支援。特别是桥儿湾有好多家乡话，那些“乡音”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例如，日头（太阳）、呼噜爷（雷声）、擦黑子（傍晚）等，还有大老（伯父）、大妈（伯母）、爸爸（叔父）、孙娃子（孙子）、外爷（外祖父）等。每当逢年过节，村里都组织社火，划旱船、扭秧歌、唱大戏，充满了欢乐和幸福的气氛，我曾经写了段顺口溜叫《桥湾春晓》：“黑河两岸雪消融，路旁杨柳唤深情。桥湾今日人更美，农家红日映门庭。”以表达自己和乡亲们的喜悦心情。
雷氏家族
桥儿湾村是一个邻里如宾、和睦相处的和谐村庄，全村有60余户，300多口人，其中，以雷、孙、武等姓氏为主，还有李、蔺、周、赵等姓氏。雷氏家族是本地大户望族，家丁约占全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昔日，族人们多在乡下务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安宁的田园生活。近年来，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族人们纷纷走出村庄，求生存谋发展，正好应了“树挪窝死，人挪窝活”的俗语，不仅没有使家族衰落，而且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祖上承训，雷氏祖先在明代就居住在雷家墩，家世不显赫，乃普通农家，但源远流长，至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
三叔雷礼听老人讲，雷家是山西老槐树下迁移过来的。这件事虽然没有很好佐证，但从临泽到金塔一带的汉族人寻根问祖后都说自己老家在山西大槐树下的情况来看，老人们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在历史上，元朝末年，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民众生活极度困苦。至明朝初期，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确实有移民的记载。据《洪洞古大槐树志》（增广）载，在明朝初期，凡是出移的各府州县百姓，都要集中到洪洞县，然后再迁徙至各地。当时，洪洞县贾村境内有一座古刹叫广济寺，寺旁有一棵大槐树。因为移民是被强迫的，不愿离开家乡，都把这棵老槐树作为纪念，大槐树便成为山西移民的共同故乡。以后，其他各地都有类似这样的传说，历代相传，延续至今。我想，我们雷家的先辈们可能就是在那个时期迁到高台县的。雷家墩，曾经是明代镇夷堡下属50座墩台之一，或许是雷家先人因守卫烽火墩而得名，也可能是雷家先人在这儿筑此烽火墩，追根溯源，反正与我们雷氏家族有关。
据三叔父保存的家谱记载，高祖父名雷法、高祖母名雷王氏，堂高祖父名雷亮。高祖父生四子，长子即我曾祖父雷富云，还有三位堂曾祖父雷致云、雷万云、雷生云。祖父雷天宝、堂祖父雷天英。过去有“子不言父”的古训，但为了记述家史，只好提及列祖列宗，目的是让后人记住祖宗的名字。1953年，祖父主持雷家再次分家，我们这支分成11个小家。“打断骨头连着筋”，虽然大家分成了小家，但是都流淌着雷家的血液。多年来，无论大家还是小家都始终如一地秉承着“教子孙两般正道爱国爱家，敬祖宗一派真传克勤克俭”的祖训，来往密切，相互照应，齐心协力，团结和谐。
我的祖父母
我的祖父叫雷天宝，祖母雷高氏系邻村红山人，继祖母雷葛氏系九坎村人。他们以种田为生，具有中国老百姓固有的美德和品质——老实本分，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勤劳俭朴，终身劳作。但是，在苦难的旧社会，他们和广大农民一样，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虽然终日劳作，但仍难以维持温饱。值得庆幸的是，祖父略通文墨，是一个乡村私塾教师，农忙时带着家人种地，冬闲时教农家子弟识字，并帮助乡亲们写家书，深受乡亲们的爱戴。祖父母生育四儿两女。我的父亲雷信为长子，还有二叔父雷和、三叔父雷礼、四叔父雷谦、大姑雷凤英、二姑雷凤兰。虽然祖父母子女多，生活比较清贫艰难，但是全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20世纪60年代初，祖父母先后辞世，离开了他们含辛茹苦养育长大成人的子女，离开了他们整日操劳的家园，安息于他们挚爱的黄土地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了家族，为了子女，他们奋斗了一生，无私地奉献了一切。爷爷一生有三件大事值得骄傲和自豪。第一是接续了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那是雷家祖祖辈辈的命根子，直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才入了社，成为国有土地、集体财产。第二是在村里教了一茬又一茬的农家子弟学会识字，为改变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命运，延续本村的文明做出了贡献。第三是继承了先辈的衣钵，下苦力维持家庭，延续雷氏家族的兴旺。诚然，爷爷也有不少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是想让儿女上学，但都没有上成，唯一上学的就是三叔雷礼，他小学毕业后一直在村子里和罗城中学当教师，深受乡亲们的尊重，几年前才退休。
我的父亲
父亲雷信在家排行老大，生于1933年8月26日。他从小喝着黑河水、吃着五谷杂粮长大，造就了一副好身板，地里的活样样精通，拉骆驼也是一把好手。搞运输走南闯北，经历多、见识广，不仅是村里的一位能人，也是家里的主心骨。
1949年秋我的家乡解放，贫苦人民翻身见了太阳，当家做了主人。斗地主，分田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由于父亲自小念过几年书，有一定文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受乡亲们的推举，他担任了青年民兵队队长、团支部书记，和村干部一起，带领乡亲们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最后到包产到户。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的步伐，经受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云变幻的洗礼，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父亲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是行家里手，而且组织骆驼队搞运输在全罗城乡也很有名气。多年来，他不但在本乡、本县搞运输，而且还经常到甘肃临泽、金塔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等地跑运输。虽然面临很多风险和艰难，但他每次都能很出色地把货物运去运回，受到全村人的交口称赞。
父亲一生忠孝仁义、勤劳俭朴，严格教育子女，始终信奉那句至理名言——日子再苦再累，也要送娃娃上学。他深知知识会改变命运，当今社会，一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人，无疑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为此，多年以来，无论家里多么困难，生活多么拮据，父亲都省吃俭用，累不言苦，把我们兄弟姐妹送入学堂，让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就这样，父亲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历经了人间数不尽的坎坷和艰辛。善良的老人本应该还可以享受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无奈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2007年8月30日，饱经风霜的父亲不幸长眠于世，享年75岁。小时候，我无力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有时还会“逆反”不听话，让父亲操心；长大后，虽有感激之情，但经济困难，报答父母有限；及至中年，手头比较宽绰可以报答父亲了，他老人家却又过早地离亲人而去，这是留在我心中永远的遗憾，永远的伤痛。父亲是我“登天的梯、拉车的牛”，父亲教我怎样做事、怎样做人，我对父亲一往情深……
至今，有时我常常在睡梦中回到儿时，好像父亲还在亲切地唤我起床、上学。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陈金花，生于1940年1月30日，系高台县罗城乡红山村人。母亲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外祖父陈克敬，生于1919年4月28日；外祖母王桂芳，生于1920年2月15日。两位老人终身务农，是红山村勤俭持家的能手，恪守着千百年来人们信奉的“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生活。外祖父有一手绝活——织布，也有些文化。外祖母也有一手绝活——纺线，在方圆十里八村很有名气。人民公社化后，外祖父担任罗城信用社会计，外祖母在家纺线织布。两位老人一生勤苦劳作，生有三子五女：我大舅陈永安、二舅陈永寿、三舅陈永富，我母亲为长女，还有二姨陈银花、三姨陈玲花、四姨陈秀花、五姨陈兰花。姊妹五人不仅是陈家的“五朵金花”，而且也是红山村的“五朵金花”。
外祖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留着小“八字”胡，在村里很有威望。外祖父非常疼爱我，每当我在他膝下玩耍时，他总是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叮嘱我不要摔着碰着了。有时，他还从兜里掏出一块糖，仔细地剥去糖纸，把糖放到我嘴里，那种香甜味至今未能忘却。就是这样一位从未与村人红过脸的老人，竟被卷入无端的政治运动之中。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不知何因，当时有很多人找他谈话，他很痛苦，整天沉默寡言，精神压力非常大。有一天，他摸了摸我的头后，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拿起一瓶不知是什么药喝了下去，因为服药过量而离开人世。外祖父的辞世给亲人们留下了永远的谜，也给我心中留下了无限的伤痛。特别是每每回想起外祖父在诀别时用颤抖的手抚摸我的情景，他那充满泪水的双眼流露出对亲人的无限眷恋，流露出面对世事的困惑和无奈。我的心就像针刺一样疼痛，外祖父啊！你以选择舍弃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的方式对不公正的无端指责进行抗争，保全了人格的尊严，但也为家人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思念。
人世间最纯真的爱莫过于母爱。外祖父的不幸去世虽然给母亲带来了痛苦，但并没有压垮母亲，反而使她更加坚强。她把对外祖父的思念转化为对子女们的大爱。古人云：“一家站在爹娘前，骨肉同胞有几人。”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从小就得到母亲的宠爱和呵护。在母亲的教诲下，我们兄弟姐妹感情深厚，气息相通，从小同在一炕睡觉，同在一桌吃饭，姐姐拉着妹妹的手，妹妹穿着姐姐换下来的衣裳，弟弟拿着哥哥用过的碗筷，兄弟姐妹互相爱护、照顾，日子虽然有些紧巴，但有了亲情，全家也其乐融融。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常年除操持家务外，几乎都在田里干农活，就像一只永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终日忙忙碌碌，为家庭和子女操碎了心。母亲心里，装着儿女们的事业，从来不给子女添麻烦，儿女们只要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就是她最大的快乐。现在，大妹兆霞、小妹淑霞、弟弟光斌均已成家立业。我和大妹妹、弟弟在银川，二妹妹在高台。母亲经常往返于高台、银川之间，看到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各自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她心里十分满足。
生在桥儿湾
1961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甘肃省高台县罗城乡桥儿湾村第二生产队，是当年全村唯一出生的孩子。我的降生，给家里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增添了生活的压力。因受“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影响，全国都在闹饥荒，我们村也不例外。据老人们讲，1960年到1962年的天灾人祸十分严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追求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到处泛滥，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正常生活，甘肃是受影响最厉害的省份之一。当时，乡亲们生活艰难，生产队大食堂停办，村民家里断粮断炊，强壮者大量外流，妇女、老人、小孩则以树皮、野菜充饥，好多人出现浮肿甚至死亡。
在我两岁的时候，家里因生活所迫我被外祖母带走，为父母减轻了些生活压力。外祖母家住红山，离我们家十多里路，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在外祖母的精心呵护下，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健康而快乐地享受着童年时光。但是，幼小时经受“三年严重困难”的磨难，成为一道道深深的烙印永远留在我心里，它使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更加珍惜生活，热爱生命。
红山村小学
1967年，我快到了读书的年龄，深知文化重要的父母亲为我上学的事情忙碌。由于桥儿湾村没有小学，父母便送我到临村的红山小学读书。红山村原来叫上堡，位于合黎山坡下。红山村人口比桥儿湾村多，红山小学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建立的学校，教学设施十分简陋。
1967年夏末的一天，天高云淡、风轻气爽，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和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到红山小学去上学。虽然全班只有蔺耀祖、蔺述全、蔺述杰、贾翠林、周玉虎、蔺学杰、蔺耀宗等九位同学，但是仍设置了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我们每天饶有兴趣地听老师讲解大千世界，讲解自己不知道的那些“谜”。由于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学校教学很不正规，但我和同学们都觉得学校是乐园。因为只有在学校里和小伙伴们读书嬉耍，才会忘记一切痛苦与不幸。特别在学习方面，我的数学成绩较好，无论是背乘法口诀，还是试题演算，总在同学中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为此，我心里美滋滋的，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
我们上学时正是对领袖毛泽东顶礼膜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学校大都增设了毛泽东思想课，每天背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成了必修课。言必讲“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虽然不大懂得其内容，但却几乎成为“雷打不动”的程序。口必念毛主席语录，就连唱歌也只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每天早上，师生们都要站在学校毛主席塑像前，进行“早请示”。轮到我就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的学生雷光新今天向您请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下午放学时，要向毛主席进行“晚汇报”。内容是，今天老师讲的什么课，我做得怎么样等等。因为我舅舅家所住的地方离红山学校比较远，所以我每天都要跟着四姨陈秀花去上学。
一次，我在上学的路上被一只大公羊撞倒，我四姨急忙把我拉起来，然后，把身上的泥巴全部擦掉之后才赶去上学。这时，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了，但还是要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的学生雷光新今天不小心被一只羊撞倒了，请毛主席您老人家原谅。我给您老人家唱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由于迟到，郑老师罚我站了整整一个上午。那天太阳很毒，把我晒得头发晕、眼发花，我也不敢吭一声。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也感到很有意思。
我念小学时，每年到春节都要离开外婆家回桥儿湾家里过年。俗话说：“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花钱。”每年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三，全村各家各户早早就烧香点纸“送灶王爷上天”，彻底打扫室内外卫生，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置办一些年货，除夕前要贴好对联、门神、福字等。坚持大年三十（除夕）守岁的习惯，老人拜祖先，合家欢聚，吃油饼、油果子。大人小孩点灯熬油，彻夜不眠迎接大年初一的到来。
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1970年的春节我家做年夜饭的情景。父亲在灶台烧火，母亲给我们炸果子。我在炕上跳来跳去，有种说不出的快乐，显得特别的幸福和满足。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穿上母亲新做的棉袄、布鞋，高高兴兴地给长辈们拜年问好。每年拜年，长辈们都要坐在正房的太师椅子上，小辈们排列整齐，向长辈们磕三个响头，敬祝长辈们健康长寿、吉祥如意。长辈们也把早已准备好的新年压岁钱发给孩子们，祈祷岁岁平安。尽管当时压岁钱仅有一两角钱，还不能自己花，回家后要如数交给父母，但孩子们还是很高兴。
我的老师
在红山小学读书期间，先后有六位老师教育我成长，他们是周尚志、蔺述刚、徐吉慧、雒恒德、葛雄，还有我的姨父雷迅也曾给我当过老师。这些老师都十分喜欢和关心我，我对老师也特别尊敬，他们都称赞我是个好学生。
我特别感谢蔺述刚老师，因为他是我上学后的启蒙老师。他中等身材，衣着朴素，是一位非常亲切的师长。尽管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泛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充满了校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幼小的心灵充满着迷惘。但是蔺述刚老师恪守着一位园丁的职守和情操，不为那些“噪音”所困扰，认真地教我们识字学习。那时，由于学习条件的限制，学校通常分成两个班，即一年级、三年级为一个班，二年级、四年级为另一个班。我念一年级的时候，教室有三年级的学生；我念二年级的时候，教室有四年级的学生。前一个小时一年级上课、二年级复习，后一个小时二年级上课、一年级复习。虽然学校不是那么正规，但老师教学一丝不苟，学生学习一心一意，这在当时的农村小学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金色童年的美好记忆里，我是多么地羡慕老师。他们像辛勤的园丁，精心培育着祖国的花朵，把春天装扮得分外妖娆；他们也像照亮的火炬，把光明洒向人间，使孩子们摆脱愚昧奔向光明。可在知识文化贬值，教师尊严缺失的年代里，对老师自身的酸甜苦辣，我们的感受不是那么深刻。后来，我当了老师，才切身体会到了农村小学老师的辛酸。现在，蔺述刚老师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发自内心地祝愿他一路走好。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蔺长荣校长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人。在红山小学五年间，他与我们朝夕相处，像慈父一样关心着每个学生，为我们讲述英雄的故事、讲授学习的方法，与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做游戏、一起……我的作业本上那些红钩钩、蓝叉叉，批写的字字句句是那么地认真仔细，恰如其分。为了让我们学有所成，他耗尽了心血，头上增添了白发，眼中布满了血丝，让我们每个学生都充满了感动和敬意。他关心我们思想上的微小进步，关心我们学习上的点滴收获，还关心我们瘦小身体的健康。每当学校组织到野外活动，他总是像父亲一样呵护着我们，始终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像爱护花朵一样培育着我们，使我们置身于无限欢乐之中。
童年，幸福的童年，多彩的童年！老师用斑斓的色彩，描绘着我们理想的彩虹。可爱、可敬的老师，那和蔼的笑容、鼓励的话语，常常在我心头萦绕。
罗城中学
1973年9月，我进入罗城中学读书。罗城中学所在地——罗城人民公社（乡），是全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高台县城西北40公里处。罗城的历史悠久，大约与境内的天城同时建于明代。罗城地处黑河下游，东、西、北三面被丘陵相围环抱，地势低洼，宜林宜牧，境内水库塘坝和水渠相间，水利条件比较优越。
罗城中学是我学子生涯的重要阶段，也是我走向社会的一步重要阶梯。在罗城中学上学，使我开阔了眼界，知道了高台县比罗城大，张掖市比高台县大，兰州比张掖市大，北京和上海比兰州更大，也明白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道理。在罗城中学，我度过了五年的学习生涯，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情感。这五年，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阶段，初高中比较系统的学习教育，对我的政治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爱好起到了重大影响。不仅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更使我初步懂得了怎么做人。这一阶段，我开始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行动上关心热爱集体，生活上艰苦朴素，兴趣上酷爱钻研探讨。
罗城中学的苦读，为我的人生奠定了重要基础。我特别感谢教我读书做人的师长们，他们是我十分敬重的胡永林、孟玉仙、闫崇钰、曹占录、周尚志、常永智、张甲林、何端中、刘国辉、王兴智、康国平等老师。他们是清一色的清华、北大毕业生。他们大都是北京、江苏、安徽等省市的学习尖子，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扎实的文化知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从东部繁华闹市来到西北的穷乡僻壤，为农村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他们的热情和敬业令我们敬仰。在罗城中学读书期间，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至今多少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真是：“人间难得师生情，几度夜里梦罗城。无边落叶催师老，春晖报得万山红。”
返乡务农
1977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在罗城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毕业后，由于当时没有恢复高考，使我继续接受更高层次文化教育的梦想化作了泡影，于是我心不甘地回到桥儿湾。虽然我中断了学业，但增强了自信心，农村孩子的智力不比城市里的差，“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学乃身之宝，读书不负人”。我开始在家乡的土地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寻找继续实现梦想的机会。
返乡后，我由一名学生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终日在田间地头耕耘劳作。桥儿湾以农业为主，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和小宗杂粮，经济作物有胡麻和甜菜等。农田活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含量，春种秋收，对于我这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只是由于在学校读书时间久了，回来干农活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快到秋收季节，由于抢收，每天收割的时间长，强度大，腰酸腿疼，滴滴汗水浸透了衣裳。特别是生产队组织到盐池挖硝，每天干活达十多个小时，虽然工分比干农活时记得高一些，但生活十分艰苦。回乡务农后，种种苦恼和滴滴汗水，使我切身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同时，内心也涌出了要靠奋斗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半年后，我又到罗城公社农牧场放羊。放羊时，登上高高的河堤放眼望去，满坡青草满地花，根深叶茂，种类繁多，随风摇曳，虽然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的浪漫，但却是另一番田园风光，令人陶醉。有一次，羊儿吃饱了，该回家了，这时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正巧这时母羊又下了两只小羊羔，我只好背上背一只，怀里抱一只，手里牵着母羊，在大雨中十分艰难地往回走，当时感觉是那么无助，只恨苍天欺负我这个放羊娃。
与田间地头干活相比，我更怀恋放羊的日子，因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羊群在山坡上吃草嬉耍，自己躺在绿毯般的草地上，领略原生态大自然的无穷魅力，更重要的是我有了比较充足的时间和安宁的环境，尽情阅读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如《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至今我记忆犹深，感受颇多。正是这段放羊时光，不仅培养了我爱读书的好习惯，而且从书中得到一些启迪和力量，对我以后为人处世起到了积极借鉴作用。
乡村教师
由于我在农牧场表现较好，被公社领导慧眼识中，选派到本村小学教书，有幸由一名“羊倌”变成了乡村民办教师。记得那是1979年8月初，我在公社参加了师资培训后回村任教。那时，乡村教师是很体面光荣的职业，虽然乡村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同样是记工分，有时只给一点教学补助，但我乐此不疲，因为我在中学所学的东西终有了用武之地。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国家对农村教育的重视，历史上从来没有学堂的桥儿湾终于有了第一所乡村小学，村民和孩子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乡亲们知道，有了这所学校，意味着多数贫困家庭可以摆脱父辈们“睁眼瞎”的历史了，也不必再为孩子们上学的事情犯愁了。学校开办初期，师资奇缺，只有三名教师。入学时只有50多个学生，分成5个年级（班），每个年级大约10个人。当时学校设置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和思想品德教育等课程，三年级增加自然，四、五年级增加政治。我主要教一年级的语文、数学并兼班主任，全班共有13名学生，同时还教全校的体育和思想品德课。
正式教学开始后，我缺乏授课经验，讲课时很不自然，面对初入校门的小学生，还真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我想，乡村的孩子读书学习很不容易，乡亲们把孩子托付给学校和老师，希望我们教有所长，让孩子们变得更有出息。虽然我们学校小，学生少，但责任大，担子重。于是，我从“爱”字入手，一点一滴地培养和学生的感情，像父母一样关心爱护他们。除了耐心地教文化知识外，还一起做游戏，每天放学后护送孩子们回家。冬天时我打煤砖生炉子，不让学生受冻。在孩子们的眼里，我是老师，更像严父慈母，孩子们爱我敬我，我讲的课他们爱听，我讲的话管用，一些调皮捣蛋的变成了好学生。我曾写下这样一首打油诗“小小黑板墙上挂，老师也是一幅画；眼前坐着调皮鬼，边学边教娃长大”，这确实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我还曾带领同学们去救火、“学雷锋”做好事，因而受到公社的表扬，成为全公社一名“小有名气”的老师。
教学是一种科学严谨的事情，不能滥竽充数，忽悠应付，误人子弟。说来惭愧，我在教一年级语文课时，首先遇到了汉语拼音，这是小学生学习的基础，恰恰我的汉语拼音发音不够准确，是我的弱项和软肋。怎么办？当时我弟弟光斌正好读三年级，我小姨陈兰花陪同淑霞、光斌在桥儿湾上小学，他们的汉语拼音学的不错，我就虚心拜他们为师，每天晚上在家里跟着他们练习，纠正发音，第二天再教给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现炒现卖”，我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培养了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
然而，就在我逐渐熟悉教学规律，教的得心应手的时候，突然我又被新的老师替代了，被迫放下我喜欢的教育事业，结束了民办教师生涯。仿佛寒冬被浇了一壶凉水，从头凉到了脚心。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曾是公社领导、乡亲和学生们公认的好老师，为什么让我离开心爱的讲台？是教学不合格，还是需要安排新的高中毕业返乡生？是生活中哪有什么过错，还是家庭出身为中农的缘故？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只感到命运如此坎坷和无奈，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报名参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因失去乡村民办教师职业十分苦闷的时候，新的机遇又降临了。1980年11月，家乡开始征兵工作，我那颗即将冷却的心又开始涌动起来。
立志当兵保家卫国，是我从小的志向。记得自我懂事以来，乡亲和父辈们就给我讲过许多红军的传奇故事，读书时，我不止一次地瞻仰过高台革命烈士陵园。报名前，我又一次来到了位于县城东南的烈士陵园。
那是1957年为纪念西路军浴血鏖战高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四周有红色围墙和杨柳环绕，陵园内苍松翠柏四季常青。陵园大厅上方镶嵌着朱德总司令题写的“烈士陵园”匾额，背面是郭沫若的墨迹“浩气长存”。整个陵园庄严肃穆，园内喷泉如柱，松柏苍翠，曲径盘行。园内还有革命烈士诗抄、长征组画等屏幅，陵园北侧陈列室有朱德、徐向前、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后园内，正中间有烈士纪念堂，堂内悬挂着红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遗像。陵园南侧亭内树有董振堂烈士纪念碑，刻有“永垂不朽”四个字，十分醒目。纪念堂后侧，有松柏环绕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5军阵亡烈士公墓。在纪念亭的两个大红木柱上写有“宁都豪气千秋在，高台雄风万古传”的对联，精辟地概括了董振堂军长的一生。红5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纪念亭上写的挽联是“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
肃穆伫立在革命烈士纪念堂，瞻仰一件件革命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飘过一面面血染的战旗，耳边仿佛回荡着一阵阵红军战士冲锋的呐喊，红军当年血战高台的场景，拂去历史的尘埃，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刚经历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三万雄兵会师会宁城将台堡。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的5军、9军、30军飞渡黄河天险，挺进河西，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建立巩固的西北后方。1936年11月，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红5军、红9军、红30军3个军2万多人，西渡黄河创建甘北革命根据地。他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先后在古浪、永昌及其两翼地区，与马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1936年12月28日，西路军突破重围，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克服冰雪严寒，且战且行，向甘州（今张掖市）方向进军。12月30日，西路军先头部队红5军在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率领下，指挥第13师、14师共4000余人，攻占临泽县城。军政委黄超率领37团、43团及直属队驻守临泽，董振堂率领39团、45团及军直特务团、骑兵团星夜进攻高台。1937年元旦凌晨4时，红5军一举攻占高台县城。
红5军解放高台后，高台人民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地唱起自己编的山歌，感谢共产党和红军的恩情：“太阳一出泛红霞，黑河流水翻浪花。高台来了共产党，人民分粮喜洋洋。打土豪，除恶霸，劳动果实回到家。说起红军共产党，是咱亲人永不忘。”正当高台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的日子里，马家军以4个旅外加3个团共2万余兵力，于1月12日包围了高台县城。切断了红5军与他部红军的联系，开始了西路军抵进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的第二次血战。红5军孤军奋战，开始依托城外工事，坚守阵地，抗击马部；继则梯次抗击，逐步退入城内，依托城墙抗击马家军。战至15日，马部向县城西关制高点的碉堡（由财神庙改建）发起疯狂进攻。红军第45团的一个排坚守在这里，他们连续抗击马部几十次疯狂冲击，激烈战斗3天多时间。马部久攻未克，于是堆积大量柴草，连同民房一起放火烧毁，一时间炮声震天、火光四起，坚守的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县城东关被马家军攻陷。红5军经几昼夜激战，弹药所剩无几。因电台留在临泽，红5军无法与总指挥部联系。战至18日夜，红5军弹药消耗殆尽，马家军攻至城下。两军激烈争夺城墙，高台县城墙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红5军遭受严重伤亡。20日，马家军炮火异常猛烈，全力攻城，红5军战士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战士们扭住马家军，与其一起滚下城墙，同归于尽。此时，被红5军收编的民团叛变，打开城门，红5军与马家军展开巷战，红5军战士刀刃卷曲，石头砸尽，便用拳打口咬，进行殊死搏斗，持续五六个小时后，终因众寡悬殊，红5军几乎全军覆没。高台血战持续8个昼夜，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红5军3000多名红军将士，除个别被群众掩护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
高台失守后，残暴的马家军开始了血腥的屠城，他们将董振堂、杨克明的头颅割下挂在城楼上示众，将几十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先合影照相后残忍地杀害，将年仅15岁的女护士活活钉死在县衙院内的大树上。参加过宁都暴动，曾在第三、四次反“围剿”和赣江战役、长征途中屡建奇功的红5军军旗，在高台县再次被红军将士的鲜血浸染，铸造了永不磨灭的军魂。
1990年11月6日，一架载着共和国元帅徐向前骨灰的波音客机飞临高台上空，鲜艳的花瓣伴着一把把骨灰，轻轻飘落在积雪覆盖的山岭。
1992年7月2日，又一架载着国家主席李先念骨灰的波音客机又飞临高台县上空，鲜艳的花瓣飘落在青松叠翠的河谷。
甘肃省高台县之所以能够承载如此殊荣，就是因为在这块碧血浇灌的土地上书写着一部红军长征之后最苍凉悲壮的史诗，它穿越时代的风雨，鲜活地流传在山河大地；血铸着三千壮士喋血疆场展示高台雄风的丰碑，它历经岁月的洗礼，高高地矗立在祁连山之巅！正如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西路军作出的高度评价：“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重和纪念的。”
是啊，半个世纪前在高台发生的这桩惊天地、泣鬼神的激烈战斗，早已成为历史，甚至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已经淡忘。然而，高台3000多名英烈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历史丰碑，庄严地告诉后人：历史，不仅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三千将士，喋血疆场鬼神泣，高台雄风，永远激励后来人。是红军精神教育我成长，鼓舞我参军报国。我暗下誓言，当兵就要当好兵，做老红军的传人，为家乡高台再添荣光。
告别家乡
瞬间时来运转，喜事接踵而至。我参军入伍从报名、体检、政审、批准，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大队干部向接兵干部说：“雷光新是个好小伙子，到部队错不了。”接兵部队领导也看上了我，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身体合格，我就带他走！”就这样，经罗城人民公社和县人武部批准，我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乡亲和亲友们听说我入伍的消息后，纷纷到家中来看望我，祝贺之辞溢于言表，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几天后，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我们152名新兵披红戴花，雄赳赳气昂昂地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此时光荣感、自豪感油然而生。临上车前，父亲眼含热泪塞给了我两元钱，看着已两鬓斑白的双亲，捧着散发着舔犊之情的两元钱，我热泪盈眶。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从子女在母腹中躁动开始至长大自食其力，作为父母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倾注多少心血！此时此刻，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如一股股暖流涌上心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可以说，人生最难忘的当属深邃的父母之爱。这两元钱，我到部队后也一直没舍得花，成为我一生永久的纪念。
1980年11月，我坐上东去的军用列车，随着火车汽笛的呼啸声，车轮“铿锵”“铿锵”的滚动声，我们踏上新的征程。坐在车厢里，只能根据接兵干部和班长谈话内容，判断火车大致到了哪个车站。经过张掖、山丹、永昌后，到了武威车站。那里设有专门的军供站，大家简单地就餐。休息后，又登上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奔赴宁夏贺兰山驻地，担负坚守贺兰山的神圣使命，就此翻开了我人生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