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尊敬、至高无上的大人们：
我深信，只有品德高尚的公民才有权向他的祖国表达敬意，并且得到祖国的认可。三十年来，我努力工作，以期能够有资格公开地向你们致意，这个幸运的机会部分地补偿了我力所未逮之事，我认为在这里我可以听从鼓舞了我的热忱之心，而非依据我应当获得该许可的权利。有幸出生于你们之中的我，如何能够在对自然赋予人类的平等和人类建立的不平等进行思考之时，却没有考虑到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是以何种深沉的智慧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以最接近自然法，以及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致力于维持公共秩序和保障个人幸福的呢？在寻求由常理所决定的关于政府建构的最佳准则之时，我震惊地发现，所有这些准则都在你们的政府里付诸实施。因此，即便我没有生在你们的国家里，我也自认为不可避免地要将这幅人类社会的图画献给所有人民之中，我认为是拥有政府的最大优势，并且最有效地预防了其弊端的人民。
假如要我选择自己的出生地的话，那么我会选择一个其疆域以人的才能范围为限的国家，也就是说，以得到良好治理的可能性为限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足以胜任自己的工作，没有人被迫将自己承担的职能委任给他人。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个人彼此相见相识，罪恶的阴谋和谦逊的美德都不能逃脱公众的目光和评判；这种彼此相见相识的美好习惯，将对祖国的热爱变成了对公民的热爱，而非对土地的热爱。
我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拥有唯一的共同利益的国家，从而国家机器所有的运作都永远只倾向于公共幸福。要做到这一点，除非人民和主权者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会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审慎而适度的民主政府之下。
我希望自己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完全服从于法律，从而不论是我还是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这种可敬的束缚。即便是那些最为自傲的人，也会乖巧地接受这种有益而温和的束缚，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不受任何其他束缚的。
因此，我希望国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称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这个国家之外的人也不能迫使国家承认其超越法律的权威。因为不论一个政府的体制如何，假如其中有且仅有一个人不服从法律，那么所有其他人必然会受其摆布。［注一］？[1]假如存在一个本国领袖和一个外国领袖？[2]，那么不论他们之间的权力如何分配，这两者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服从，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我绝对不会希望居住在一个新建的共和国之中，不管它的法律多么优越。因为我担心别样建构的政府在当时可能并不适宜，或是这个政府不适合新公民，或是公民不适合这个新政府；我担心国家几乎刚诞生就有动摇和灭亡的倾向，因为自由正如那些美味的食物或醇酒，适合滋养和增强习惯于它们的强壮体质，却会压垮、破坏和迷醉那些根本不适合它们的虚弱体质。人民一旦习惯于某些主人，就再也不能摆脱他们。如果他们试图摆脱这种束缚，那么他们会因为将自由视作与之相反的过度放纵而更加远离自由。他们的革命几乎总是将他们托 付给一些只会加重他们的枷锁的蛊惑者。罗马人民，这个所有自由人民的楷模，本身在脱离塔奎尼乌斯王朝的压迫之后根本没有自治能力。他们因塔奎尼乌斯王朝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奴役和屈辱的劳动而变得堕落，因此首先需要以极大的智慧照顾和管理一批愚蠢的群氓，从而令这些在暴政之下变得神经质，或者确切地说变得愚蠢的人，渐渐地习惯有益身心的自由气息，逐步地获得朴素的习俗和英勇的气概，令他们最终成为所有民族之中最为可敬的民族。因此，我想要寻找一个幸福而宁静的共和国作为我的祖国，它的陈腐可以说是消失在了蒙昧时代，它所经受的伤害只适于表达并且巩固其居民的勇气和对祖国的热爱。在这个国家里，公民长期地习惯于一种明智的独立，从而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也无愧于这份自由。
我会希望为自己选择这样一个祖国，它因一种幸运的虚弱而远离了征服的狂热，又因一种更为幸运的地理位置而免除了自身被他国征服的恐惧：一个位于几个民族之间的自由城市[3]，其中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兴趣侵略它，同时每个国家又都注意防止其他民族侵略它。简而言之，一个不会引起邻国野心，并且能够在必要时适当地依靠邻国救援的共和国。因此，身处如此幸运的地位，除了自身，它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它的公民进行军事训练是为了保持战斗热情和英勇气概，而非出于自我防卫的必要。这种英勇气概十分适合自由，同时又培养了对自由的爱好。
我会寻找一个全体公民共享立法权的国家，因为有谁能比他们更清楚在何种条件下公民适合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但是，我不会同意类似于罗马人的那种全民表决，因为在这种表决中，国家首脑以及与国家的存续最息息相关的人被排除在了国家安全所依赖的决议之外；并且在这种表决中，通过一种荒谬的混乱逻辑，行政官被剥夺了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
相反地，为了阻止那些谋求私利、构思不良的计划以及最终祸害了雅典人的危险革新，我希望任何人都无权随心所欲地提议新的法律；这项权利只属于行政官，甚至行政官也应当极其审慎地行使这项权利；在人民这方面，同意这些法律必须慎之又慎，而法律的颁布也须十分庄重；我希望在政体遭到动摇之前，人们还有时间确信，法律正是因其古老而变得神圣可敬；人民很快就会鄙视那些天天变化的法律，而那些习惯于以做得更好为借口却忽略了古老习俗的人，通常会为了纠正小弊端而引入更大的弊端。
我尤其会避开这样的共和国，因其必然治理得十分糟糕：在这个共和国里，人民认为能够摆脱他们的行政官，或者只留给他们不确定的权力，从而轻率地自己负责民政管理以及法律的执行。刚刚脱离自然状态的最初政府，其粗糙的政体应当就是这样的，这也是导致雅典共和国衰亡的弊端之一。
但是我会选择这样的共和国：那里的百姓满足于批准法律以及根据首领的汇报共同决定最为重要的公共事务，设立受到尊重的层级机关，细心地区分层级机关的不同权限范围，每年选举最有能力、最廉正的同胞来管理司法和治理国家；因而在这样的国家里，行政官的品德也证明了人民的智慧，两者互为荣耀，相得益彰，以至于即便万一有致命的误会来扰乱公共和谐，这个甚至是盲目而谬误的年代依然会烙印上节制、互相尊重以及对于法律的共同尊敬的证明；而这些是真诚而永久的和解的表征和保证。
慷慨、尊敬、至高无上的大人们，这些就是我在为自己选择的祖国中所寻求的优点。假如上帝再在其上添加一种令人欢喜的处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天底下最美妙的风景，那么我只想在这个幸运的国度里享受这些福利，与我的同胞在温馨的社会里平静地生活，以他们为榜样，对他们仁慈、友爱，实践一切优良品德，死后留下一个善良、诚实而品德高尚的公民的美誉，这样就可以让我达到圆满的幸福了。
尽管我的运气不佳或者说是开窍得太迟，沦落到在他乡终结衰败而颓废的生涯，徒然地痛惜莽撞的青年时代从我这里夺走的安宁和平静，但是我至少还会在内心怀有这些在自己的国家无用武之地的情感。满怀对远方的同胞温柔、无私的热爱之情，我会由衷地向他们致以类似以下的这段言辞：
我亲爱的同胞们，或者确切地说我的兄弟们，既然血缘关系以及法律几乎将我们所有的人结合到一起，我感到愉快的是，想到你们，我就不能不同时想到你们所享有的一切福利，可能你们之中没有人比我这个失去这些福利的人更深切地感受到它们的价值。我越是对你们的政治和公民状况进行思考，就越是难以想象人类事物的本质能够允许拥有比这更好的境遇。在一切其他的政府之中，当涉及确保国家的最大福祉之时，一切总是局限于空想的计划，至多也只是限于单纯的可能性。而你们，你们的幸福完全是现成的，只需要享受它就可以了，你们只需要满足于这种幸福就可以变得非常幸福。两个世纪以来，你们的英勇和智慧令你们依靠武力获取或恢复的主权得以保存，这种主权最终得到全面而普遍的认可。一些体面的条约确定了你们的国界，确保了你们的权利，巩固了你们的安宁。你们的政体是杰出的，因为它由最崇高的理性所决定，并且得到一些友好而可敬的强国的保障。你们的国家是安宁的，因为你们无需恐惧战争或是征服者；除了你们自己制定，并且由你们自己选定的廉正的行政官来执行的贤明法律之外，你们根本没有其他的主人；你们既没有足够富裕到因奢侈逸乐而软弱无力，在虚幻的安逸中失去对于真正的幸福以及稳重的品性的趣味，也没有贫穷到需要工业为你们获取更多外来援助的地步；这种珍贵的自由在大国之中只能通过令人咋舌的赋税加以维持，而你们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保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