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理想与现实世界的融合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二元对立特征造成了理论蓝图与现实世界像两条永不交互的平行线，对现实问题的解答陷入了“纸上谈兵”的困境。虽然也有不少学者试图努力，但是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分道扬镳似乎是铁定的事实，难以使其改变。从历史来看，“哲学与政治的断裂，是从历史上苏格拉底审判开始的”。（汉娜·阿伦特，2007：197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苏格拉底是其老师，最为重要的是，柏拉图对理想城邦的汲汲追求遭受致命的打击，现实的残酷最终导致他对现实的彻底绝望与放弃。从此，他开始营造他的理念世界，一心追求真理的哲学之思，把现实生活看作由意见主宰的虚幻的世界。从苏格拉底之死开始的哲学沉思催生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作为政治思想的传统从柏拉图开始，止于马克思”。（汉娜·阿伦特，2007：211 ）
柏拉图之后的这条分裂道路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甚至于艺术、文学等领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扩散性渗透。直到立足于人类社会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出现，这一理论难题才得以破解。马克思突破了理论传统，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现状来实现政治理想，使理论视野由以往哲学家们推崇备至的“德性”或“个体价值”置换为社会实践之上的社会关系，他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1995：55 ） ，并揭示出政治哲学的实践基础，即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善于“改变世界”（马克思，1995：57 ）。唯有如此，哲学才能进入到现实世界之中，才能成为改变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由此，传统政治思想中哲学与政治的对立状态到马克思这里终于戛然而止，使政治理想与现实世界合为一体成为可能。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融合，实现了二者的统一，从根本上树立了政治哲学的现实原则。
由此而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原则和思维方式确立于实践之上，根源于客观的社会矛盾和人的生存困境的基本事实之中。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犹豫，不断强调哲学要趋近现实的生活过程，客观地、科学地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1995：56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首先要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然后要深入阐释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根源，而且它本身又是对这种作为现实事实的社会矛盾和生存困境之否定批判和实践超越的产物。他指出，理论学说应严格依据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综合论之，实践的观点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首要观点，实践的原则作为马克思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为社会思想的科学性扎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由理性主义到唯物史观：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变革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社会合作观的第二大分离表现为由理性主义到唯物史观的转变。“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列宁，1995：425 ）
（一）理性主义视角的马克思社会思想嬗变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极为重视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主张通过理性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1837 年患病期间，马克思在通读了黑格尔及其大部分弟子的著作之后，发觉自己与曾“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所以“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去“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下来”。（马克思，1982：15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后，开始把黑格尔的理念论哲学作为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据此，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作了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求助于黑格尔式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方法，即“理性是历史的本质与动力，历史则是理性的辩证展开”。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国家、法、婚姻等都是理念的体现，当它们与自己的理念不相符合时，国家将灭亡，法律将失效，婚姻将终结。此时，马克思高扬理性或自我意识的旗帜，对现实的理解是从“理念”为依据来论述其合法性的，这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特征。
在19 世纪40 年代，青年黑格尔派曾掀起过一场被构想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批判运动。他们主要从事对宗教，特别是对福音书的批判性研究，反对黑格尔体系的保守倾向，力图从它的辩证方法中引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及其他思想派别的思想交锋、现实社会矛盾根源的理论探究等多种力量的交互推动下，马克思开始对理性主义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充满了怀疑。这种思想转变反映了马克思开始关注现实社会矛盾，透视人的生存困境及其根源，解答这种困境的批判继承与观念超越为马克思社会观的首次全面阐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准备。从马克思后来的唯物史观明显可以看出，社会被视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和实践的产物，进而将对生命之真的执着追求内化为一种精神动力，将其建立于现实的批判，并以这种执着重构现实的社会理想，其中仍然闪烁着“理性”之花。
（二）马克思对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清算
围绕现实的权力和利益展开争执的社会事实使得马克思不得不脱离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转而从物质生活本身去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马克思理论上的考察和批判对象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看来，过去一直充当社会矛盾的掩蔽和粉饰物的各种传统观念、话语正在破产，青年黑格尔派们试图以新的观念、话语“震撼”和“变革”世界，也不过是在重复观念决定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着手对前人和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清算：“从施特劳斯（ Leo Strauss）到施蒂纳（ Max Stirner）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马克思，1995：64 ）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同黑格尔主义的保守方面———至高无上的上帝般的“绝对精神”———分道扬镳了。“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1995：66 ）在他看来，“把一切变为思想、圣物、幽灵、精神、精灵、怪影”的黑格尔哲学就是一种玄学或悬在半空中的“空洞的假设”（马克思，1995：20 ）。将“理性”与“空洞的假设”并置，视其为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和人类不幸之源，是对那些只是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兜圈子的思辨式理解方式的隐性批判。
针对德国思想界的历史唯心主义顽疾，马克思指出，“所有的德国哲学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因而“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马克思，1995：16 ）生活在颠倒世界中的那些思想家，“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马克思，1995：492 ）。
从1843 年初到1844 年底，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派”后，则站在费尔巴哈（ Ludwig Andreas Feuerbach）的人本主义立场去批判现实的不合理性，进而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费尔巴哈也是从感觉、感性出发的唯物主义，不同的是，他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感觉和感性。费尔巴哈用感觉来证明自然本体、物质本体这种出发点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但是，费尔巴哈对感觉对象的理解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马克思，1995：58 ）尽管这种理解方式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唯物主义精神，然而从其单纯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的局限性来看，其思维方式与旧唯物主义如出一辙。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没有跳出“感性确定性”：“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马克思，1995：76 ）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阈的社会思想的确立
此后，马克思走出青年黑格尔派沉迷于“经营绝对精神”的梦幻，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禁锢，并与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分道扬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炼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从而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经典概括”（马克思，1995：648 ）。晚年的马克思反思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时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2009：591 ）恩格斯评价说，这个经典概括“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恩格斯，1995：38 ）。对于马克思哲学方法，恩格斯给予高度赞誉，他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而“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接着又指出，要想把黑格尔的这种历史观科学地发展和运用，就必须“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将其合理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恩格斯，1995：42 ）。
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是马克思的重大贡献。对历史的理解已不仅是想象，历史的进步依赖于物质力量的革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1995：73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1995：9 ）“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1995：75 ）。这进一步表明，实现马克思社会理想及其社会目标的基本途径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所以，就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19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