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主义合作思想影响及流变
随着教会权威的衰落，城邦的兴起，世俗文化逐渐替代僧侣文化，民族国家成为支配社会的统治势力，催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人开始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为资本主义合作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日益发展的工业革命进一步改变了社会合作方式，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进而必然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极大地改造了社会型态，同时产生了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在资本主义这个舞台上，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不断增长，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马克思，1995：274 ）。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基础，从而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与此同时，各个学派关于合作思想的争论也日趋激烈，产生了“绝对理性”、经济“互补性”、“契约式”、思辨形式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多种社会合作思想。
（一）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人性”的社会合作
文艺复兴是近代社会的起始，其标志是教会权威的衰落和科学威信的上升，个人主义得到了发展。（罗素，2012：511 ）这一时期，得益于意大利城邦制的成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重新受到重视，诞生了马基亚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 John Locke）等一批思想家。
马基亚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议论不再以基督教义的权利合法性为基础，而是强调现实社会人性的自由竞争。在1532 年所著的《君主论》中，马基亚维利第一个系统分析了人民是如何与统治者达成了被统治的协议，而非自然地（或神授地）形成一个被统治的社会状态。他所著的《君主论》和《李维罗马史论》精密分析了古典时期的政治，成为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来源。马基亚维利摆脱了神学观念的束缚，“力求在观察现实生活、观察人的心理和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由此“把一向与道德捆在一起，且隶属于道德的政治学解放出来。”（于海，1993：76 ）马基亚维利抛弃了经验哲学和神权观念，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来考察社会与政治问题。按他的说法，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了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承担着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的职责。他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
（二）启蒙学者“绝对理性”的社会合作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主张把目光从天国转到人世，用人的眼光观察世界，用理性思考一切。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主张爱、平等和自由；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和万物的灵长，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文主义者的这些深刻思想在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在启蒙时代里，人类社会的新学说、在美洲所发现的其他社会和对于政治社会需求的改变（尤其是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 和让-雅克 · 卢 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恩格斯（ Friedrich Von Engels）曾指出，近代法国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严格的审视和无情的批判。然而，他们却相信，理性的思维是创造一切的能动主体；思维着的知性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人们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而他们所谓的“终极原理”“绝对真理”和“永恒正义”等抽象价值，则“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而独立存在的。因此，人们无须在它之外去寻求实现价值的途径和方式，“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恩格斯， 1995：358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相信绝对理性及其万能作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由于它本身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因而缺乏真正的实现力量。
（三）经济“互补性”的社会合作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观念的逐步形成，每个个体赋予了公民的身份和平等的权利，开启了新社会关系的思考模式。18 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其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分别以“论行为的合宜性”和“论分工”开篇，实质上都是从研究合作开始。
亚当·斯密的合作思想是以个人利益分析为基础，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建立在自私的人基础上的。在他看来，人们的经济行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但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也会形成共同利益，产生合作。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愿意与否，“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1972：27 ）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合作网络。亚当·斯密就“看不见的手”论述道：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1972：27 ）。
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础，将分工、交换和分配都视为合作的形式。在亚当·斯密看来，没有分工和合作，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只要人们进行合作，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结果一定会使各自的需求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在这样的合作中，双方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物品，而是通过调整对不同物品的需求，共同提高了双方的福利。交换是一种合作，虽然交换本身没有创造出新的物品，但它是实现共同利益的重要环节。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中，分工、交换和分配是同时出现的。与交换一样，分配本身没有创造出新的物品，但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重要环节。增加同样数量的收入，对于一个富人与对于一个穷人来说，其需求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合理分配财富同样可以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分配“自然而然地”进行，意味着通过“看不见的手”，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恩格斯在评价古典经济学说时认为，这些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理论，涉及社会关系与社会合作思想。“实质上是18 世纪的产儿，它可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恩格斯，1995：493 ）
亚当·斯密的这种经济互补性合作是建立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一切追求最大化的行为，只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地扩张、掠夺、侵略，必然跨越良知和人性。为此，亚当·斯密试图通过《道德情操论》来改变藐视法则和疯狂巨贪的现状。在屡试无果后，他只能无奈地说：“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无序竞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状，在肯定亚当·斯密的贡献的同时也讽刺“看不见的手”，批评“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恩格斯，1995：40 ）。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将社会活动的主体理解为利己主义的个人，成为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点。由此可见，社会合作不仅仅限于经济意义领域，还应有更加深刻的内涵与广泛的外延。
（四）“契约式”社会合作
与亚当·斯密的社会合作观点不同，社会契约论把合作看成人类的理性选择。霍布斯（ Hobbes ）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自我保全就必然要先发制人，向他人发起攻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中。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霍布斯，1985：94 ，62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人们同意让渡自己的权利形成“利维坦”式的无限国家，委托政府和国家来解决社会利益冲突，从而确立起共同体的生活秩序。霍布斯进一步表明，“信约本身只是空洞的言辞，除开从公众的武力中得到力量以外就没有任何力量来约束、遏制、强制或保护任何人”（霍布斯， 1997：135 ）。在霍布斯的视阈中，契约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不仅在于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所订立的权利相互转让的契约，更重要的一种契约形式是，人们交付一部分权利（或所有权）给一个共同权力、公共权力。换言之，社会的“公平”合作需要“利维坦”的有力支撑。
另一位学者洛克则坚决反对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的关系的观点。他认为，拥有各种自然权利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和平友爱与自由平等的，个体为了摆脱生存困境，通过社会契约，“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洛克，1964：5 ）。实质上，契约只是抽象的社会关系规定，没有看到人与人的关系在利己心与自然交换面前存在被彻底湮没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马克思，1980：244 ）。签约者仅仅在遵守契约的前提下开展互补性的活动时协作，这种协作时刻都处于相互防范毁约的心理和行为之中，最终不能解决社会危机从而使自身陷囹圄。同时，社会契约排除了人的一切道德和情感，仅仅从外部力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个体之间缺乏充足的信任，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五）黑格尔思辨形式的社会合作
在马克思之前，系统探讨社会理论并深刻影响马克思的莫过于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成就在于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非历史的、抽象的社会政治哲学基础，他通过分析社会性质与特征重新解释了社会历史，这些理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马克思也承认：“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1995：42 ）黑格尔的社会思想以社会历史为研究基础，从而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的、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它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值得钦佩”（马克思，1995：42 ）。
黑格尔把理念、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和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在详细论述人类需要与满足的关系时指出，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黑格尔，1961：174 ）。在黑格尔眼里，社会是由维持个人生活和存在的“劳动和需要”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维持市场运行的各种组织制度等要素组成的整体，将社会视为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抽象，没有真正涉及特定社会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并且，黑格尔采取思辨的形式维护私有制，以此作为形而上学体系构建的起点。费尔巴哈（ 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揭露说：“思辨哲学的本质不是别的东西，只是理性化了的、实在化了的上帝的本质。”（费尔巴哈，1959：123 ）马克思在批判这种思维生产时指出：“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马克思，1995：93 ）黑格尔建立在“虚构的原始状态”之上的社会关系仍然停留在人与人所发生的以物为媒介的抽象关系，并非马克思所说的特定生产方式中所形成的人与人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上的关系。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观点仍然是非历史性的，也是非社会性的，没有深及马克思关注的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亦没有触及“现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