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1896年7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郧县安阳镇一个手工业者家庭。早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马列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党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第八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二、三、五届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务。1992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7岁。
被我国学术界称之为震惊世界的“三次大论战”，把杨献珍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了中国当代的哲学史上。当时，“参战”的阵容赫然：一方是当时浩浩荡荡的万马千军，而另一方就是这位理论界的魁首———“独行侠”杨献珍。在这场参加的人数虽不成比例，在情节上却颇具戏剧性的大战中，人们一般总会认为杨献珍注定会一败涂地。但事实却出乎意料、恰恰相反，杨献珍不但未败，反倒赢得了空前绝后的胜利，赢得了人民普遍的尊重与深深的敬仰。虽然，当年大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杨献珍的“传奇故事”却使人依然兴味盎然。它给我们留下的思索亦如那警世洪钟在人们心头久久轰鸣。
为了考察真理发展的轨迹，我们不妨先来回观一下“三次大论战”的内容。
第一次大论战———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有人提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针对这种观点，杨献珍写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他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现实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过渡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国家，这是一种客观现实。组成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基础”的，有这样几种生产关系：①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②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③私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④个体农民所有制；⑤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就是杨献珍著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它是对我国现实状况的一种忠实与客观的描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承认目前多种生产关系并存这个现实却是我们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很显然，“单一论”这种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理想的目标当成现实基础的“拔苗助长”的做法，对人民的事业将有着极大的危害。这个现在就连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清楚的道理，可惜我们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之后才真正懂得。可是，在当时的那种妄图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异想天开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氛围之中，杨献珍的冷静与举国的狂热相比，也确实显得太“右倾”了。右倾者，反动也。反动的思想受到嘲弄和批判是理所当然之义，躁动的人群中有谁会想到杨的话竟然会是真理？等到大家醒悟过来“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才猛然发现我们已比别人整整落后了几十年！
第二次大论战———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命题，而杨献珍则认为，在哲学史上它从来就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使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词句，而且从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就是这种唯心主义理论在现实中不断升级的突出表现，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口号。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思想第一”的叫嚣以及一系列不顾客观规律的所作所为，使得国家的经济濒于破产，几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杨献珍为此大声疾呼：“我们改造世界不能依靠幻想，不能依靠唯心主义思想。我们只能依靠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依照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来改造世界。”[28] 20世纪60年代，有人认为杨献珍上述的这些观点是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着干。于是乎，一场对杨献珍口诛笔伐的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勃然兴起。尽管杨献珍苦口婆心，但那时早就被“极左思潮”搞得“走火入魔”的人们，对于反面的意见怎么听得进去？他们正在高唱着“谁敢反对我们就叫他灭亡”的调子，向着万丈深渊“昂首阔步”，哪里还会顾得上去细想一下这个曾被痛打过的“落水狗”的肺腑之言呢？
第三次大论战———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杨献珍认为，“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研究对立统一规律的成就之一。宋朝的吕大临、张载，明朝的方以智等人分别阐发了“合有无谓之元”“不有两，则无一”“合二而一”的观点，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表述一样，都说明了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
其实，杨献珍在阐发这个观点的时候，不会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以致在阐发这些观点的时候，我们现在都能看得出其字里行间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在力求“圆润”。但遗憾的是，他还是受到了全党全国疾风骤雨般的批判。
但是，历史又一次与人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杨献珍不但没有被批倒，他倒反而赢得了这场比例悬殊、“以一当亿”的大战，在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中真正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不过，胜利的愉悦和理论的辉煌是许多年以后才体验到的事情，而在当时，他只是作为一个阶下囚，在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找不到任何发表自己见解的地方的条件下“参加”这场所谓的“大论战”的。
二
直到今天，还有人为杨献珍的蒙冤受屈而深感不平。他们认为杨献珍的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他之所以受到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完全是一些小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结果。
很遗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未免太天真了。
也许，一开始杨献珍并不想把自己推到与毛主席直接对立的地步，也并不想使自己因此而身陷囹圄。他只是凭着一颗哲学家的良心，按照他早已习惯了的思维模式来考虑学术和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照说应心明如镜，仅此就已足够引起冲突了。何况，杨献珍难道真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那里进行的完全是超越现实层面的臆想吗？显然不是。杨献珍明显是针对那种危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做法和深层上引起这些行为的“极左思潮”的痛斥与批判。尽管有时他所用的语言较为和缓，甚至有时还用一些“模糊”的技巧，但他毕竟还是经常地直接使用“匕首和投枪”，所以说，他是跑不掉的。并且，要知道，与杨献珍对阵的同样是我们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大师们，他们看得准得很：杨献珍正是一个与他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做法对着干的勇敢的斗士！
退一步说，即使杨献珍的本意仅是阐发一些一般的哲学问题，但哪怕是巧合，历史也把他一次又一次地推到了是与非、对与错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角斗场”上。还有谁会像他这么“幸运”呢？当人们普遍地认为我们的社会即将进入共产主义，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是没有杂色的单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时候，他却实事求是地大谈特谈什么是现实的综合经济基础；当别人把思维与存在当成一回事，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宝葫芦”，想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他却不识时务地叫人尊重社会的客观规律；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而进行“一分为二”的时候，他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那个极具调和色彩的“合二而一”；当“极左思潮”席卷全国、甚嚣尘上之时，“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真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就别无选择地要扣到他杨献珍的头上。难道还有什么委屈？难道还有什么不服的吗？反正笔者认为杨献珍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是一个敢于在泰山压顶的情况下仍矢志不移地捍卫真理的勇士！而不是一个单单蒙冤受屈的可怜的人儿。
记得李辉在《碑石》一文中，提到了有人为史学界与杨献珍同样处境的吴晗辩诬时的一段话，与笔者倒颇有通感。他写道：“如果没有了现实的影子，没有了影射的意味，《海瑞罢官》的价值，或者说吴晗悲剧的价值又如何体现？不止他一人，所有那些和吴晗一起被批判……的文人，都面对与他同样的两难境地。承认‘影射’，并不意味着赞同加在他们身上的批判，而是对他们的文化价值的肯定。说实话，从感情上，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人，只是在做遵命文章，没有丝毫自己的见解和思想，麻木的神经对现实也没有感应。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所承受的所有苦难，便不会为他的整个人生投射耀眼的光彩。这对他岂不太冷酷无情？”[29]
是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仅仅强调杨献珍的蒙冤受屈确实是对我们的哲学家“太冷酷无情”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杨献珍在哲学层面上对“极左思潮”给予的无情批判，从理论的深处击中了它的要害，从根本上彻底地否定了它存在的合理性，他才招致了长期的牢狱之灾和多年的流放生涯。同样，我们的人民因此才记得他，记得他在那万马齐喑、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舍身忘死地撞响了暮鼓晨钟。
或许，那些为杨献珍辩诬的人是投鼠忌器，怕因此伤害了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其实这也大可不必，“领袖是人不是神”，与杨献珍哲学观点的对立实际上就是他所犯错误的一种理论上的具体表现。科学无禁区，任何伟人的思想和行为，我们都应该进行研究。因为大家将能够从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使人民的事业少犯错误、少费周折。
虽然，所谓的“三次大论战”是一场我们民族的悲剧，但正是在这场悲剧中，人民群众才真正看清了谁是真理的代言人。历史将不会忘记杨献珍追求真理的大忠大义，坚持真理的大智大勇和发展真理的大恩大德。
三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也就是说哲学已将自己的触角深深地涉及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各个领域之中，它结晶和浓缩着特定的世界，反映着一定的时代。它虽然包含着万象的人生、变幻的风云，但经它加工之后呈现给世人的却只有深切、恒定的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航船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时倏然闪亮的灯塔；真理是旅人在沙漠里长途跋涉后猛然望见的绿洲；真理是“狂躁的病夫”不能自持时的一支“镇静剂”；真理是“绝望的自杀者”遇到的当头棒喝和拯救的巨手！
哲学，就是这种追求真理、探求智慧的学问。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是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智慧的化身。
或许，人们会产生疑虑：“不是这么回事儿吧，搞哲学的人在现实中往往不甚风光，甚至‘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哪有睿智可言？”悲剧！这既是悲剧产生的现实基础，也是悲剧产生的必然结果。一个普遍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难以与思想家发生共鸣的，人们总是把权势的大小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官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长期的专制体制又强化了这一意识，以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思想家如杜鹃啼血般的诤言也常常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当成异端邪说而充耳不闻，从而使社会应然的进程偏离正确的航向。
本来，政治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建立一种“权威—服从”关系从而使社会达于有序化，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指导社会以进入更高层次的“自由王国”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活动。但遗憾的是，人们却往往把手段当成目的，使政治陷入了“为权力而权力”的恶性循环之中。事实证明，人类的政治行为与上述应然理性标准的走向越一致，联系越紧密，社会就越发展；反之，与其走向越背离，联系越松散，社会就越落后。在理性充盈的氛围中，政治家要用思想家的理论来增强讲话的可信度；而在理性淡薄的圈子里，思想家则要用政治家的语言来说明其观点的“正确性”。在缺少理性的地方，一旦政治家的思想和行为出现了与理性要求相悖的情况，一旦正确的思想不是先由统治者提前认可的话，那么，哪怕你就是真理抑或是真理的代言人，如果仅仅被打入“冷宫”，那还算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纵观历史，哲学的境界和政治的要求发生冲突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又常常集中在兼具哲学家品格的政治家身上。因为他们既要追寻人类的理想，又要顾及政治对他们的要求。而从宏观上看，政治的要求与人类的理想之间，和谐与一致是极其偶然的，冲突与背离却总是必然的，以致他们难免“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特别是，如果这个“芝麻官”的思想比权势更大者的思想更接近真理并深孚众望的话，那么，一顶顶诸如“伪学”“狂妄”“生有反骨”的帽子准会不偏不倚地扣到他们的头上。孔丘、屈原、朱熹等不都有过这种深切的体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