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有的职工当中，35岁以上的约占40％，他们绝大多数受过党的较为系统的教育，有较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另外，占职工总数60％的35岁以下的青年职工，是建设“四化”的有生力量，是我们进行国防教育的重点对象，充分发挥他们献身国防的积极性，并向他们灌输国防知识，增强他们的国防意识，培养他们的国防技能，都将对我们的事业和国家的兴亡有着不可否认的现实意义。
第三，工会在国防教育中具有现成的阵地优势。工会系统中省辖市和地区以上的工会院校现有92所，各级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举办的职工大学103所，职工中专141所，职工学校1 337所。加上遍及全国各地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和基层工会“职工之家”的活动场所，都是能够充分利用以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有效阵地。这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教育机构、教育设施和教育场所，如果注入了国防教育方面的内容，那么不难想象，它们的阵地作用将会得到更加全面的发挥。
国防教育的多种形式，诸如国防知识的课程学习，军事技能方面的训练，电影电视和图片展览以及围绕国防教育进行的研讨会、演讲会、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历史讲座、军体活动等都可以通过工会这些现有的教育阵地，并应用其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和手段来予以实现。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优势之外，工会尚有能够保证其自身正常地开展活动必要的物质基础———自成体系、独立管理，为工会建设和两个文明服务的经济优势。
工会的这种优势，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给予了确认，从而使工会在日常工作，包括国防教育的活动中就有了一种较为便利的自主性和自由度。这种经济上的前提条件的存在，使工会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如同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支柱。如果运用得当，这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定会有力地保证和推动国防教育活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总之，在国防教育这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工会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工会组织才能够自觉地运用已有的优势，在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活动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齐徐伐英氏之战
周襄王九年（前643年）春，齐徐联军伐英氏（今湖北省英山县）。
———《中国军事史·兵略传》
齐徐伐英氏之战，是发生在距今已有2 630多年的一场战争。由于时代久远，加上人们通常以为此战未能出现战争史上的奇观，以至于至今仍然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但站在英氏古国的土地上，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这场英人灭国的战争，或许能够给人以一定的启示和教益。
据《中华大字典》称：英，古国名，皋陶之后封于此，在今安徽省英山县境（该县于1932年划归湖北省）。按《尔雅》“荣而不实者谓之英”的诠释，英以花为其国名，它所辖的区域用现代汉语表述，可谓“鲜花盛开的地方”。
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当笔者把视焦集中在第一幅图中九夷近域的时候，英作为一个独立的方国，巍然耸立在大别山与淮水之间。这是英作为一个国度在尚无系统文字记载，仅靠传说和神话来延续文化的远古时期（夏朝时）的最早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人主要的活动空间也在不断变化。尽管其封地在大别山南，但由于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巨大的向心力以及水草丰美、适于生存的自然环境，使英人主要的活动区域都被吸引在淮水之滨的蓼地。蓼者，六国也。英、六国之王均为皋陶之子，同胞兄弟；两国臣民亦亲如一家，情同手足。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英、六国两国人的活动呈现着一种杂处的状态。当然，借地谋生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英人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地向大别山腹地，即英的封地靠拢。
到了商代，英人的活动空间主要已经处在今安徽省金寨县与霍山县之间的大片地区，中心似在今响洪甸水库以西的青山一带。
至西周，英人活动的区域继续南移，已经基本集中在他们的封地大别山区，英国的历史已经到了空前稳定与繁荣的鼎盛时期。
就这样，英———这个原属淮夷的国家，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中顺利地跨越了夏、商和西周三个王朝，经历了我国整个的奴隶社会，时间已逾千年。
但生产力的发展，使英这种长期偏安一隅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社会大变动的潮流之中。
春秋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是分封和宗法制度走向崩溃、王室无力控制诸侯、诸侯相互兼并的时代；是我国各少数民族部族在商周文化的影响下，发展了社会生产并与中原华夏族融合同化的时代。可以说，这时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封国与王朝、封国与封国之间的矛盾都汇集在一起，扯不断、理还乱，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混沌”状态，战乱频仍，斗争不已。由于分封各国各部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以及战争的胜败，致使有的国家强大起来了，有的国家衰弱甚至灭亡了。新兴的大国竞相争斗，而中原腹地的小国，自然就成了大国争夺的对象。它们只好依附于大国之间，以图幸存。此时的英国就正处在这种大国争霸的夹缝之中。
春秋时代战争的规模从小到大，战争的地域由平原发展到山地、河川、沼泽地带；作战类型由车战为主发展到步战、水战并孕育着骑战；使用的兵器也逐渐由铜兵器发展到铁兵器。在这种复杂频繁而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任何国家如若不求与整个社会同步向前，仅靠自然的地理优势是难以自保的。英国后来的历史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原被中原诸国视为南蛮的楚国顺乎时代的发展，得以迅速地崛起与强盛。为了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疆域，它先后吞并了几十个诸侯国，成了南方的大国。在北上灭了汉水流域的诸姬姓小国后，直指中原；接着又灭了申、息等国，战略锋芒紧逼郑、宋、鲁、卫，与稳坐中原霸主的齐国发生了直接冲突。
齐国，地方千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滨海之区、富鱼盐之利，经济实力雄厚。加上此时齐桓公任用管仲执掌国政，推行“富国强兵”，积累雄厚国力，争取与国计定于内后出兵于外的战略方针，使经济发达，兵源充足，齐国的军队“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战斗力极强。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允许楚国侵入它势力范围的，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齐国以中原正宗霸主的身份，挥师南向阻止楚国对中原的进扰。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率中原诸侯之师侵蔡伐楚。大军进至楚国边邑陉时，楚国见诸侯之师强大，遣使臣屈完求盟，齐就趁机退回召陵。由于双方都不敢轻于开衅，于是，楚和齐以及所率诸侯在召陵会盟而还。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盟会”。此后，楚就暂时停止了北进中原的军事行动。
一个新兴而强大的国家，在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时是不会视而不见、自甘寂寞的。楚国见不能从正面攻入中原，于是来了个战略迂回，改变了进攻方向，打击的重点从正北转向了东北。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大别山的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据此兵略要地，进可以居高临下，剪灭淮泗流域的夷族小国，削弱齐国的力量，扩大疆土，增强实力，继而威震中原；退可以踞险自守，在“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边防的强度，甚至可以把战略软边疆一下子推到远离本土的淮河一线；同时，在尚无十足把握的情况下还可以避免与强盛的齐国直接交锋。此战略对于楚国来说可谓一石三鸟、万无一失。但对于大别山的主人英国来说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楚国侵略东北边疆战略的直接后果，首先就是英作为一个独立封国的结束。这一年是周襄王五年，即公元前647年。
为长远的战略利益计，楚国并没有把英的国土直接划进自己的版图，也没有彻底打破原有的这套国家机器，而是在英表示诚服后，不但保持了它的相对完整，而且还赋予其为楚国戍边充当“缓冲国”的重任。尽管如此，毕竟英的主权尽丧，国家的性质已从与楚相等的封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附属国；对外也不能再继续夜郎自大地称英，只能以氏族政权的形式出现而改称英氏了。为表示与楚靠拢，英氏这个时期主要的活动区域已转向大别山南麓，政权所在地也已固定在今天的湖北英山。
既然是人家的附庸，那么在齐楚争霸中原的战略棋盘上，英氏充其量也不过是楚国的一个小卒而已。
楚国的战略意向尽管高明，但显然瞒不过齐国战略家管仲的眼睛，齐国当然要调整部署、针锋相对。这样一来，齐楚之争的战略重点也就转向了淮泗，即今属安徽、江苏两省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周襄王七年（前645年），楚国军队东出大别山，以进攻齐国阵营中的徐国（今安徽泗县至江苏泗洪县一带）。英氏作为楚的附属国也派出了军队参加这次远征。楚英联军在徐地之娄林展开攻势，重创徐军。齐得知后立即采取行动，急率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军队火速救徐，使徐稳住了阵脚。楚见其严阵以待，无隙可乘，只得悻然收兵。
为了遏制楚国再次东进，齐在作好了抗御其他淮夷北犯的准备之后，决心给楚国一点颜色瞧瞧。于是在周襄王九年，即公元前643年的春天，与徐国军队一道对楚展开了一次超乎寻常的战略反击，打击的重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曾经随楚伐徐的附属国———英氏政权。
尽管这场战争具体地讲是对英氏随楚伐徐的一种报复，具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同态复仇”的性质，好像极具偶然性，但从齐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上看，此战又势在必行。说来也巧，这次战争倒颇有一些现代战争的意味：一是战争目的的有限性，即对于两个大国来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场局部战争；二是集中精锐部队对打击目标实施毁灭性的“外科手术式”摘除；三是战争的突然性和速战速决。
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结果，史家未能从战役的角度详细记述，但我们从战略的角度仍能够准确地把握其战争的进程及其结果。齐徐联军的精锐之师不远万里，长途奔袭，以雷霆万钧之势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兵力猛攻英氏。英人虽然强悍，并有与国共存亡的决心，一山一水、一石一木想必都经过了殊死抗争，但无奈小国寡民，纵使个个英勇善战也绝难抵挡当时掌握着最先进军事技术的齐国锐旅的沉重打击。当英氏的“宗主国”楚国从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中醒悟过来的时候，齐徐联军已带着掠获的财富和“会说话的工具”———亡国奴而班师凯旋了。自此，在大别山麓延宕了一千四百多年的英氏政权就这样永远消失在这场血与火的浩劫之中了。英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从此沉寂了近四百年，所留下的只有让人扼腕长叹的灭国悲歌……
历史已把这曲英人灭国的悲壮挽歌吟唱了两千多年，当时争霸中原的齐、楚及参与战争的英、徐诸国都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现在，我们完全能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其他偏见地看待这场战争。下面，笔者拟从战争指导上分析一下参战双方的成败得失。
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曾精辟地指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所以，考察一场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它最本质的政治动因。
当时的齐国，政治修明、经济发达，人才济济、兵强马壮，中原霸主，非他莫想。它空前的政治影响力和战争动员的快速反应力在楚、英伐徐的较量中已得到了充分表现。在齐、楚逐鹿中原的角斗中，总的说来，齐是属于战略防御的一方，它的目的只是阻止楚国的北进而无意夺取荆楚的“蛮夷”之地。但齐的防御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挨打，而是积极主动地出击。为进行这场灭英的战争，齐国精心谋划，积极筹备了两年之久，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的：“战争的特性，不仅包括实际的战斗，而且也包括战前的一切准备。”所以，英人在灭国的两年前，齐人就已经把利剑对准了他们的咽喉。今天，我们考察齐徐联军整个军事行动的全部过程，竟然与后来《孙子兵法》中所指明的战争原则紧密吻合、互为表里。孙子把战争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知己知彼；二是集中兵力；三是出奇制胜；四是谋略运用；五是周密筹算。
毛泽东同志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这个原则的运用也就是熟悉敌情我情，反复进行比较分析，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作战计划。齐国认识到虽然英氏与楚国处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但楚并没有把英氏当作盟友，而只是看成任意使唤的奴仆，楚从根本上只是在利用英氏而绝不会任其发展壮大。齐若对英氏实施打击，与楚心灵深处抑制英氏的本质并不冲突，完全能够利用其固有的矛盾以期战而胜之。
当代战略家哈特认为：“在对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军队作战时，比较有利的办法是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其中较弱的一个。”齐徐伐英氏之战较好地体现了这种集中的原则，“以十攻一”“以众击寡”就是对它形象的说明。齐徐联军不仅做到了集中己方的兵力，而且还把英氏与楚分离开来，从而形成绝对的优势，稳操了“以石击卵”的胜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