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初期，位于希腊北方的马其顿逐渐兴起，国王腓力二世进行的国家改革，使得马其顿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希腊人错误地把振兴希腊的希望寄托在马其顿身上。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在喀罗尼亚战胜了希腊军队，第二年在科林斯召开了泛希腊会议，决定了马其顿的领导地位。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被刺身亡，亚历山大即位，这位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昔日的学生野心勃勃，立即准备远征东方。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5年，经过十年征战，亚历山大王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但是亚历山大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却不幸是个短命的英雄，正当其事业的高峰时，他于公元前323年病亡，年仅33岁。从此开始了“希腊化”时代。所谓希腊化，是指地中海文明与西亚北非文明汇融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一个时代，时间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起到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埃及止，也就是说，希腊化时代是从古典时代结束到罗马兴起之间的过渡。
亚历山大死后，庞大的帝国分裂为三个国家，不复再有昔日的霸气。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人征服希腊，原属于马其顿的希腊城邦从此归属罗马帝国。这时的希腊已经全无当初的气象，城邦老旧，毫无生气，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古代希腊文明——已经开始凋谢。
第三节 古罗马文化
一、古罗马文化源流
亚平宁半岛是古代罗马的诞生地，现在属于意大利共和国，地理位置在地中海中部的北岸，北部是阿尔卑斯山与波河平原。亚平宁半岛周围小岛相当多，半岛像一个细长的长统靴伸入到地中海。亚平宁半岛与西西里岛连接起来，刚好把地中海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大块，中间由突尼斯海峡互相连通，西西里岛以南就是马耳他海峡。这里山峦重叠，阿尔卑斯山是欧洲大山脉，西起利古里亚海岸，东到亚得里亚海的北头，全长1220公里，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其中最高峰勃朗峰高达4810米，是欧洲最高的山峰。这里林木茂盛，山谷幽深，著名的奥斯塔山谷中，至今仍有欧洲最具代表性的佛尼斯古堡与巴德古堡。
石器时代中，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在这一地区已经展开。进入青铜时代之后，波河与台伯河流域的原住民以渔猎为生。在欧亚草原上活动的印欧人，携带着自己的铁器，进入了半岛，并且与半岛上的居民混合为一体，这就是以后的罗马人，也就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Italian），这个称呼大约始用于公元初年前后，最初是希腊人用来称呼亚平宁半岛上除罗马人之外的民族，以后被罗马人所使用，泛指半岛上所有的居民。半岛居民虽然有了统一的称呼，但仍然分为不同的部落。
半岛北部与波河流域的伊特鲁里亚人、威尼托人、高卢人和台伯河流域的拉丁人是较早的农业民族。公元前753年，生活于台伯河流域的拉丁人建立了罗马城，以神话人物罗慕洛的名字命名。公元前8世纪之后，希腊人在这里开拓殖民地，建立大量城邦，这些城邦统一称为“新城”，意大利名城“那不勒斯”的本义就是“新城”。在所有这些城邦中，罗马城邦最为强大，以后发展成为罗马帝国，接续了古代希腊文化，与希腊文化一起，成为西方文明的起源。
罗马，原本只是亚平宁半岛上的一个小城邦，其文化类型与希腊并不相同，倒是与实行军事制度的斯巴达人相似。可是与发达的希腊文明相比，罗马在很多方面还十分落后。虽然在罗马周围都是希腊的殖民地，但是罗马竟最终取代了希腊，它如何能成为战胜希腊的强国，这是研究罗马文明的人经常关注的问题。
二、罗马的共和制度与帝国制度
罗马城邦于公元前753年建立，经历了千年发展，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被日耳曼人所俘，罗马帝国正式灭亡。罗马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代。
1.罗马王政时代。从罗马建城到公元前510年，共有7个国王当政，历时二百多年，这个时代被认为是军事民主制度的时代，罗马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有学者认为，罗马人没经历过母系社会，而是以父系社会为社会结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尚欠缺足够的证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王政时代的罗马主要有三个大的部族，每个部族由十个胞族组成，每个胞族又由十个氏族组成。此时罗马社会最高机构是库里亚大会，所谓库里亚就是部族的意思，也有人认为库里亚应当是更小一些的胞族。库里亚大会相当于公民大会，但没有希腊人的公民大会那样全面的设置，与其相比，罗马人更具有氏族社会的特点。
罗马王政时代最大的改革是由第6代国王塞维·图里乌所作出的，当时，罗马社会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平民阶层成为社会重要力量。他在平民的支持下进行改革，把所有的居民划分为5个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是财产的多少，这样就等于对贵族与平民阶层的对立进行了调整。他把居民编为“百人团”，组成罗马军队。同时打破了原来的血缘部落划分，把原有的3个部族分为4个城市部族与16个乡村部族，从此确立了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来划分居民的原则，为建立真正意义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以“森都里亚会议”取代了原来的库里亚会议，完善了民主政治机构。也就是在罗马最初的国家里，出现了没有财产但却享有政治权力的贫民——“无产者”，他们不是奴隶。
公元前510年，罗马人起义反对暴政，最后一个国王塔克文被推翻，塔克文王朝从此结束了统治，罗马进入共和国时代。
2.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共和国是奴隶制国家，政府权力由贵族掌握。国家政府是由百人团投票产生的。罗马百人团会议是议事机关，由他们推选出两名执政官，这两名执政官必须是贵族出身，但是执政时间只能一年。政府的中心是元老院，执政官必须尊重元老院的意见。国家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公民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并没有实际上的民主权利。平民遭受的深重压迫激起了巨大的反抗，从共和国建立起，平民们就一直进行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在这种斗争中，平民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胜利。两名执政官中的一名必须由平民担任，平民的上层可以与贵族通婚，普通的平民获得自由与人身权利，国家出现了自由民。在共和国时代，罗马法律与法学极为发达，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及其他法律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规制度，其中包括各级官职向平民开放的条例，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获得立法权。平民可以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虽然极少，但毕竟体现了共和国的民主精神。
与希腊一样，民主制度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社会积极性，使罗马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开始向海外扩张。罗马文明本身就有强大的军事传统，共和国时期这种传统得到空前加强。罗马实行民兵制度，所有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战争时期，国家有权力征召所有公民入伍作战。罗马军队兵种齐全，骑兵、重装步兵与轻装步兵共同组成著名的“罗马方阵”。这种方阵分为三列，每列有10队重装步兵，分别是投枪手、主力队与老兵队。方阵两侧是骑兵，全方阵壁垒森严，进退有序。在长期的征战中，这种方阵战无不胜，令敌丧胆，成为世界军事史上古代战争的重要模式之一。
罗马的主要对手是迦太基。在地中海西南的北非突尼斯，曾经有一个古国迦太基，公元前814年，腓尼基人在这里建立了这个古代王国，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它已经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军事大国。迦太基的疆域西到西班牙南部，东到西西里岛，战略地位也很重要。由于占据了盛产粮食的西西里岛，使迦太基兵精粮足，对罗马帝国构成强大威胁。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以争夺霸权。“布匿人”就是迦太基国的腓尼基人的拉丁称呼，所以把这些战争称为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罗马人最终攻克迦太基城，成就了在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地位。就在同时，罗马人四处扩张，先后征服了马其顿、希腊与小亚细亚，从而成为世界大帝国，辽阔的疆域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西方世界。
奴隶制度是罗马帝国必然要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罗马最强盛的时期，却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公元前137年和公元前104年，西西里岛的奴隶起义声势浩大，已经令罗马帝国的将军们感受到奴隶们的威胁。但真正的重创却是公元前73年的斯巴达克起义，这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之一。虽然罗马将军克拉苏等人镇压了起义，但罗马帝国的衰落之象已经暴露出来。罗马统治者内部的改革派支持农民们的斗争，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了平分土地运动，但立即被镇压。
3.罗马大帝国时代。从1世纪到2世纪，这是罗马帝国最后的兴盛时代。公元前82年，罗马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从共和国制度转向帝国，苏拉在元老院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民主力量失败。公元前27年，屋大维在罗马实行独裁，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号称“奥古斯都”，正式开始了罗马帝制。皇帝得到出战、媾和与缔结条约的授权。屋大维所推行的政治已经不是民主政治，公民大会已经不再具有最高权力，元老院也失去了作用。屋大维自称为“普林斯”，意为元首，即国家的第一公民、元老院的首席元老，这表达了他实行政治独裁的愿望。长期以来的民主制度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元首专制就是君主专制，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
屋大维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帝制，他改组了元老院，把拥护自己的一批骑士新贵塞进了元老院，使元老院听命于他。另外，他还建立了“近卫军”用来保护自己，并且扩大了常备军队。他作出一副关心文化的样子，拉拢文人学士，附庸风雅，为自己唱赞歌；而对奴隶加强统治，残酷镇压。同时，加强对外扩张，征伐西班牙、多瑙河、莱茵河等地区。屋大维所奠定的帝国在他死后变为王国，从1世纪到2世纪，有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安敦尼王朝等先后统治罗马帝国，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罗马和平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历200年和平生活，国力强盛。
罗马成了世界最强大的帝国，疆域广大，总人口大约5000万。罗马城也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有人估计有60万，有人说有100万，无论怎样，罗马城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仅从罗马城堡遗址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巨大的环形角斗场充分显示了当年帝国的气派，这种建筑只有罗马时代才可能具有。就如同散布在黄土高原上的汉唐的帝王陵墓一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格，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具有的。
地中海文明的农牧业最初从西亚地区传入。欧洲土地肥沃，河流较多，农业生产条件相当优越，但是欧洲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特别是生产技术落后，一直没有大的进步。罗马帝国是一个重视农业的国家，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前期，水磨、风车等农业机械在各地应用普遍，使农村手工业与农业生产技术都得到提高。罗马皇帝与政府重视农业技术进步，出现了老加图等三大农学家，写出一大批农业科学技术名著。生产方面，主要实行了生产工具的改进、作物轮作和土壤改良，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从总体来说，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的农业仍然相当落后，大量土地仍是荒地，这一状况直到10世纪的欧洲大垦殖运动中才得到根本改观。
从3世纪起，罗马帝国急剧衰落，陷于动乱之中。3世纪中期，先是国内发生起义，宫廷内乱不断。纵横驰骋于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断向西移动，逼近罗马帝国。罗马周边的蛮族如哥特人、法兰克人、阿曼尼人也经常与帝国发生战争。从395年起，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裂为东罗马与西罗马两个帝国。西罗马帝国的首都仍是罗马城，而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476年，曾经是西方文化中心的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
三、罗马帝国的灭亡
根据西方历史记载，是欧洲的蛮族入侵最终导致了罗马大帝国的灭亡，但是，关于什么人是蛮族，西方学者说法不一，我们试作以下说明。
欧洲北部的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是欧洲古代民族，早在公元前数个世纪他们就生活在这一地区。但是对于罗马帝国而言，他们属于蛮族。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反抗罗马人的征服，坚持独立，罗马人认为他们没有受到文明教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仍然处于落后的畜牧业与农业阶段，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他们的生活也保持了从部族而来的一些原始习俗。
日耳曼人是其中最为强大的民族，他们一直居住于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之间的广阔地区，以后又分化为多个民族。世界上古代游牧民族中，大多数民族没有历史记载，除了中国北方的突厥、匈奴等主要民族在历史记事最为发达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过记载之外，欧洲史家对于这些古代民族的状况知之不多。我们也只能作一个简略的介绍。哥特人分为东西两部，东哥特人（East Goths）生活于黑海以北的地区，主要是奥斯特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West Goths）生活于多瑙河以北，主要是威西哥特人（Visigoths）。无论是东哥特人还是西哥特人，都是相当强大的部族集团，他们以后成为灭亡罗马帝国的主力军。法兰克人主要生活于莱茵河地区，历史较久，对于罗马帝国有较大威胁。撒克逊人（Saxons）在法兰克人以北地区居住，他们与盎格鲁人（Angles）关系十分密切，以后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主要活动是渡过英吉利海峡，成为大不列颠岛的主人。其余还有苏维汇人、阿勒曼尼人、汪达尔人与伦巴底人等。其实他们的历史起源对于任何人都仍是未知之谜，在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曾经详细描述了法兰克人等蛮族的起源：
由于法兰克人的后代组成了现代欧洲最大和最开化的民族之一，为了弄清他们的无知的祖先，已经耗尽了人们的聪明和才智。在似乎可信的传说之外又加上了各式各样的猜想。凡有可能透露出他们的渊源的任何一般文字都曾被逐字研究，任何一个地点都经过详细调查。一直有人猜想这个著名的集中居住的好战民族的祖先是潘诺尼亚人，是高卢人，是北部地区的日耳曼人。最后，最为明智的批评家们，抛弃了出于想象的理想的征服者大移民的理论，渐渐承认了一种以其简单明了而使人更觉可信的设想，他们估计，大约在公元240年前后，下莱茵河和威悉河地区的原来的居民，以法兰克的名称组成了一个新联邦。现在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黑森的领地及不伦瑞克和吕讷堡公爵领地便是古代乔西人的地盘，他们凭着无法逾越的沼泽地，完全不把罗马的军力放在眼里；那里也是以阿尔米纽斯的名声自豪的切鲁西人的地盘，是以拥有坚定、无畏的步兵而十分强大的卡蒂人的地盘，也是另几个力量较弱的不甚出名的部落的所在地。热爱自由是这些日耳曼部落的最主要的特点；享受自由是他们的最大财富。
虽然对于这些日耳曼蛮族的祖先研究不够，但是关于他们民族心理与特性的把握还是相当准确的。关于他们的生活，记载最为详细的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说到日耳曼人时这样描述他们：这些人血统极纯，一般不与外族通婚，他们金发碧眼，身材高大，十分勇敢。所居住的地区多为森林与沼泽，主要以种植谷物与饲养牛羊为生。他们生活朴素，住房简陋，生活环境十分安静，没有城市。他们所使用的生活器皿主要是陶器，只有武器是铁器。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落后的部族形态，“由多个家族或是关系密切的部族结合在一起组成军事力量”。他们相信宗教，社会政治由民主会议来决定，国王和军事首领全都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所以人民大会是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形式，这种大会开会时讨论重大事项，平时由部族首长决定日常事务，人民大会的决定也要由部族首长最后确定。开会时，所有与会成员是平等的，但是年高德劭者，有战功者的言论更受重视。可能在当时他们还没有文字，私有财产并不多，所以阶级分化不明显。
关于日耳曼人的奴隶制度也是必须注意的，它不同于罗马帝国中严酷的奴隶制，而是一种近乎佃农与地主的关系，塔西佗说道：
至于一般的奴隶，不像我们的奴隶这样被分派以各种不同的家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们对待佃农一样，奴隶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
总而言之，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之一，无论是共和制度还是封建帝制，罗马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型都市的出现，工商业与手工业的繁荣，隶农制度的实行，生活设施的完备，政府机构力量的强大，法律的健全，国家宗教基督教得到确立，文学艺术中出现了划时代的鸿篇巨制，这一切与蛮族的部族制度不可同日而语。日耳曼人的生活仍然处于不发达的农牧生产时期，宗教也相当原始，甚至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城邦。所以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亡，这一现象引起极大的困惑，在探讨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时，历史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从4世纪末到5世纪初期，北方蛮族开始大规模入侵罗马帝国，引起这一次大进攻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罗马帝国与蛮族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罗马在几个世纪与蛮族的斗争中不能战而胜之，蛮族反而日益强大。另外，罗马大帝国风光不再，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罗马人对于广大帝国的统治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蛮族随时有可能发动毁灭性的进攻。相当重要的原因还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差异，当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于农业生产资料与财富的追求，必然导致其发动战争。当然，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其具体的环境，原本生活于中亚地区与中国北方的胡人即西方史学家所说的匈奴部落的西征，可以说是引起蛮族南下的导火索。
罗马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外来民族的攻击，更重要的可能要从罗马帝国内部来思考。世界史上类似的庞大帝国突然崩溃的现象并不少见，比罗马帝国稍早的东方大帝国秦朝同样看起来非常强大，最后仍然为“瓮牅绳枢之子”的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军所亡，其实亡秦者非六国或其他人，乃是秦人自己。也可以说，亡罗马者非蛮族，而是罗马本身。
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兴起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所在，因为基督教劝诱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对于现实世界不关心，最后促使帝国灭亡。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则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提出，由于开明的共和制度被帝王专制所取代，人民失去自由，对外侵略，贵族飞扬跋扈，奢侈腐败，社会道德败坏，最终使帝国灭亡。这些看法都有自己的道理，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千秋。
我们认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最终是由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从共和制度向帝制的退步是导致其灭亡的重要政治原因，这是无可否认的，帝国后期的社会混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有经济原因，这是由于欧洲庄园制度等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对于罗马社会来说，旧的奴隶制度已经不适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布匿战争之后，大量的奴隶制庄园形成，已经为封建社会关系打开了大门。新经济体制严重削弱了帝国的社会基础，庄园主与贵族的对立使社会矛盾尖锐化，维护帝制的贵族阶层最终要被新兴的庄园主所战胜，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历史进程。另外，罗马人建立的大帝国其实并没有牢固的基础，各个外省的民族与罗马统治者尖锐对立，民族矛盾不可调和，当帝国经济与社会秩序混乱时，各民族起来反抗罗马皇帝，罗马帝国必然灭亡。当然，罗马统治者与贵族们醉生梦死的生活，残酷压迫奴隶，压制市民，政治腐败，这一切都是使罗马帝国走上灭亡的直接原因。
第四节 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特性及评价
如何评价西方文化的源流——希腊罗马文化——其实是一个存在一定争议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西方的主流评价。针对有人批评希腊奴隶制度，美国著名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说过：
常有人说，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隶来养活，能够整天看戏、担任公职、讨论哲学和政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有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作为一位当代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看法在西方很有代表性。
我们认为，评价希腊文化，关键是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评价它，既不能脱离历史环境用今天的标准来苛求它，也不能放弃历史主义原则，看不到它所存在环境的局限性。从希腊文化的性质来说，它是一种以人文主义为主体的文化类型。同时期或是在其之前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中，宗教都占据了统治地位，文化类型属于宗教型。只有中国文明及少数文明与希腊文明一样，是以人文主义为主导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并不排斥宗教，相反，希腊一直有包括犹太教等多种宗教的存在，但是这些宗教一直没有能成为统治思想。另外，作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它重视的是对人类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同于宗教式的救世或是赎罪，也不是所谓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人文主义是以人的主体精神、人的自我精神完成为终极目标的思想，它对人的精神激发是其他宗教所不可取代的。依靠这种自我解放与精神的自我完成，希腊人的理性与科学思想成为文化的中坚，这是希腊人真正超越其他同时代民族的本源所在。
在社会发展史上，希腊社会是奴隶制度，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雅典贵族与统治者依靠大量的奴隶劳动才可能生存，整个希腊文明的繁荣都是建立在奴隶们创造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是无可怀疑的。对奴隶的压迫这一历史现象，是希腊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支配所决定的，不能因此而讳言希腊奴隶制度。同时也必须肯定，希腊仍然是民主制度，虽然是奴隶民主制度，这本身也是希腊文化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如果再进一步来说，希腊的繁荣还与它的殖民地有直接关系，也可以说，没有这些殖民地，也就没有希腊文化。所以，“自由探究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既是希腊人的杰出贡献，也是包括殖民地人民在内的大希腊文化的贡献。这也证明，对外的开放与多种文化的吸纳是希腊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最后，我们也要看到，希腊民主制度可能导致极端民主，甚至会易于形成个人野心家利用民主来篡夺政权。希腊民主制度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能把只在古代一些小城邦中存在的民主制度作为样板，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去。
古代希腊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文化类型，并以此开创了西方文明的传统。这又表现为不同层次，一是作为文明的整体倾向是对理性的崇尚；这与其他一些以对宗教崇拜或是其他崇拜为主导的古代文明是不同的。古代希腊虽然也有多神教等信仰，但是宗教并不能取代理性。另一层次则是对理性观念的思想建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为西方理性思维的发展打下了逻辑基础，西方理性以这种形式逻辑为准绳，规矩行为、道德、思想观念。虽然西方的理性中心观念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在近代以来，多次受到严峻挑战，从弗朗西斯·培根到弗洛伊德、萨特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已经看到这种形式逻辑的不足之处，有的想用新的逻辑体系特别是辩证逻辑来取代形式逻辑，有的则从非理性角度来反对理性中心，但至今还不能说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这一基本特征。西方反理性思潮的不断出现，正说明了理性中心的作用是何等强大，难以改变。
西方理性思想建构主要有三个大的阶段：古代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阶段，在此之后，中世纪宗教神性压抑理性发展，这种压抑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得以解除。第二阶段是以17世纪法国思想家笛卡儿为代表的近代阶段，这个阶段中把理性与道德伦理、封建统治和以后的资产阶级的理想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理想王国。建立这种理想性的王国，从柏拉图起到启蒙主义思想家，一直是西方思想家的努力目标。第三阶段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从近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理性中心思想，这一阶段中增添了丰富的辩证思想内容，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理性为中心的思想方式，反倒是反映出理性主义发展到顶峰之后的迷惘，它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批判显得越来越无力，丧失了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战斗传统。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中心表现于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中，西方法哲学也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法律实践。西方的社会制度甚至宗教观念，无一不受到理性中心的影响。这就形成了西方文明中对于理性的崇拜与倡导，这种精神对于人类的启蒙与觉醒，破除蒙昧，追求知识和进步有巨大的推动力，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形成理性中心观念，人类对于自我与世界的认识也就会形成自我中心，或是相反，形成理性对于人性的压制。我们这里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许多西方学者也已经看到，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正是在理性中心的西方国家中，宗教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乃至各种邪教主张都可能有巨大的市场。这正是由于在经过近代科学批判之后，原有的造物主形象改变了，变成了理性的代表，重新受到崇拜。而且更令人沮丧的是，在理性的重压下，非理性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存在，也没有被消除，反而发展迅速，在意识形态中居于重要地位。这就使人不能不反思理性中心观念。
可以说这就是理性中心的偏颇。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批判理性中心。从哲学方面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的哲学思想，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到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基本上都是这一范围。另外如心理学方面的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人，文学理论方面的加拿大学者弗莱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理性中心论。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就是对于西方文化深层内容的批判，这种批判的角度可能不同，但对理性中心的危害的纠正必然是有益的。无须赘言，对理性中心的批判不等于对理性的批判，理性是人类思维之花的沃土，没有理性就没有人类进步。
在理性的指引下，肯定科学精神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这里所说的科学精神是指对于自然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观察、实验和运用，这是西方文明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有科学发明，埃及与中国古代科学史上都有重要发明，但是西方较早地发展出以理性为指导的系统科学观念，并通过一种科学精神把它变为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推动力，从而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使人类社会具有强大的征服和利用自然的能力。
早在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中，数学已经是最重要的思想认识工具，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建立为数学几何学提出了重要的模式，人类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将自然的规律性表现掌握在手，并且加以利用。文艺复兴之后，实验方法进入科学，使科学长足发展，成为人类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科学是一种生产力并且是一种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思想观念，以科学精神分析事物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思想方法。
从文化认识论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说，西方的主体精神以个体自我意识为代表，主张以理性和科学为工具对客体进行利用和分析，从而实现人类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的目标。晚年的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这样总结希腊精神：
总括希腊精神的元素来说，我们发现它的基本的特性是这样的，“精神”的自由受“自然”刺激的限制，并且和这种刺激结有本质的关系。希腊的思想自由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所激起的；但是它是自由的，因为它从自身变化，并且产生了这种刺激。这个决定是中间物，介乎人类方面个性的丧失（如像我们在亚细亚的原则中所看见的，那里“精神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只存在一个“自然的”形式之下）以及自身为纯粹确实的“无限的主观性”，就是以自我为一切可以取得实体生存的根据的思想。希腊“精神”是介乎以上两者间的中间物，从“自然”出发，再把它变化为它自己生存的一种单纯客观的形式。
黑格尔对于东方精神（“亚细亚原则”，此处主要是指与欧洲相对的中国及印度等国的亚洲文化）的总结十分荒谬，黑格尔所说的“以自我为一切可以取得实体生存的根据的思想”和把自然变为自己生存的“一种单纯客观的形式”的思想，这是希腊的而不是东方的精神特征，这种特征在当时曾经被引为自豪，但今日正面临着一种世界性的审判，这种审判在西方内部的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几代学人，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等人。比他们更为有力的是20世纪末期以来的生态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这些思想流派虽然复杂，但是总体趋势是批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把自然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外在条件，无节制地破坏自然平衡，从而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形成人类社会本身的异化。这种批判的发生是值得反思的，如果不认真对待，仍然奉行自我中心的宗旨，历史必将有更严峻的批判。
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认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主张贵族政治，反对雅典城邦实行民主制度。其实他们两人主张的是一种贤人政治，贤人（aristocratos）就是品德出众的优秀人物。由于当时人们认为贵族是品德出众者，所以也称贵族是aristocratos，这就产生了意义的混淆，使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本意被歪曲了。从他们两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对于雅典城邦政治有很多不满，但他们都认为雅典城邦国家在政治上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对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肯定的。
西方文明以希腊罗马文明为起始，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文明转型。第一次是罗马帝国时代，将原本是民间的宗教基督教定为国教，开始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封建统治。这就改变了希腊文化原有的非一神教宗教的模式。由于基督教教义的原因，原有的希腊文化经典受到贬斥。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基督教是有相当差异的，即使是希腊的神话和宗教，对于基督教来说也是异教。我们从一个典型的事例就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于希腊精神的排斥，意大利诗人但丁是中世纪后期的伟大诗人，他的《神曲》中已经表达出对于当时的宗教的不满，但诗中仍然充溢着对基督教的虔诚之情。他把古代希腊的伟大诗人荷马、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人放在地狱之中，尽管无人不知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有巨大贡献。可是基督徒认为他们生活于耶稣之前，当然只能是异教徒了，所以必然有罪。这其实是对希腊文明人文主义思想的一种排斥。第二次转型是文艺复兴，兴起于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但是古代希腊人文主义精神的再生，而且产生了对西方文化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思想，自此之后，科学技术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西方文明不是一个绝对的统一体，所以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有三种重要精神：古希腊精神、基督教宗教和科学技术观念。我们认为，这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义观念的，西方文化从历史发展来看，的确是多种精神所汇集起来的，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只用一两种观念来代表西方文化的整体，虽然是简明的，但必然有偏颇之处。所以只能说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流之一，不能用希腊文明来取代整个西方文明的概念。
由于存在不同的文化构成因素，所以必然形成西方文化内部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宗教与人文思想的冲突；基督教与科学思想的冲突；极端民主思想与社会法制的冲突；理性中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个人自由与社会统一秩序的冲突；民族独立与一体化经济共同体的冲突等。这种内部冲突的存在，并非完全是不利因素，西方历史上，这种文化的内在冲突，对于它的发展曾经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