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63个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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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上海:日本自导自演的“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群众纷纷集会示威,抵制日货。1931年10月,日本派遣军舰4艘到上海示威,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

1932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坂垣征四郎急于转移舆论对“九一八”事变的注意,在东京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后,授意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在上海“搞点事”。1月18日,川岛芳子唆使日本日莲宗两名僧侣与3名信徒到上海公共租界东区的华界三友实业社总厂,观看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块挑衅,引发冲突。冲突中日方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一名砍伤两名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000多名日本侨民在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1月26日,日军总参谋长载仁训令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此前,日军已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数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阿武隈”号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1月24日,日本特务焚烧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中国人所为。2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通牒中方28日18时前给予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1月28日夜23时零5分,村井回信给吴铁城表示“满意”,却又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回信已经是23时25分。23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盐泽幸一率日本海军陆战队并以20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向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第19路军78师156旅张君嵩团,当即猛烈还击。战事爆发。

第19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该军下辖第60师,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61师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78师驻防吴淞、闸北、南翔一线。全军共33000多人。该军卫戍京沪后,抗日决心坚定,但对敌情知之甚少,1月15日开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不足两周。1月23日,蔡廷锴、蒋光鼐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召开驻沪部队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向全军发出密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战事爆发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29日晨,日军在装甲车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向敌实施反击,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30多万册馆藏图书付之一炬。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下午2时,日军向北站猛攻,我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进攻受挫,通过英、法、美领事斡旋,于29日20时提出停战要求。19路军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同意停战。同时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60师进驻南翔、真如一线,并将第61师调沪,驻沪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下野,由孙科接组南京政府。孙科难以应付九一八事变后复杂困难的局面,尤其财政陷入困境,军费已积欠两个月。1932年1月25日,孙科提出辞职。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接受孙科辞职,1月29日,蒋介石复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作战,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当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表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并自该日起将国民政府部门迁往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1月31日晨,日军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搭载30架战机抵达上海,下午4时,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及水雷舰4艘抵沪,2000多陆战队员登陆。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1防卫区为黄河以北,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2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3防卫区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4防卫区为两广,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

日军兵力增加后,于2月3日上午8时,再度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的第60师阵地猛攻,被守军击退,但闸北守军伤亡亦大,3日下午第60师120旅接替闸北防务,宪兵第6团担任曹家渡、中山路警戒;156旅撤离闸北,其第5团增援吴淞,第6团撤至金家角地区休整。日军进攻闸北的同时,还将战火扩大到吴淞。上午10时,20多艘日舰协助航空队向吴淞炮台进攻,国军击沉日舰1艘,伤3艘,当时调归156旅第4团指挥的第88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炮台损失大炮3门。

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激战竟日,吴淞露天炮台被摧毁,但在守军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此次总攻被粉碎后,盐泽幸一被撤职,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接任其职。

2月5日上午9时,中央空军第6、7队的9架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赴上海参战。机群经过昆山,与日海军航空队发生短暂空战。11时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正加油挂弹准备出击日舰,突然日机来袭,战机随即升空迎战。战斗中刚完婚的副队长黄毓铨因机械故障坠机牺牲,成为中国空军对日抗战殉国第一人。

2月11日下午,日军在闸北狂轰滥炸的同时,向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大举进攻.第19路军勇猛抗击,双方肉搏,战况极其激烈。日军终在当晚被全部击退。13日,日陆军一个大队一度越过蕴藻浜、纪家桥一线,当即遭到第61师张炎旅的夜袭,敌军溃败。至此,日军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军队的计划被粉碎。

日军总参谋长载仁急令陆军第9师团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师团长植田谦吉与第一梯队到达上海港。16日,该师团在吴淞登陆。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0000人,飞机60余架。14日,中国政府任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16日第5军军部抵达上海南翔,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19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18日,蒋介石命中央驻蚌埠、江西的空军全数连同广东方面支援上海的飞机飞沪参战。

植田谦吉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前撤退20千米,被蔡廷锴、蒋光鼐严词拒绝。20日晨,植田谦吉令日军全线总攻,以第9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日军先以火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击退;闸北日军死伤枕籍。

21日,植田谦吉指挥步兵数千人向守军阵地冲击,试图包抄江湾镇,被守军击溃,另生俘日军官兵数百人。22日,第9师团倾巢出动,犯第5军88师庙行阵地,日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守军阵地。张治中指挥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第19路军61师三面夹击,敌遭惨败,庙行阵地转危为安。日军第9师团及久留米旅团伤亡惨重。此即庙行大捷。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被第19路军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内阁决定,火速派遣陆军增援。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谦吉,增派第11师团、第14师团和飞机上百架来华。

增兵后,白川义则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兵力达70000余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守军不足50000,装备差,经一月苦战,伤亡严重。白川义则汲取前几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指挥第9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蒋鼎文率领第2军、第14军自江西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并于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积极布防,策应第19路军抗战。

3月1日,日军在闸北、江湾、庙行发动进攻,用火炮和飞机连续轰炸,步兵乘势进击,双方伤亡均重。同时,白川义则密令第11师团,利用浏河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侵占浏河。浏河的失陷,使中国军队侧、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3月3日下午2时,日本发布战命令。国联按计划召开讨论中日问题的特别大会,大会通过在上海停战、缔结协定及日军撤退的决议。

4月30日,国联大会一致通过了19国委员会所拟定的关于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日本代表弃权,其他各国均投赞成票。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以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为借口,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