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从立志开始
【原典】
君之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君子立志，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民众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胸襟气度。有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开创博大业绩的雄心壮志。这样奋发有为，才无愧于父母生养恩情，不愧为人世间最崇高的人。所以，值得他忧虑的是，为事业成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是为不修道德不精通学业而忧虑。因此，当社会腐败，坏人顽固不化就忧虑；外敌入侵，干扰人民就忧虑；小人当道，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就忧虑；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惠帮助就忧虑，这就是常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优秀品质，是君子们担忧的大事呀。至于一人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具有壮志的君子是没有闲工夫为这些去忧虑伤神的。
砺志修德，志向高远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古人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如果说，在古人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美德紧密相连的。
“砺志图强”是道德修养的起点，也是其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之所在。这里讲的“志”，也就是一种道德理想。古人指出：“志当存高远。”又说：“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之“志”，价值都是一样的。同时，即使是高远之志，若只讲不做，徒托空言，并不能成为德行，只有躬行践履，高远之志才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所以从道德上讲，“砺志”实质上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品性。正是这种精神和品性，数千年来激励着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伟大民族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一大批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志士仁人，也展示了我们民族无限的智慧、生机和活力，成为今天每一个炎黄子孙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历史依托和精神上的鞭策。
说到砺志修德，志向高远，出身低微的刘邦是个典型的人物。
刘邦，原名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生于公元前256年或公元前247年。
刘邦出生于一个平凡的需要用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家庭。劳动，是刘邦从小就无休无止的、必须去做的事情。面对拼命努力地生产劳动的农人，面对自己手中日日摆弄的锄、铲、耙，他的心里并没有产生“再多打一把粮”的需要和愿望，相反，他厌恶劳动，不愿“生产作业”。显然，可以说这是一种“逃避心理”的作用，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他青少年时期的主导心理便是逃避劳动。能够使刘邦“逃避劳动”的可能无外乎这样几种：成为一个有田有钱的地主豪绅，这对他来讲颇有些可望而不可即；或成为一个可免劳作之苦的统治机构中的一员，很明显，这是最便捷的途径，刘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上了泅水亭长。在秦朝官制中，亭长还称不上是“官”，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但尽管如此，毕竟满足了他“逃避劳动”的愿望。而且在一方乡里，也算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当上了亭长后，他便常常置酒而饮，直至大醉方休。这一阶段在他的生活中，既“避免”了劳动，又能酒肉常足，他的心理肯定会得到暂时的满足和慰藉。
“逃避劳动”这样一个小小的、单纯的需要的满足，并没有给刘邦带来更多的欢乐，反而加重了他心灵上的另一层阴影：过去，父母就责怪他不能像其兄弟刘仲那样多治产业，善于劳作。当上亭长后，他同样不能满足父母的愿望。因而，他需要证明他存在的价值，需要同兄弟在“治产业”上一较高低。他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并且常常要以干一些大事业的语言表现出来。这种需要和动机，实质上是对自己心理缺欠的一种补偿。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刘邦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当他第一次去后来成为他的岳父的吕公家作贺时，人家规定，贺礼不够一千钱的，要在堂下就座。当时刘邦囊空如洗，分文没有，却说“贺万钱”，引得吕公大惊，请坐上座，而且见他貌非常人，十分敬重，竟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当时在座的沛县主吏，后来成为刘邦得力助手的萧何曾告诫吕公说：“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可见刘邦平日的“豪言壮语”是传播很广的。
但是，这种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满足的脆弱的动机，还不足以激励刘邦去奋斗和拼争，他还有更强烈的动机，并且逐渐强化为他的人生理想。这样的动机才是促使刘邦舍生忘死、锲而不舍地去追求的动力。这种强烈的动机便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强烈的不平衡，而一旦这种动机以目标实现的形式得到了满足，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心理失衡就能一同得到纠正。这就是说：刘邦在与父母兄弟关系中所产生的心理失衡状态，在他的人生理想成为现实以后得到了调整。那么，他的主要心理动机，或者说由此产生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萧何说过，刘邦“固多大言”。从刘邦的心理及其后来的行为分析，刘邦是一个不甘心一时满足的人，亭长的位置绝非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他在做亭长时就“固多大言”，看来在那时，他就是一个常常露出胸怀大志的人。
刘邦人生理想目标的初步确定，是从他见到秦始皇出行的那一刻开始的。
《史记·高祖本记》记载：“高祖尝游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的志向果然不小，他就是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且在他的理想模式中，“大丈夫”就等于皇帝。这对当时身为草芥小民的刘邦来说，的确可以说是惊人之语，狂妄之想了。但是，成为一个“大丈夫”或者说当皇帝，确实激励着刘邦百折不挠地去奋斗。从史书记载来看，刘邦在观秦始皇出行时明确表达出了他想成为一个“大丈夫”的志向，但这种想法在此之前即已存在。如前所述，刘邦从青少年起就不爱劳动，就好说“大言”，而他逃避劳动的方式就是设法出人头地，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大言”，想来也多是表达此类意向。因此，当他一见到秦始皇出行这样威武壮观的场面，心中的理想图像便豁然开朗，这使他明确认识到，他的人生价值就是成为一个如秦始皇一样的“大丈夫”！那么，刘邦观看秦始皇出行的一瞬间，就明确了他人生的理想模式，显然是有心理基础而非一时冲动的狂言妄语。刘邦将“大丈夫”当作自己的理想追求，从他个性心理的发展脉络上看，是合乎逻辑的。
刘邦确立这样的人生理想，同他的气质、性格有密切联系。我们所知，刘邦的个性遗传性质极其有限。司马迁曾说他“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可见刘邦的性格比较豪爽，不拘小节。他当亭长后，常赊酒而饮，毫无愧色。不持一钱去别人家祝贺，却诈言“贺万钱”，居上座，竟还凭空得了个妻子。性格上的豪爽、豁达，似乎与刘邦人生理想的确立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但是，一般而言，志向远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性格上都是开放型的，其行为比较通达。刘邦性格及行为上的“豁如”，使他更易于接受和树立大的志向和理想，而远大的理想，又影响着他的行为和性格。
凡成大器者必要砺志
人生来世，纵横天下，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干方行。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成功之人莫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
治学之道，最紧要的是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学问长进得越快。
治学，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要明白学问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
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依赖于不俗的才学，一个人就可以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
曾国藩一生成就，可以说都是在砺志中，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取得的。而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生奉行“砺志”生活的最为可信的实录。在数千封家信中，他以亲切的口吻、流畅的文笔，真实地表达了在励志过程中的成功、失败、得意、困惑等种种感情。
人们可以从这些信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一生居高位者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上对皇帝、上司以及同级、下级都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他的这些故事生动有趣，更有价值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包含的许多内容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是很有意义的教训和经验。有人说，它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一部正直、严肃的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应该说，这些家书的最大的魅力在于诚恳。曾国藩一生以“砺志”相标榜，在家书中，对待亲人，他的字里行间，更有一种真诚的热情在流露，其中，没有夹杂着世上常见的虚伪和造作成分，这是最能感人的。在家书中有许多篇是曾国藩教训其弟弟的，之所以能不引起对方的反感，恐怕就在于这个“砺志”上。
励志必须“用世”，也即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曾国藩和同乡好友刘蓉、郭嵩焘结为“湘乡三剑客”，互相勉励的事足以传为佳话。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被顺利地点中翰林后，更加助长了其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他的诗歌中，经常有抒发高远志向的篇章。他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自信地表示：“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在给亲友的信中，阐述得更为明确。如在给刘蓉的信中写道：“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也表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他要按着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要求自己，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