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这的确不是什么好事，”我回答道，“可斯蒂芬妮喜欢跳舞。如果你想要征服她，那你就必须跟其他人一样，漫无目的地，如同白痴一般地去跳舞。”此言一出，他顿时暴怒。“不，不，绝不！”他冲我大叫。“我绝不会去跳舞！懂不懂！斯蒂芬妮跳舞，只是被这个不幸的社会逼迫所致。一旦她成为我的妻子，她断然不会对跳舞产生一丁点儿渴望！”
与平常相反，这回他讲的话连自己都无法相信，因为他三番五次地向我提出关于跳舞的问题。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在家里秘密地同他妹妹练习过一些舞步。希特勒夫人曾给阿道夫买过一架钢琴，于是我想，兴许过不了多久，他便会找我去弹奏华尔兹舞曲，到时候我就装成聋子调侃他。他跳的舞根本不需要伴奏。我也刻意提醒过他要注意音乐与舞步之间的协调，因为他对此似乎没有什么概念。
但这绝对无法同另一件事情相提并论。阿道夫终日苦思冥想，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萌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绑架斯蒂芬妮。他向我描述了整个计划的所有细节，还给我分派了角色，但不是很有价值的那种，他负责实施绑架，而我只负责上前攀谈来转移她母亲的视线。“那么你们俩靠什么生活？”我现实地问道。我的问题让他渐渐清醒，这个大胆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更糟糕的是，斯蒂芬妮对阿道夫怀着一种不友好的情绪。每次经过施密托尔街口的时候，她会把脸转过去，就当阿道夫根本不存在一样。这种做法将他带到了绝望的边缘。“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大喊道，“我要做个了结！”
这是阿道夫第一次，也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次，企图要自杀，而且是很认真的。他告诉我，他会从桥上跳进多瑙河，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但他坚持声称，斯蒂芬妮必须跟他一起死。于是一个详细的计划再次出炉。这出骇人惨剧的每一小部分都被他详尽地描述了出来，包括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作为唯一生还者的后续行动。这阴森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甚至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很快雨过天晴，阿道夫迎来了他在1906年6月份中最高兴的一天，我确信这段经历在他印象中同我的回忆一样清晰。夏日到来，花卉节即将在林茨举办。同往常一样，每个星期天我和父母亲都要去卡迈尔教堂做礼拜，而阿道夫就站在门外等我，然后我们又一起来到施密托尔街口守候。我们的位置非常的有利，因为那里的街道十分狭窄，游行的马车必须紧靠人行道才能通过。乐队牵引着鲜花装扮的马车驶过簇拥的人群，车上载着年轻姑娘和夫人们。但阿道夫根本没正眼瞧过这些女人，因为他在兴奋地等待着斯蒂芬妮的出现。阿道夫焦急地抓着我的手臂，直到把我弄疼的时候她都还没出现，我已经放弃了见到斯蒂芬妮的希望。忽然，这对母女乘着一架布满鲜花的漂亮马车驶入施密托尔大街。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位母亲身穿浅灰色的丝绸礼服，打着一把小红伞；斯蒂芬妮穿着一件漂亮的丝质长袍，也许是由于光线的原因，她的面容如魔法般地显现出玫瑰色的光辉。斯蒂芬妮也装饰了自己的马车，但跟其他大多数马车不同，她没用玫瑰，而是用了一些简单的野生花卉——红色的罂粟花，白色的雏菊还有蓝色的矢车菊。她的手里也捧着一大束这类鲜花。马车渐近，阿道夫变得更加魂不守舍。他从未见过斯蒂芬妮如此迷人的一面。正当马车经过我们的那一刻，一个圣洁的眼神降临阿道夫。斯蒂芬妮给了他一个愉悦的微笑，并从花束中取下一支，掷给了他。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过阿道夫如此喜悦。马车驶过之后，他把我拖到一旁，然后深情地注视着那朵鲜花，这个象征着斯蒂芬妮之爱意的信物。我仿佛依旧能听见他激动得颤抖的声音：“她爱我！你看见了吧！她爱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道夫辍学的决定引发了他同母亲之间的一场争吵，而后他就害了病，斯蒂芬妮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他一直把斯蒂芬妮送给他的花，装在盒子里。我同阿道夫的友谊在他看来必不可少，我是唯一一个分享他秘密的人，只有通过我，他才能得到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每天我都不得不到施密托尔街口去蹲点，以便向他汇报我的调查发现，尤其是告诉他这对母女跟什么人讲过话。阿道夫觉得，要是我每次都独自站在同一个角落，容易让斯蒂芬妮感到很不自在。其实我并没这么做，但我也没有跟他说。幸好，阿道夫从未想过我可能会爱上斯蒂芬妮，若他在这方面有丝毫的怀疑，那都将意味着我们友谊的结束，正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因素，所以我才能将全部消息毫无偏颇地汇报给我那位可怜的朋友。
阿道夫的母亲对儿子的变化留意已久。一天傍晚——我记得十分清楚，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相当尴尬——她直接问我，“阿道夫这是怎么了？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你。”我支吾了半天，然后赶忙溜进了阿道夫的房间。
每当我给他带去一些关于斯蒂芬妮的新消息时，他就会显得格外高兴。有一天我告诉他，“斯蒂芬妮有一副美妙的，如同女高音一般的嗓子。”他听后一跃而起。“你怎么知道？”“有时我离她特别近，我能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就我对音乐的了解而言，我能断定，像她这种声音清澈而纯净的人一定是个很好的女高音。”这番话让阿道夫喜出望外。我也很高兴能让憔悴在病床上的他，感受到一时的快乐。
每天晚上我都会抄近路来到洪堡大街。阿道夫时常向我描绘出一幅宏伟蓝图。“我已经决定了，”在听完我的汇报后他十分郑重的宣布，“我决定为斯蒂芬妮修建一座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房子。”然后他要求我必须对此发表看法，尤其是对音乐室的形状和大小是否感到满意。他说，他在这个房间的音效设计上花费了很多心思，还让我告诉他，钢琴该摆在什么位置，等等。一切看上去就仿佛他的计划已无懈可击一般。我胆怯地问了他一个关于建造资金的问题，却招致了他粗鲁的回应，“噢，让资金去见鬼！”——这是他的一种惯用表达。
我们曾就这幢别墅的建造地产生过一些争论，作为一名音乐人，我完全赞成建在意大利。阿道夫却坚持要建在德国，而且要邻近一个大城市，这样就方便他和斯蒂芬妮上剧院或者听音乐会。
刚能下床，他就跑到施密托尔街口去“蹲点”了，他的病尚未痊愈并且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如往常一样，斯蒂芬妮和她的母亲准时出现。看到阿道夫憔悴的面孔和空洞的眼神，斯蒂芬妮冲他微微一笑。“你注意到没？”他兴奋地问我。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体就恢复得更快了。
1906年春，当阿道夫离开林茨，前往维也纳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些详细的交代，主要是告诉我，直面斯蒂芬妮之时我该如何表现，因为他确信，斯蒂芬妮很快就会趁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向我询问他的情况，看他是不是又生病了。那时我必须这样回答：“我的朋友没生病，但他不得不去维也纳艺术学院进修。等他毕业之后，他肯定还要花一年的时间到国外旅行。”（我坚持要求说成“去意大利”，他说很好，那就意大利吧。）“4年后他会回来向你求婚。如果你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婚礼的筹备将毫不拖延地展开。”
当然，阿道夫在维也纳旅居期间，我还得通过书信向他例行汇报斯蒂芬妮的情况和消息。由于寄明信片比寄信更便宜，所以阿道夫在临行之前给斯蒂芬妮起了一个秘密代称，叫“本基泽”，这是他以前的一个同学的名字。1906年5月8号，他从维也纳给我寄来一张彩色明信片，看得出来，尽管他在当地见到许多新鲜有趣的事物，但他仍然无法停止对“本基泽”的思念。上面写道“我渴望回到我热爱的林茨和乌尔法尔”，“乌尔法尔”加了下划线，当然，它代指斯蒂芬妮，因为她住在那儿，“真想再次见到‘本基泽’，不知她近来如何”。
几个星期后，阿道夫返回林茨，我到车站去接了他。我依然记得，我们轮流拎着他的行李，他急切地想要了解斯蒂芬妮的情况。我们当时显得有些慌忙，因为再过不到1个小时，就是傍晚散步的时间。阿道夫不会相信他走之后斯蒂芬妮没问过他，因为他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她正盼望着与他相见，正如他渴望见到斯蒂芬妮一样。但他心里还是暗自庆幸，我没有机会向斯蒂芬妮阐述他对未来的美好规划，因为那时候他的前途尚不明了。我们一路匆忙赶往施密托尔街口，都没来得及在洪堡大街停一下，问候他的母亲。阿道夫怀着激动的心情翘首以待。斯蒂芬妮同她的母亲再次准时出现。她朝着阿道夫投来惊讶的一瞥，已然足够——他并没有更多奢求。但我却失去了耐心。“你看，她想要你上去跟她讲话！”我对阿道夫说。“明天吧。”他回答道。
但这个“明天”，从未到来。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个让他坐立不安的局面。当然，斯蒂芬妮的反应也仅仅停留在第一阶段的眼神交流。在那次气氛愉快的花卉节上，斯蒂芬妮带着淘气的微笑掷给阿道夫一朵鲜花，这件事情尤使他对其充满了期待。此外，她的一举一动，只要超出了严格的习俗规定，都会毁掉她在阿道夫心中的形象。也许阿道夫并非羞怯，只是害怕同她近距离的接触，会使自己的幻想破灭。因为在他眼里，斯蒂芬妮不仅是所有女性优点的化身，而且还是一个对他的宏伟计划抱有极大热忱的女人。除了他自己以外，阿道夫没再给予任何人如此之多的关注和理解。因此，哪怕现实与他的想象存在一点点出入，都会让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表的失望。
当然我确信，只要斯蒂芬妮一开口跟他交谈，这种失望无比的感觉定会油然而生。因为她本来就跟千千万万的普通少女一样，阳光，年轻，也有着与常人无异的兴趣爱好。为了让斯蒂芬妮更加贴近自己心目中的女性形象，阿道夫总是把她想得很崇高，很神圣，而这无疑是白费苦心。因此，只有严格地控制彼此的距离，才能够保护他心中的偶像。
虽然希特勒极其鄙视资产阶级社会，不过在恋爱这件事上，他所遵照的规矩和礼仪比许多资产阶级人士都要严格得多。这样的行为准则在他和斯蒂芬妮的关系中建立了一道屏障。“我还没被正式地介绍给她。”——我经常听到他讲出这种话，尽管他通常对此不以为然。严格遵守社会习俗是他本性中的一部分。很显然，也正是他的整洁着装和近乎天性使然的恰当举止，让我母亲对他喜爱有加。此外，我从未听过他使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或者讲述一段不确切的故事。
因此，抛开所有显而易见的矛盾不谈，希特勒对斯蒂芬妮产生这样的奇特爱情，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在爱情的领域，任何意想不到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有时候，它还会变成一种危险。曾经有多少个怀揣着伟大梦想的男人都被那反复无常的爱情截断了奋进的道路。这很有必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啊！
出于本能，青年希特勒在他对斯蒂芬妮的恋情中，找到了唯一正确的生活态度：他拥有一位爱人，但与此同时，他又未能真正将其拥有。他规划着他的整个人生，仿佛他深爱的人已非他莫属。但由于他自身回避任何形式的约会，所以他现实中的爱人也只能停留在他的想象世界里。他的愿望、计划、构想统统为爱而生。只有这样，他才不至脱离人生的轨道，的确，这段奇特的关系，通过爱情的力量，强化了他的个人意志。他幻想有一天，斯蒂芬妮成为他的妻子，和他一起生活在他亲手设计的花园洋房里，共同布置他们的浪漫天地。事实上，正如他后来在上萨尔茨堡的所作所为一样，只不过那时候，少了一个她。将梦想与现实混合就是青年希特勒的特点。一旦他的爱人有变得彻底虚无缥缈的危险时，他就赶紧跑到施密托尔街口，确信她的真实存在。希特勒坚定地选择了他的道路，不是为了原本的斯蒂芬妮，而是为了那个幻想出来的她。因此，斯蒂芬妮对他而言意味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现实，另一部分是愿望和理想。不管怎样，斯蒂芬妮是他人生中一个最美丽、最丰富、最纯真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