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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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德政(2)

后来西汉天下被王莽葬送,刘邦后人刘秀南征北战,建立东汉政权。刘秀回到故乡南阳修葺先人墓园祭庙,设宴款待宗族。他的女性长辈们很是高兴,说刘秀打小就谨慎守信,与人交往不善应酬,只是一味遵守柔和罢了,不想今天竟能如此辉煌!刘秀听后大笑着说:“我治理天下,也要推行柔和之道。”(《资治通鉴》卷43)

推行教化的组织保证

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太守、封国相和县令等官员中,政绩显著的人,可以就地增加官秩,不要调动;不是为父母守丧,不许离职。不遵守法令,不服从王命的人,应实行终身禁锢,永远不许为官,即使遇到赦令,也没有他们的份儿。对于受到弹劾而弃官逃亡不接受法办的人,应该将其全家流放到边郡,以惩戒其他官员。对于直接和民众接触的官吏,一定要选用家世清白、有从政能力的儒生来担任,减免他们的赋税,增加他们的俸禄。任期满后,丞相和州郡才可以征召保举。如果能这样做,就可以从途径上堵塞作威作福,从开端上断绝弄虚作假,从事务上减少迎来送往,从根源上止息横征暴敛,走正路的官吏就能够推行教化,全国各地的民众就能够各得其所。”(《资治通鉴》卷51)

教化以人情为前提

东汉末年,丞相掾和洽对曹操说:人跟人不一样,各有各的才干,各有各的品德,所以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人才。以过分的俭朴来约束自己是可以的,但用来要求别人,兴许就会造成失误。如今朝廷上的舆论是,官吏中凡是穿新衣乘好车的人就被指责为不清廉;而不修饰边幅身着破旧衣服的人,则被誉为清廉高洁之士。结果士大夫们收藏起车子,去掉装饰,故意弄脏自己的衣裳,有的高官甚至自己携带饭罐去府衙上班。

和洽说:“树立榜样以供众人仿效,最好遵循中庸之道,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如今一概提倡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行为,用它来约束各个阶层人士,虽然可以勉为其难,实行于一时,但定然造成疲惫,绝不会长久坚持下去。传承教化,务必通达人情;凡是过分怪异的行为,一定包藏着虚伪。”

曹操认为他的见解很好。(《资治通鉴》卷66)

曹操为什么不敢当皇帝

东汉末年,孙权上书向魏王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侍中陈群等人都说,曹操应该登基称帝。曹操答:“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司马光评论道:“教化,乃是国家的紧急要务,而俗吏却不给与重视;风俗,乃是天下的大事, 而庸君却放在一边。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

司马光从东汉光武帝刘秀说起,经过明帝、章帝,认为他们始终坚持以教化为政,广施恩德。到了和帝,开始出现乱政,但刘氏政权仍然能够延续,其原因就在于前代遗留的教化和德政已经深入人心。到了桓帝和灵帝,国政进一步恶化,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借机向朝廷发难,逼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百姓遭殃,汉朝的生命便结束了,无可挽救。然而就是到了这一步,那些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人,仍以尊崇汉朝为号召。司马光最后说:“以魏王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上所建立的巨大功业,尽管想当皇帝的野心一再膨胀,但直到去世,也不敢废掉汉朝皇帝,取而代之。难道是他做皇帝的欲望不够强烈吗?不是,是因为畏惧名义而不得不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可以忽略呢!”(《资治通鉴》卷68)

一个都不少

隋文帝时,齐州行参军王伽押送犯人李参等70余人前往京师。走到荥阳,王伽见犯人实在辛苦,心生怜悯,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触犯了国法,披枷戴锁,固然是你们应得的惩处,但是牵累押送你们的人一块受罪,你们心里不惭愧吗?”李参等纷纷谢罪。于是王伽把犯人的枷锁全都卸掉,遣散押送犯人的士卒,与李参等人约好到达京师的日期,说如果你们延误或者逃跑,我只好代你们受死。说罢便离开犯人独自去了。

犯人们十分高兴,也非常感动,全都如期到达京师,一个都不少。

隋文帝听到这件事,非常惊讶,召见王伽谈话,不断地称赞他。接着又召见犯人,命令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进宫,在殿堂赐宴,并赦免了所有罪犯。

文帝因此下诏说:“凡世上之人,都有灵悟的禀性,都懂得善恶,明白是非。如果以至诚之心关怀他们,加以劝导,那么恶俗必定改变,人人都会走上善良的道路。以前由于海内动乱流离,德教废弛湮没,官吏没有慈爱之心,百姓存有奸诈之意。针对这种情况,朕打算遵循先圣的办法,用道义来感化子民。王伽非常理解朕的用意,诚心诚意地加以宣传教化;而李参等人感化醒悟,自己前往官府报到。这说明四海之内的百姓并不难以教化。要是让官吏都成为王伽一类的人物,庶民都向李参等人学习,摈弃刑律的日子不会远了!”于是提拔王伽为雍县令。(《资治通鉴》卷179)

动乱过后更需教化

经过隋末战乱,唐朝统一了天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与群臣商讨治国大计。太宗说:如今承接的是大乱之后的烂摊子,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啊。魏徵回答:不然。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逸,骄逸则难以教化;经过动乱的百姓心怀愁苦,愁苦则容易教化。这如同饥饿的人急需食物,渴的人急需饮料一样。

封德彝不同意魏徵的看法,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逐渐走向浅薄奸诈,所以秦朝诉诸严刑酷法,汉朝以王道和霸道双管齐下,其实是想行教化而不能,哪里是能够推行而偏偏不去推行呢!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空谈误国。

魏徵驳道:从前五帝、三王实施教化,对象没有改变,仍旧是原来的民众。黄帝征伐蚩尤,颛顼诛灭九黎,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都能恢复先前的太平盛世,难道承接的不都是大动乱之后的烂摊子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代日益浅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人们应当已经变为鬼魅了,君主还怎么能够继续进行统治呢!太宗最后听从了魏徵的意见。

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出现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太宗勤于政事,安抚民众,百姓虽然东乞西讨,但没有多大抱怨。之后终于迎来大丰收,背井离乡的人们纷纷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一年下来,犯死罪的只有29个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夜不闭户,旅人不带粮食,沿途自然有人供给。太宗对宰相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大臣们上书都主张耀武扬威,讨伐四方。只有魏徵劝朕放弃武力勤修文教,认为中原安定之后,四方自然顺服。朕采纳了他的意见。如今突厥的颉利可汗成了朝廷俘虏,他的酋长们担任朕的带刀宿卫,民众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啊,只是遗憾封德彝见不到了!(《资治通鉴·》卷193)

小结

教化看似教育,实则政治。故事中司马光对曹操不敢取代汉室的评论,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教化制造懂道理、知荣辱、守规矩的国民,这是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定的最大要素。

教化把教育贯彻于政治之中,中国之所以能够传国久远,绵绵不绝,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始终将二者合而为一。教化投入少产出大,不需要多少物质手段便可以实施,是最省钱最经济的事业。

道通“导”,具有引导意义,教化起导向作用。这就涉及儒家学说的主旨,即成人。成人是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概念,这里的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人,也就是理念的人、本质的人、人格的人、理想的人,孔子把这样的人称为君子。儒家抱负很大,目标很远,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把个体人打造成君子。为政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如果比作铁砧的话,那么教化就是打铁的巨锤。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锻造锤炼,才有了体现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生成史,人类历史是人类的生成史,中国史是人类史的一部分。成人其实也是马克思的观点,他把历史进程看成是人向着人的本质生成的过程,是人类脱离动物界达到人的高度的过程,而共产主义就是这一过程的完成。

由此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旧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片段,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的继续,是人的生成的继续。这不是一个是否如此的问题,而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问题,因为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加深对当前实践意义的认识,增强自信,提高思想境界和工作境界。

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物质富足可以强壮我们的体魄,增进我们的智力,振兴我们的自信,但要达到丰满我们的灵魂,提升我们的精神,还必须诉诸思想文化。民族的复兴一定伴随着文化的复兴,硬件再好软件上不去也仍旧不能跻身先进行列。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凝聚人心的力量,借鉴教化治政的历史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这是一项背靠历史、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工程,它的实施必定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

(二)示范

要义

关于为政的“政”,孔子有一个界定,即“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就是正的意思。教化体现的就是“正”。这就对各级官员提出了一个根本性要求,即作为教化的实施主体,自身必须“正”,以榜样的示范引导民众,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官员自己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民众也会自觉跟着走;官员行为不端正,即便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鲁国执政大夫季康子跟孔子商量:假如我通过杀掉那些不讲道义的家伙来端正社会风气,您看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国家,为什么一定非要用杀人的办法呢?您有心为善,百姓就会跟着做好事。执政者的言行举止就像是风,老百姓的表现就像是草,风吹过来,草一定顺着倒下去(《论语·颜渊》)。

这说的是官员给百姓作示范,同时官员也给官员作示范。北宋大儒程颢这样回答学生有关官吏的管理问题:“正己以格物”( 《近思录·处事之方》)。意思是端正自己来纠正别人。这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一级给一级做榜样,上梁正了下梁自然正,这样一级一级地追上去,最后追到君主那里,归结为君主的思想意识,君主的心正了,天下就正了(《近思录·治国平天下之道》);另一个是以官吏中的君子做榜样,树立楷模,教育同仁(《近思录·治国平天下之道》)。

故事

大禹的眼泪

禹在苍梧山下遇到一个被绳索紧紧绑着的罪犯,禹抚摸着他的脊背,哭了。

禹有个助手名叫益,不解地问:这人犯了法,理应受到惩处,你却为他流泪,为什么呢?

禹说:“社会治理得法,民众就不会犯罪;社会治理不得法,那些原本善良的人就会走上邪路,触犯刑律而遭受惩罚。我肩负着安顿天下的重任,现在竟然出现这样的事,说明我德行不够,不能感化民众,所以我才为这个人伤心落泪啊。”《吴越春秋卷第六·越王无余外传》

姬昌的裁决

商朝末年,虞国人和芮国人因为地界发生矛盾,双方争执不下,便派使者到周国请君主姬昌(后来的周文王)裁决。

两国使者进入周国疆界,见到人们相互推让,一问,原来是因为士大夫的职位。进入周国都城的城墙,又见到士大夫们相互推让,一问,原来是因为公卿的职位。

两国使者互相看看,说:“这里的百姓相互推让士大夫职位,这里的士大夫相互推让公卿职位,那么这里的君主也一定会与其他国家推让土地了。”就这样,他们还没有见到姬昌,已经就土地争端开始让步,重新划定地界,然后返回了各自国家。

对于这件事,孔子这样说:“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太伟大了!简直不可超越。用不着亲自行动就可以使事物发生改变,用不着做什么便大功告成,用自己的恭敬、谨慎和谦让来影响虞国和芮国,使它们自己化解争端。《尚书·康诰》中说的‘要遵从文王的扬善抑恶’,讲的就是这件事。”(《孔子集语·卷六·主德》)

紫衣服

齐国君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的人争先效仿,都以穿紫色衣服为时尚。结果搞得紫色布匹价格飞涨,5匹白布还不顶不上1匹紫布。

齐桓公为此深表忧虑,对管仲说:“这么下去还了得,怎么办好呢?”

管仲说:“您想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不穿紫色服装呢?您可以向人们表示对紫色的反感。如果有身着紫服的人进见,您就对他们说:‘往后站一点,我讨厌紫衣的味道。’”紫布是用紫色染料染的,这种染料有特殊的气味。

齐桓公说:“就这么办。”结果,当天齐桓公身边的人就没有穿紫衣的人了;第二天都城临淄就没有穿紫衣的人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齐国境内就没有穿紫衣的人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楚王问鼎

楚庄王率领大军讨伐戎人,到达洛水边上,就地举行阅兵仪式,炫耀武力。这里属于周王室领地,周天子定王没有办法,只好打发大夫王孙满前去慰问楚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