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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秦汉风景——亟待澄清是非的文化表述(2)

这样一份铁证如山的材料,毫无疑义地昭示着秦始皇东巡的政治目的,他的东巡是要让天下长治久安的战略措施。如果说有什么“长生不老”意义的话,那也是秦王朝的长生不老。不是药方,而是文化博弈。秦皇首先是伟大的政治家。

第三节 徐福东渡

徐福如今被时尚地称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是开展中日外交的先驱。不知是否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各地“争祖宗”的闹剧正在热播,而且愈演愈烈。然而,果真如此吗?首先该弄清徐福是个什么人,然后才是徐福是哪里人士,不能本末倒置。

那么,徐福何许人也?

正史所记,材料不多;民间传说,也待整理。现在所知道的就是:他是齐国的一名方士。能言善辩,用花言巧语说得秦始皇晕头转向,派遣他率领3000童男童女人海求仙药,几经折腾,多次用海上虚无缥缈的神山藏有仙药来诱惑秦皇,骗取了数百万金;又用不平凡的海上经历让秦皇执迷不悟,甚至在芝罘岛上拉弓射鱼,最后还是派遣他再次蹈海东去。他害怕归来谎言会被戳穿,只好率着百工先到了朝鲜,最后到了日本,在那里定居下来。

这样一个人决不是外交家,而充其量是位航海家。作为外交使者,他的级别远远不够,他根本就没有携带国书,负有政治使命,那庞大的代表团也仅只是“百工”(具有各种不同技能的务工能手);可是作为航海家,他却是中国踏浪闯海的第一人,就时间而论,要比哥伦布开辟新航线早了l800多年;就规模而论,更是哥伦布望尘莫及。徐福在人类航海史上,有着十分伟大的开拓者的地位。他的壮举是东方文化的一次大传播。当时的日本称“缇”,分裂为20多个小国,还处在“绳文化”时代的落后地区,而出生在胶东、熟悉齐文化的徐福,率领的是一个拥有多种人才、掌握先进技术的庞大移民群。这一壮举是应当永垂史册的。

“齐地多方士”。在派遣徐福的问题上,秦皇曾对徐福不满过,就是因为听到许许多多同样的方士中伤徐福把大量的经费中饱私囊了。可见,齐之方士中能人太多,由于利益驱动又不能团结一致。

那么,方士是什么?方士自然是“智谋之士”,有文化,有胆识,有技术,有能力,很多是脱胎于“巫”,所以还很可能有巫术,带有神神道道的色彩,因而是当时的“高级白领”。方士如果进入统治集团,就是“文胆”“智囊”,如果不被重用,一生在野,就顶多是个为时人所重的技术专家,当个大的“包工头”就已是凤毛麟角了。前者如晏婴,也即能够多次不辱齐王使命。在庭堂上用伶牙俐齿捍卫国家尊严、为齐王出谋划策的大外交家。他是齐人,故里就在今日莱州的平里店婴里村,那里还有他的古井。这个被掖县人几乎忘记的大方士,其实是古代的“智圣”。近来市场上有广饶县开发的特色食品——“兵圣”烧饼,其包装盒上讲其由来,居然引证了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方知晏子对阴阳五行说(这是“仙道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运用纯熟,竟然出色地用来解释“五色”“五味”。后者即如徐福。他把齐文化的人才集中起来,尽管也利用了帝王之威,却不卑不亢地与帝王对话,对帝王也照骗不误,以胆识和能力开拓一番帝王望尘莫及的事业。他是一名大有作为的“士”。

如此,我们应该还徐福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说他是一名外交使者的话,不如说他是国际贸易的先驱。他所从事的是“技术输出”,所经营的是“跨国人才集团”,张保皋比他晚了若干年,被韩国人尊为“贸易之神”,那么徐福就应当是中国的“商业之神”。是他,最早把莱子国的商业传统推广到神州之外,为东方经济圈创造了源头。也为后来黄县的商业繁荣奠定了历史基因。

在徐福东渡的问题上,不要忌谈商业。即使他是一名“奸商”,那第一桶金也是挖的帝王的,对中日朝人民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怕啥?

秦始皇东巡的政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秦皇东巡制造了大量的“顺民”,而且造就了胶东人“逆来顺受”的强大忍性和韧性,尽管秦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迷信暴力,不一定能使民心诚服,但是却几乎根绝了任何暴力反抗的行动。例如使中国历代统治者都焦头烂额的“流民”问题,在胶东却从未发生过。无论是黄巢,还是李闯,以及“作乱”十三年之久的洪秀全,胶东也仅仅有“长毛”的传说而已。不错,清初栖霞有一个于七,但那既不是“流寇”,也没有形成政权,只是在康熙把天下稳定之后,他才“为盗”而已。秦皇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有序”社会。

然而在文化上,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人们对“暴秦”的草原文化始终没有认同感,人们按《易经》描述历史,总说“暴秦属火”。即使他建立了世界奇迹——万里长城,在民间也只是孟姜女用泪水把它冲垮了。后来有人在成山头建了一座秦始皇庙,小得可怜,不仅不能与诸侯级的“武侯祠”相比,甚至赶不上同样在海边的众多的龙王庙。在胶东,秦皇以暴力为特色的龙文化在形式上是战胜了鸟文化,但是,植根于重民生、务利权为特征的齐文化,有着崇尚自由、尊重人文的传统,就不会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文化统一”。鸟文化在夹缝中顽强生长——尽管是扭曲的。他们在人与神之间发展了“仙”,作为一种过渡和替代物,寄托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和感情空间,作为一种曲折的反抗形态,是对“君权神授”的一种否定,作为一种生活的形态追求,积极人世却又追逐主流文化的权力迷信,不做金刚怒目式的反抗,也不会一味地唉声叹气。“仙道文化”以鸟文化的形态出现,却又是龙文化的积极补充,呈现出文化形态的丰富性。

秦汉时期的“仙道文化”,构成了胶东半岛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