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法律专业，却不做法官，只因自认不能承受决定生死那一刹那的沉重。
在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无心插柳进入了财政决策机构。
土地改革、进口替代、出口扩张，前人的努力，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为后来的“台湾奇迹”打下了基础。
书香门第
大陆家世
戴立宁的家乡是江苏阜宁，在那儿，他只度过了出生后的三个月时光，随后就跟随父母去了江苏省宝应县。正是他的家境和父母的社会地位成为决定他性格的第一个因素。
为了寻找诗人余光中所说的那份乡愁，2000年戴立宁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再次踏上了阜宁那片土地。由于他的祖父没有成年的兄弟，伯父也早逝，阜宁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他三代以内的本家，祖宅也早已不知去向。戴立宁回到阜宁只见到了一位远房的亲戚，并带回了一份阜宁戴姓的家谱。他根据亲戚的叙述、父亲的回忆，勾画出了戴家当年在大陆的风貌。
根据家谱所载，江苏阜宁的戴姓族人最早来自于河南民权县，在宋代时由一个叫戴安的人带领，迁到了安徽的休宁县，经历了14代、400余年，再由一位叫戴清的人在明朝初年率领迁至苏州阊门。
阊门与山西的大槐树一样，也是中国有名的移民出发地。相传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为了报复苏州地区的百姓对当地军阀张士诚的拥戴，将苏州百姓集中到阊门再迁往苏北。
戴清率领的戴氏家族也是在这时从阊门迁至盐阜（今盐城和阜宁一带）下庄定居的，戴清也成了阜宁戴氏的第一任始祖。至今，阜宁戴氏已经传了二十多代，成为阜宁的大姓之一，与陈、顾、王、刘并列。
戴立宁的祖父戴寿宝（字仁轩）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日子过得颇为充裕。一直到后来去了台湾，戴立宁的父亲戴民贵回忆起当年的家境，仍然用“放眼望去，三十里麦浪看不到别家的地”来形容戴家的家产。
在中国古代，家族的地位变迁往往不是靠一代人来完成的，而是要在祖先打下的基础之上，或者更进一步，或者走向衰败。富家子弟比穷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浪荡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因为即便抛却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他们也更有财力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这在戴仁轩的两个儿子身上得到了印证，在他这一代，族人仍然守在阜宁打拼，到了儿子那一代，他们就已经出了阜宁，在全国闯荡了。
戴仁轩和妻子王兰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戴良贵，二儿子叫戴民贵。前者的生辰已不可考，后者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七，他就是戴立宁的父亲。
根据戴立宁回忆父亲的叙述，他的大伯戴良贵年轻有为，在位于上海的国立劳动大学读书，毕业后直接参加了县长考试，后被分配到了陕西某县当县长。本来年纪轻轻当上县长的戴良贵事后必将有一番作为，然而天不遂人愿，27岁时，这个年轻的县长得了肺病死在了任上。戴立宁的祖父戴仁轩有一个弟弟，同样英年早逝使得家脉单传。
戴良贵唯一留下的，是他对弟弟戴民贵的深刻影响，正是他把弟弟带出了阜宁，带到了上海。
戴良贵在国立劳动大学读书的时候，弟弟戴民贵就跟着他就读于国立劳动大学附中。国立劳动大学的前身是名噪一时的上海大学，在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曾经有“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说。
上海大学于1922年由国共两党合作创立，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参与了筹划工作。成立后，它的校长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董是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张静江。虽然国民党人占据了地位最高的几把交椅，但在学校领导层中却活跃着许多中共党员，比如校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任弼时等都曾在学校任教，而它的学生当中也走出了大批后来的中共高官，例如关向应、杨尚昆、王稼祥、秦邦宪、康生、陈伯达、饶漱石、丁玲等，还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李鹏的父亲李硕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更名为国立劳动大学，直到1932年，因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而停办。
戴民贵读完国立劳动大学预科后，考取了复旦大学农学系，但是这个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年却并不想学农。当时的苏北农村由于贫富不均，常常起纠纷，因此地主家的孩子往往会选择去念法律，一是为了保护自家的财产，二是因为法律是中国传统官吏制度中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
戴民贵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北京朝阳大学攻读法律，这个决定既受传统的影响，也是受他兄长的影响。
如今，北京朝阳大学也早已不存在了，然而，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法律界，流传着“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两所最好的法律学校。“南东吴”指的是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它的法学部分在上海），而“北朝阳”就是戴民贵所上的北京朝阳大学。后来，当东吴大学迁往台湾之后，戴民贵的儿子戴立宁恰好上了东吴大学的法学系，从中依稀可以看到父亲当年的影响。
北京朝阳大学在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并非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于1950年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改革开放后，为继承和发扬北京朝阳大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朝阳法学研究中心。
到这儿，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戴家几十代人奋斗的历程。从最初因为避乱逃到阜宁的戴氏祖先，到富甲一方但是活动区域局限在阜宁一地的戴仁轩，再到脱离了农业、远离了家乡、开始法官生涯的戴民贵，而戴立宁则为这个家族打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篇章。这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依循着现代中国的发展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后，戴民贵开始了他的法官生涯，在江苏省宝应县担任承审员①也就是当年县一级负责法律审判的官员。在清代的县衙里，辅助县令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是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分别负责财政和司法，民国改制后，承担司法工作的官职改成了承审员。
此后，宝应县成为戴民贵的第二家乡，他的妻子胡京英就是宝应县人。关于父母的相识，戴立宁依稀还记得母亲的话，他们是经人介绍而后自由恋爱的，并且相识于戴民贵来到宝应之前。也许恰是因为妻子是宝应县人，戴民贵才得以分配到宝应县工作。
从母亲胡京英的身上，戴立宁又继承了另一脉书香门第的传统。
胡京英的父亲叫胡岫青，曾经是金陵大学国文系的教授。但在戴民贵任宝应县承审员之时，胡岫青已经退休，带着孩子居住在宝应县泛水镇。由于是书香人家，他的几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戴立宁的母亲胡京英从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师范，做过常熟甘露镇的小学校长，直到27岁才与戴民贵结婚并离开学校，成为家庭主妇。
胡京英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受过高等教育。她的大弟弟胡寿宝是国文系毕业，二弟弟胡寿明毕业于西南联大，学的是政治，而三弟弟胡寿田是上海协和医院的医生。妹妹胡钟秀毕业于金陵大学，学的是会计。在上大学之前，妹妹胡钟秀还帮姐姐带过小外甥，也就是小时候的戴立宁。
虽然姐妹俩曾经无所不谈，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革命给社会造成的分裂在这个小小的家庭中也有所反映。特别是后来在姐妹俩之间，胡京英与丈夫戴民贵倾向于国民党，而妹妹胡钟秀组建的家庭则都是共产党员。
也许是因为政治上的不同倾向，让他们在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戴民贵带着胡京英离开大陆前往台湾，而胡京英的娘家人，包括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都留在了大陆。
不同的选择也让他们后来的命运迥异。当戴家准备前往台湾之时，戴立宁的外祖父胡岫青因为是地主，在解放区被斗致死。
当海峡两岸对抗的阴云逐渐消散，戴立宁从台湾回到大陆时，能够见到的至亲只剩下阿姨胡钟秀了。当年只有六七岁的少年对于阿姨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年轻的姑娘，但眼前的阿姨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人。阿姨从淮安税务监督局退休，至今仍然健在。
1938年农历九月二十八（公历11月19日），在江苏阜宁的老家里，戴立宁出生了。那一年对于戴家、阜宁乃至全国而言，都是八年抗战中最艰苦、最值得反思的一年，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在戴立宁出生前5个月，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致使黄河一泻千里，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上千万人受灾。在戴立宁出生前一个月，日军刚刚占领了武汉三镇，并向岳阳、长沙一线进军；出生前5天，发生了着名的长沙大火，大火共烧了五天五夜才熄灭，使得一座名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日军占领武汉后，随着战线的拉长，也开始了休整策略，并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试图进行和谈。
然而在接触和休整的策略下，日军却没有停止战略性的轰炸和胁迫。在戴立宁出生三个月后，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全家不得不离开阜宁。此后，一直到垂老的他回家乡归宗之前，戴立宁再也没有回过阜宁老家。他儿时的记忆都发生在宝应县。因此，在宝应县父母家和外祖父家的经历，就形成了少年戴立宁对大陆的整个印象。
另外，外祖父的书香世家也让戴立宁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戴立宁坚持在各个大学做兼职教师，也长期持续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认为最理想的职业是在大学当教授，这些都无不反映出戴立宁受到来自外祖父的影响。
戴立宁一个典型的儿时记忆也是关于外祖父胡岫青的，那时老人家已经从金陵大学退休，在泛水镇开了个私塾，在家教授学生。戴立宁的年龄比其他学生都小，他记得在私塾学写字时，外祖父教他如何用毛笔，手要空、悬腕，才能写出好字；冬天天冷时，砚台中的墨汁都结了冰……
如今他的外祖父已经辞世几十年，他在这个世界中尚留存的，也许只剩下外孙对他的一丝记忆了。
戴立宁儿时的另一个记忆是关于父亲的。大约在四五岁时，有一次他在外面玩耍，突然听人们说要去看大老爷审案子，于是夹杂在人群中来到了县政府，却发现审案的人恰好是自己的父亲。
时间长了，戴立宁发现，父亲有时会在公堂里摆上刑具，产生威慑力。虽然那时已经进入了中华民国，但基层的司法仍然严重依附于行政机构，就连审案的思路都还是古典式的，习惯于刑讯逼供。日后，戴立宁对这种《施公案》式的场景极尽批判，但在年幼时，看到的是法官的威严和罪犯的胆怯，从而产生了骄傲感。
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映刻在了少年戴立宁的心中，加上他家境殷实不需要为生计奔波，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拥有着极大的自由，这样他自然会把长辈们当成自己的榜样，并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戴民贵在宝应县当了一段时间的承审员。抗日战争的中期，他调离了民事职务，前往着名的税警总团担任军法官。他的妻子跟随丈夫一同前往，把年少的戴立宁留给外公一家照顾，一直到抗战结束。
国民党的税警总团是一支特殊的军队，最初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时建立的私人军队，主要的目的是征税缉私，宋子文通过美式训练、德式装备将其打造成了一支精锐之师。该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参加过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后来该军队改编为新一军，参加过滇缅战争。到了1945年之后的内战时期，号称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之一的新一军却在辽沈战场上全军覆没。
然而，戴民贵所在的那部分队伍却并没有前往滇缅战场，而是留在了江苏省境内与日军周旋。当时在江苏境内，存在着日军、汪伪、共产党、国民党等四股势力。抗战胜利后，前两股势力投降，后两股势力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控制了农村地区，并且其势力逐渐向城镇渗透，而国民党占领了城市，势力却处于逐渐萎缩的状态。
这时江苏的形势已经影响不到戴民贵了，他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命——前往刚刚光复的台湾。
移居台湾
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割占原属于清政府统治下的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等地，后来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但台澎地区却从此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日据时期。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美三国元首举行开罗会议，协议在战后由中国政府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台澎地区。
日本投降后，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将台澎地区移交给中国政府。1945年10月25日的投降仪式上，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陆军一级上将陈仪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接收台湾岛和澎湖列岛。
虽然当初台湾民众对回到祖国的怀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欢迎民国政府治理台湾，但如何有效地接管政权的确是当务之急。
①承审员：民国时期，在未设审判厅（法院）的各县，设承审员，受县知事管理，审理民刑诉讼案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