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婚的事连跟我妈都没说，可不知怎么搞的，一次跟张平单独喝酒时，竟详详细细地全讲给他听了。张平听了脸色发白，仿佛比我还难受。
“可能这样更好。”我对他说。
“是么？”
他看我的那双眼睛，充满怀疑的目光。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多少有些瞧不起我。幸亏多年来我们同甘共苦，天天吃一个锅里的饭情谊深厚，否则我受不了。我知道这家伙道德感很强，被他鄙视的话，一辈子都别想变过来。
此后不久，他来跟我讲他已经辞职，以后专事打猎，不干别的了。我心想，也许他只身一人到边远地方去，是因为他对变化中的城市生活以及城市观念完全失望。他好像期盼着一种他认为合理的社会准则被普遍接受，但这种期盼越来越渺茫。于是他离开了这个城市，也离开了我。也许我的离婚事件，以及我对性和婚姻的随便态度，使他对我也大失所望。可能他离开我，就是以免以后再次对我流露鄙视的目光。他知道我最恨被人瞧不起。吃饭馆的时候，若有陌生人无意中投来不屑的眼色，我就会砸过去一只碗跟他干起来。在野外我们时常破衣烂衫，可我们是堂堂汉子，不容他人小觑。我跟张平灵犀相通的是，我和别人打起来，虽然他不会帮我打，但也从不劝我住手。他明白，男人为保持自己的尊严，应当有打架乃至动刀动枪的权利。
他还来看我，但次数越来越少。他把两只箱子送到我屋里，它们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木头箱子，每一只都装得下两个人，可以当棺材给夫妻合葬用。箱子里都是书，我说你放我这儿，随你什么时候过来拿。
“这些书都送给你。”他对我说，“我不需要了。”
“我要书干吗？”我叫起来。
“你不要的话，就当废纸送废品站。”
“这么多书你都看过了？”我问他。
“是的，都看过了。”
“看过的就不看了？”我又问。
“以后不看书了。”
“为什么？”
“不看了。”
尽管当年我时常入不敷出，却没把那些书卖掉换钱用。有一次我打开箱子，从里面随便抽一本薄书来。那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书名叫《哈吉穆拉特》。这是一本好书，我一下子就喜欢它了。虽然几乎每读一个句子就有三两个字不认识，可是我猜得出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就像你不认识一个女人，但你一眼就看得出她是哪种女人，而且可以立刻判断能否与她亲近。我喜欢哈吉穆拉特坐在马背上的威武样子，他腰间挂着一把古尔答剑，那是高加索地区的名贵古剑。他将那把剑送给伊凡·马特维也维支的时候，好像送一句祝福的话一样平静自然。我断了腿很少出门了，于是天天在家里看书，甚至连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敢拿起来看。时间一久，我也会说几句文绉绉的话了。不过我想除了看书外，总该还干些什么才对，不然要饿死在家里，我问张平干什么好。
“搞个台球房。”这话虽是脱口而出，但在我看来，他是认真替我考虑过这件事的。
“为什么搞这个？”我不大明白。
“你打枪打得准，打台球也不会太差劲。”
这些事我不会讲给崔国平听。
我们在森林里走了七八个小时，现在已是黄昏时分。这家伙走不动了，躺在树根上抽烟。这时候，我也快不行了，用力的那条腿发胀了，胀得生疼；拄拐杖的腋窝，也早就磨破了皮，流了不少血。太阳落山了，林子里的光线突然暗了许多，我也躺倒抽烟。崔国平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朝我笑笑，扬了扬手中的烟把儿，表示抽完它就走，我点点头。
躺在树下又想起张平来。我以为我是了解他的，至少他母亲来找我之前，我相信对他了若指掌。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早就跟家里人断了联系，更不知道他母亲是一位雍容华贵的香港太太。看一个人就像看一座大山一样，你永远也不知道大山里有多少秘密。你看见这儿有块林子，那儿有个泉，就以为你认识这座山了，其实远非如此。平静的狭谷可能在晴日里爆发洪水，如果你听不出那种奇怪声音，甚至把那种声音当音乐听，那么你除了死无葬身之地外，不会有任何其它结果。
“路上我看见一条花蛇，”崔国平对我说，“有扁担那么长。”抽了烟他才精神起来。
“是么？”
“骗你是孙子，毛主席保证。”
“我没看见。”
“我怕被蛇咬才跑起来追上你。”
“除了怕蛇咬还怕什么？”我问他。
“怕死呀。”他情不自禁地说，“想到现在的这种好日子没你的份了，你不觉得难受么？别人还都活着你却死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这就非常可怕。报纸上说，数字电视比现在的电视清晰六倍，你死了你看不到了，而别人能看到。六倍是什么个概念你知道不知道？比如你，哦不对，我是说，比如我，现在只讨了一个女人做老婆，若是多六倍的话，我就可以讨六个女人做老婆，你想想看，那样的美好日子是什么滋味？我敢说你想都想不出来。现在什么都在变，变得五花八门，叫你看得眼花缭乱。不过我也想过，假如真的给我六个老婆我也受不了对不对？我们不是什么都能享受的。有的人有了钱身体不好了，有的人身体好可就是没时间，也有的人既有钱也有时间，而且身体也不错，可就是不知道享受什么好。我发觉游山玩水的人并非真心喜欢户外生活，而那些喜欢玩女人的也并非真心喜欢女人。现在谁都买车，谁都玩女人，不跟潮流走别人瞧不起你。做生意的人更是这样。你跟人家做生意不讲究派头不行。我不喜欢穿西服，更不喜欢打领带，可只要出门到外面来，就得这身打扮，像套了戏装似的给自己添罪受。老实说我不知道人活着要干啥，想不明白。眼下我只想买一部比桑塔纳更好的车子给别人看。如果不这么想，我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不料这家伙也会长篇大论，我说可能你本人有问题。
“什么问题？”他又扔给我一支烟。
“正常人不想这些事。”我说，“打个比方，一对好得如胶似漆的男女粘在一起时，他们不考虑为什么在一起，除非他们有毛病。”
“你好像成了哲学家而不是台球房老板。”
“我只是我自己，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崔国平饿了，解开食品袋取卤牛肉吃，我也吃了几片。
“说这些没意思。”他嘴里塞满牛肉，两个腮帮鼓得像发情时欢叫的青蛙嘴巴，一会瘪下去一会饱起来，嘴里也吧咂吧咂地响。他一边吃一边说，“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今晚在哪儿过夜。”
“你瞧，”我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棵核桃树对他说，“那儿有一间石头房子。”
“你是说这儿有人家？”
“以前有。”
“以前什么时候？”
“十八年前。”我说，“那年我在那间房子里住过一宿。”
“简直是天方夜谭！”他直叫冤枉。“难道你要我陪你走了这么多路，就是来看看十八年前住过的一间破房子，还不知道这房子里有没有人？”
“是的。”
“我猜你是鬼迷心窍了。山里鬼多，女鬼比男鬼多，你要小心才好，不然要出事的。”
穿出这片林子，才看到那间石屋。崔国平走在前面，他绕过墙角找石屋的门。那株老核桃树依然葳蕤，十八年没有任何变化。树下的小路也依然弯了好几道弯，朝小溪那边逶迤而去。只是春去秋来，地上的草叶开始枯黄，多少显得有些凄凉。我一瘸一拐地走近石屋，它也还是老样子，结实得像城堡似的。我伸手摸了摸质感粗糙且爬满泥苔的石墙，才发现墙上有几个繁体篆字，这怕是石匠造屋时留下的遗迹。
屋前垂下两串金黄色的苞谷。一件红颜色的小孩衣服在风中飘动。门开着，里面黑洞洞的。我用左腿跳过门槛，拐杖的铁头碰到它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时候，我才看清屋里有个男孩。
“你是说你和你妈住在这里？”崔国平问他。
“是的。”男孩答道。他大约七八岁，穿一件紫红背心，眼睛清澈明亮，一点不怕陌生人。
“你爸呢？”
“我爸死了。”
“怎么死的？”
“生病死的。”
外面响起了狗叫声音，我听得出那只狗是从远处跑来的。崔国平问孩子，你妈叫什么名字，孩子说徐秀蛾。其实不用说我也看得出他母亲是谁，这孩子跟我以前见过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脑袋大一些。狗吠声越来越响了。我正要朝门外张望时，突然怔住不动，头皮像通了电似的发麻。我从没害怕过什么，可此刻却怕得浑身打哆嗦，差点掉了拐杖摔下去。因为我转身之际，发现炕头那边挂着两杆枪，其中之一，便是我给张平的那把德国猎枪。
那只狗冲进了屋子，幸亏被跟在它后面跑过来的女主人大声唤住。她跑得气喘吁吁，脸色煞白。
“还认识我吗？”我问她。
“认识。”她说。
“真的认识？”
“真的认识。”
她给我们擀长面吃，我到灶后点火烧水。我看到她头上别了一朵小白花，如今已剪掉长辫子，短发齐耳。张平死了，死在这里。徐秀蛾还没开口说这件事，眼泪就像雨珠似的往案板上掉。这时候，崔国平领着孩子和那只狗到外面遛达去了。
点了灯我仔细看她的脸，她脸色憔悴。她还是穿以前那种蓝布褂子，只是身体瘦弱了许多。岁月和磨难在她的脸上留下一道道皱纹，不过尽管变化很大，但依然美丽迷人。她说话还像以前那样平静自然，说到高兴时，眼睛里忽然放出明亮的光。昨晚我刮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眉前的那块刀疤，也不大显眼了。我知道我老了，脸上的毛孔越来越粗，眼袋也垂下来了。本不指望见到她，只要看一眼这间石屋，就了结了心愿了。
“他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徐秀蛾已经止住泪水，开始切面了。“早上发高烧，晚上就不行了。我给他灌罂粟汤喝，他喝不下去。起先嘴唇发紫，后来身上也有紫斑，而且越来越多。”
“怕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我猜测道，“要不就是给蛇咬了。”
“不，不是。”
记得那年一收测张平就拔腿走了，没想到他是来兴隆山的。他带了一大包城里小孩常吃的几样零食，送给那个男孩。那孩子欢天喜地，成天待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要走的那天晚上，孩子睡着了，张平和徐秀蛾仍坐在桌旁闲聊。他说话越说越少，最后只问一句答一句，不像前几天那样说个没完。
“不舒服就早点睡觉，明天还要赶路呢。”徐秀蛾说。
“没有不舒服。”
都半夜了，徐秀蛾还坐在灯前陪他。“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喜欢孩子的男人。”她对张平说，“将来你有孩子的时候，准是一个好爸爸。”
他干脆不说话了。
此后张平年年来一趟，每次都给孩子带好吃的来。有时住三五天就走，有时待一两个月呢。他陪孩子玩耍，同时也帮徐秀蛾做些力气活。那年徐秀蛾要搬出去住，孩子又哭又闹，说张平叔叔来的。张平曾答应孩子明年这时候再来，但徐秀蛾以为这是哄孩子随便说说的。等了整整一年，张平果然来了，孩子问母亲：“你说他不会来怎么来了？”
徐秀蛾感动得掉眼泪。“难道我没跟你说我们要搬走？”她问张平。
“你说了。”
“不怕白跑一趟？”
“不怕。”
我能想象出张平说这话时的沉着表情。他从不轻易承诺一件事，但如果一旦答应了别人，哪怕赴汤蹈火也不食言，对孩子也是如此。他每次临别时都说他要再来，所以每到来年秋季，孩子就成天盼他来。这时徐秀蛾也在天天想他。起初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大山里无依无靠地忍受艰辛与磨难，是出于母爱迁就孩子，可后来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想见他呢。每当瞧见远道而来的张平，心里就热乎乎的，平日中的孤单感觉被一扫而空，连自己也不愿搬到娘家去了。她母亲去世后，亲戚间的走动就更少了。
幸福是一种感觉。她看着张平替她劈柴、烧火、开垦更多的地，那地里种满红紫相间的孔雀罂粟，心里像蜜一样甜。即使张平走了，也不再寂寞。想想他还要再来，想想他再来时给孩子买些什么，就觉得很幸福。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石屋里的火盆烧得很旺。外面狂风四起，松林间发出铺天盖地的怒吼声。孩子已经睡着了，油灯也灭了，她和张平还坐在火盆旁说话。她觉得张平看她的眼睛有些异样，于是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这是她第一次摸他的头发，摸他的脸。这时他心情激动，泪流满面。那天晚上，他没睡到孩子的另一边去，此后就一直睡在这边了。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虽然徐秀蛾只轻描淡写地讲了这件事，但我想象得出他们干柴烈火般的激情燃烧。她脸红的时候，一扫刚才那种疲惫憔悴的倦容，脸颊光芒灿烂。那一夜他们两个谁都没睡觉，彼此要说的话像兴隆山上的土堆得那么多，而说出来的只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这时的张平，比任何时候都温和，甚至还说几句甜言蜜语逗徐秀蛾笑。他像孩子一样靠住我，徐秀蛾对我说。
两个人睡在铺了狼皮的热炕上说个不停。
“当初你为啥给我孩子送吃的来？”她问张平。
“我见孩子平白无故冻了一夜，心里过意不去。”
“什么冻了一夜？”
“别瞒我了。”张平对她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炕上，你和你孩子睡在外面。”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得出来。”
“你什么都看得出来？”
“那当然。”
“还看得出我喜欢你？”
“那当然。”
此后张平一收测就过来，直到下一年要出测了才走。再后来，他就不走了，一直待在徐秀蛾身边。徐秀蛾儿子出去学木匠后，更是与她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现在我才明白，张平由我那儿回来时，因为归心似箭，才去搭宕昌的班车，再翻山过来，这样走比走武都近一天的路程。
“我那儿他一天也不多待。”我对徐秀蛾说，“问他是不是有女人了？他不雌不雄不告诉我。没想到他真的有女人了。没想到他的女人是你徐秀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