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再次找到车辙，展现在面前的是广袤的草原，成群的羚羊在车的两侧飞奔。虽然我们的车速已达到了70公里，但奔跑速度极快的羚羊仍然不时地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宋玉江虽然驾车时间不长，但他以胆大而著称，他曾驾驶桑塔纳渡过越野车都不敢过的激流。此时他驾驶着切诺基在草原上与羚羊赛跑，令同车的我和吕俊都兴奋不已，仿佛进入了非洲大草原。
闯过大河流的车却陷入小泥潭
离开国道50公里后，我们在路的南面看到了马头湖。出来之前，我从一篇游记上得知，在马头湖附近有放牧的藏民。但到了实地却让人大失所望，除了奔跑的羚羊外，根本没有人活动的迹象。过了马头湖，路也变得崎岖不平。我们绕过五指山进入了一个小山谷，谷底基本看不到溪流，只是前方不远处有一片湿地，边上有一个废弃的卡车轮胎，一看就知道是曾经陷过车的地方。我们的车连大河流都闯过来了，这点小泥潭在大家眼里算不了什么。宋玉江没有停车，挂上四驱往前冲去，眼看就要冲出去了，可车没劲了，陷入了泥潭。开丰田车的邢睿选了一个似乎干燥的地面，想开车绕过去拖切诺基，谁知刚离开车辙，丰田车又陷了下去，越折腾陷得越深，连汽车的前后桥都陷入了烂泥里。此刻，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深知遇到了大麻烦——此时我们已离开219国道约70公里，就算走出去求救也要三天时间呀。
我们6个人只好拼命地挖车，在丰田车前十几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大坑，埋入了一个200多公斤的大石头，想用自带的绞盘自救，谁知车没绞出来，反而把大石头绞了出来。我们只好又挖了2个多小时，把大石头埋下去了一米多，为了防止石头被拉出来，我们5个人顾不得危险都站在埋石头的土包上。这次终于把车向前绞出了一点，但关键的时候绞盘又打滑了。
此时太阳已经西斜，我们从早晨到现在没吃一口东西，在海拔5300米的地方已挖了5个小时的车，大家体力消耗也到了极限。我心急如焚，顾不得让大家吃饭，决定放弃丰田车，集中力量先把切诺基搞出来，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幸亏我们人多，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将切诺基推了出来，绞盘也修好了，随后在切诺基和绞盘的牵引下终于将丰田车也拖出了泥潭。两车脱险之后，为了找到水源，我们又向前开了十几公里，来到了万泉河边，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在海拔5300多米的羌塘，太阳刚一落山温度便迅速下降，营地边上的小溪流结了一层薄冰。劳累了一天的我们也懒得做饭，烧了点热水啃了几口干馕就躺下了。为了预防高山病，睡觉前我给老宓服了两粒高原康。
躺在帐篷里，吕俊一个劲地埋怨我，光催他挖车，整个过程也没拍摄。想想也真是遗憾。说实话，车辆被陷后，每个队员都非常紧张甚至恐惧，没顾上拍摄一张陷车、挖车的照片也不奇怪。
留守在三十里营房的队员快急疯了
7月26日，我们在羌塘高原安全度过了一夜，一早起来我们继续向东行驶，十几公里后便到达了兽形湖。湖边有一间用石块垒砌的房屋，紧闭的门上挂着一个绣有藏式图案的门帘，从周围环境看这里已经很久没住人了。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在水草丰盛的夏季没有人放牧，难道这里是冬草场吗？在5000多米的高原冬季能放牧吗？
中午，我们到达了邦达错，一条100多米宽的河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过河向北60多公里便是克里雅山口。我站在河畔，向北眺望，鳞次栉比的雪山一望无际，我们要翻越的克里雅山口就在雪山的那边。我们不敢贸然过河，此次侦察已基本达到了目的。我们用GPS标定了探险队和支援队的汇合点，还郑重地在此堆起石块，在上面竖起了系有红布条的木杆。
按照GPS记录的轨迹返回速度快了许多，天黑前我们就回到了死人沟。在我们下榻的旅店隔壁住了十几个四川测绘局的人，他们在完成一项国家测绘项目，据说要填补1∶50000的昆仑山地图。测绘队不但配备了三桥驱动的牵引车，还在清一色的帕拉丁越野车上安装了GPS跟踪系统，不管他们到了哪里，测绘总局都会知道他们的行踪。当他们知道我们刚从邦达错返回时都惊叹不已，照他们的说法，没有牵引车的车队是根本不能进入羌塘的。
7月27日，在离三十里营房还有几公里的地方我打开了手机，铺天盖地的短信响个不停，都是姜姐她们发来的三个字“到哪了”……
我们终于和留守在这里的队员会合了。见面后才知道，我们出去了4天，在三十里营房等候的4名队员都快急疯了。马玉山和大边没事可干，把三十里营房所有的店铺都转了几遍；嗜酒如命的马庆则成天坐在小商店的柜台上一边喝酒一边和漂亮的女老板聊天，据说4天把小商店里的啤酒、红酒都喝光了。
由于军事演习的缘故，219国道处于半封闭状态，下行的车辆只有到9点以后方能通行。我心急如焚，急忙赶到卡子和边防军交涉，谎称我们一个队员得了高山肺水肿，生命垂危。解放军看我们的着装和晒得爆皮的黑脸，也没说什么就放行了。
傍晚时分，是昆仑山水势最大的时候，湍急的河水横切公路而过，水深没过了车门。走在前面的哈佛车企图开过去时，不幸进气道进水，在水中突然熄火。眼看洪水就要下来了，我们顾不上脱鞋就跳入了水中，硬是靠马达和人力把车弄了出来。姜姐一气之下，顺手就把她15万元买的崭新的哈佛车10万元许给了宋玉江。
7月28日，我们一行完成了第一阶段探险，在返回于田的路上接到了王县长的电话，当时我就预感到了他要说什么。他问我，这次活动是否到和田地委备过案。这是我最担心也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我也很能理解王县长的担忧，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谁也担不起责任。但探险活动已经开始，我只能说了好多让他放心的话。一路上我暗暗地祈祷，但愿我们能顺利进入昆仑山，能安安全全地回来。我明白，一旦出事我是担当不起的。
出发前又去看望了普鲁村的孩子们
7月29日是探险队在普鲁村集结的日子，副队长扬戈和探险活动的新闻发言人奇峰也风尘仆仆地从乌鲁木齐赶到了。一大早，10名探险队员，两名支援队员和奇峰共13人，乘4辆吉普车抵达了普鲁村。村民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街道两旁好奇地看着我们。
探险队要正式出发了，但似乎还有做不完的事。一进村我就让马庆宰羊，再把羊肉炒熟装在瓶子里，让老刘将探险物资打包，我急忙去见村支部书记。
三年前我们在普鲁村助学活动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开心，在此次出发之前的送行会上，我介绍了探险地的情况，特意通过投影展示了普鲁村朴实的民风和贫困中的孩子。大家纷纷现场解囊为孩子们捐款。我们用此款购买了60套学习用品和一些文体活动器材。同时，内地网友“梦里花落知多少”汇来了2008元，受她委托我们给普鲁村小学购买一台彩电，还有DVD影碟机和卡通片。
7月底正是暑假，听到“村村通广播”通知的孩子们早早就来到了学校。在校园里举行的助学活动非常热闹，还引来了许多村民观望。队员们望着背着新书包、怀抱新文具的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傍晚，村支部书记带话来让我去村委会一趟，原来县公安局打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探险的情况。自俄罗斯漂流队在和田河遇险事件后，当地政府对探险活动都十分敏感，生怕出现问题。回来的路上我闷闷不乐，和我同行的老刘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明天我们进入普鲁河谷后，天王老子也休想阻挡我们的脚步。
晚上我躺在依塔洪家的大炕上，听到卡卡（杨戈的媳妇）给扬戈叨咕，话中之意是她也要和我们一起穿越克里雅。原本忧心忡忡的我当即拒绝了她的加入。这次活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险，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队员之间需要磨合，之前也需要体能的准备，随意加入一个人是对团队的不负责，我也没办法向大家交代。
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期待着天快亮，早点离开普鲁村。
穿越普鲁河谷，毛驴差点掉下山谷
7月30日，天刚蒙蒙亮，我就把大家叫了起来，等打好各自的背包，租用的10头毛驴和许多送行的村民已在依塔洪家门前等候。在村民的帮助下，不一会儿探险队的所有探险物资都结结实实捆在了毛驴身上。
清晨，昆仑山的气候格外凉爽，我们没有举行出发仪式，只是在村民的目送中悄然地离开了普鲁村。那一刻，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008年夏季的昆仑山破天荒地连续下了几天的小雨，常年贫瘠荒芜的昆仑大地在雨水的滋润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我走在普鲁河谷蜿蜒的牧道上，望着两旁泛绿的山坡心情格外地轻松。我们的支援队员和新闻发言人奇峰一直把我们送到普鲁村以南6公里的阿拉叫依。
阿拉叫依是个古驿站，也有人说是古代屯兵的卡子，它究竟建于什么年代也没有资料考证。当我向依塔洪询问时，他说，从他的爷爷的爷爷的时候就有这个卡子。我们从边上高大的杨树判断，这遗址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据《于田志》记载，这个卡子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阿拉叫依是新疆通往西藏古驿道的起点，在其附近有一座大木桥，2005年我们探险火山口时它虽已坍塌，但桥体尚存，而今桥已荡然无存，也许被普鲁村民当柴烧了，作为历史见证的大木桥的消失让我深感遗憾。
离开阿拉叫依后，我们和驮队沿着普鲁河谷狭窄的牧道向南行进。常年流淌的普鲁河是克里雅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七月底正是河水最大的季节。我们沿着牧道在河谷一侧的山坡上行进，时而爬上高耸的山梁，时而再下到谷底。
行进了20公里后，天色已近黄昏。一处陡峭的河谷挡在了我们面前，浑浊的河水沿着狭窄的河道咆哮而下。我站在谷底，举目仰望，一条依稀可辨的“之”字形牧道一直延伸到高山的顶部，此地海拔已达3500米，眼前的山顶起码还有200米高。我们要连续翻过三个达坂才能绕过这段峡谷。
第一天的负重行军，队员们还没有完全适应，体力消耗都很大，为了补充能量，我让依塔洪从牧羊人那里买了一只羊，晚上给大家煮了羊肉。
7月31日，天蒙蒙亮，老刘就拉开了我的帐篷，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两个坏消息：一是昨晚丰盛的晚餐消耗了5罐高山气。按照这个量计算，加上早餐和烧水一天起码要消耗7罐气，我们带的48罐气只能维持7天；二是他从依塔洪那里得知，在吾拉音湖附近没有牧草。这意味着我们的驮队无法翻过克里雅山口。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采纳了老刘的建议，即刻派依塔洪返回普鲁村取气罐（我们在普鲁村留了24罐气），再租两头毛驴，带50公斤包谷上来。我们和依塔洪约定，在60多公里外的阿什库勒盆地汇合。探险队按原定计划继续沿着河谷向南行进。
太阳还没照到山谷，队伍就出发了。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登上了3800米的第三个达坂。俯视普鲁河谷，我们所攀爬的3个达坂直线相距不足一公里。下到普鲁河谷的路异常陡峭，一段段被泥石流冲刷的山坡根本看不到牧道，驮着行囊的毛驴下山更为惊险。一头小毛驴失去了控制，顺着陡峭的乱石坡直往下冲，眼看就要失蹄摔下山谷，在队员们的一片惊呼声中，毛驴终于控制住了脚步。见此情景，队员们都不敢大意，侧着身子，紧握手杖小心翼翼地往谷底挪动。
下午，河谷两侧高耸的山峰遮住了阳光，狭窄的河谷显得阴森森的。我们沿着牧道逆流而上，途中遇到了3个赶着羊群下山的普鲁村民，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为首的一个老人竟然打着赤脚。望着刚翻过的碎石遍地的达坂，再看看我们脚下一千多元的徒步鞋，我们在感叹昆仑老人的“铁脚”的同时，也感到内疚：昆仑古道对我们来说是探险，可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就是生活。
河谷越来越窄，河道两侧的高山越来越陡峭，牧道也消失了。我踏着大小不一的卵石，时而河东，时而河西，频繁地在激流中穿行，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下午6点多钟，河水越来越大，望着湍急的河水，我们只得在河边扎营。
铁人依塔洪在山里奔走两天没合眼
8月1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1950年8月1日李狄山率领135名先遣连战士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进军西藏。这一天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似乎就在此时跨越时光，与英雄们的脚步相重合，时间再一次显现了它的质感与力量。
清晨，来自高原的山风在阴森狭窄的河谷中肆虐地刮着。队员们站在河边换上了涉水鞋，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河道走去。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河水冰冷刺骨，大家刚把脚踏进水里，都被冰得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在水中长时间行走的队员们似乎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高山缺氧，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自己的两条腿上。尽管万般小心，激流下暗藏的石块还是把队员们的腿碰得青一块紫一块。激流、寒冷加上疲劳，使得协调能力较差的姜姐在河道中几度失去了平衡。
探险队穿过狭窄纵深的普鲁河谷，越往上走，河谷渐渐开阔起来，湍急的普鲁河也逐渐变成了小河流水。和依塔洪分手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我们踏上了一条宽阔的路基，这便是通往苏巴什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