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中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唯独慕士塔格冰山上的那一夜最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每当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眠时，缺氧、寒冷、饥饿、昏昏欲睡、命悬一线的那一夜便会像过电影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2011的7月28日，从慕士塔格传来不幸的消息，中科院29岁的博士生、青藏研究所驻新疆慕士塔格峰观测站副站长林树标，在完成实验后从2号营地下撤至海拔5800～5900米区域时失踪。据搜救人员宋玉江推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林树标掉进了5800米的某处冰裂缝之中。事后，同时下撤的登山者李建宏回忆，他们一行在路过附近时似乎听到有呼叫声，但长时间的高山缺氧引起的疲惫和迟钝，再加上风大，队员们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林树标的不幸遭遇和我10年前在慕士塔格的遇险经历十分相似，他和我一样，坠入了冰缝，在狭窄漆黑的冰缝中呼喊着生命，与死神抗争着，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我那么幸运，我在度过了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后，终于从死亡线上爬了出来。
来自挑战“冰山之父”梦想的召唤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民间登山运动刚刚起步，而我们这伙登山的先行者登山经验不足，登山技术掌握得少，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登山装备极其简陋匮乏，登山理念就更无从说起。1998年8月中国人首登博格达峰的成功和随之在博格达峰发生的香港登山队员的山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大家的关注焦点一度聚焦到博格达峰和它的登山者身上。首登博格达的荣耀和一个个耀眼的光环，如同火上浇油，使我们挑战高海拔雪山的欲望日益膨胀，同时也冲淡了我们对高海拔雪山的敬畏之心。在高海拔攀登的技术、物资、安全保障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匆忙把来年的攀登目标锁定在帕米尔高原的慕士塔格峰。
慕士塔格峰地处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帕米尔高原东南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交界处的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它海拔7546米，山体巨大，终年积雪，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傲然峙立在喀拉库里湖畔，当地人又称之为“慕士塔格阿塔”（Muztag Ata），在维吾尔语中“慕士塔格”意为“冰山”，“阿塔”意为“父亲”，故慕士塔格峰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冰山之父”。
慕士塔格峰与西昆仑山脉最高峰公格尔峰（海拔7719米）、第二高峰公格尔九别（海拔7595米）三足鼎立，雄踞于昆仑山西段，被称为“昆仑三雄”。1894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一次尝试攀登失败，1900年、1904年又进行了两次攀登都未能成功，1947年他又邀请现代登山理念的创立者、英国登山家希普顿和犹尔曼尝试攀登，还是失败；1956年中国和前苏联联合登山队31名队员首次登顶成功；1959年中国登山队33名队员登顶成功。
为了实现高海拔攀登的梦想，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体能锻炼。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1997年在侦察博格达峰线路时，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由于感冒诱发高山肺水肿，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但肺部的这一致命损伤一直是我最大的心病。我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父母和周围的许多医生朋友都告诫我，最好不要再登山了。
出发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慕士塔格的地理、气候、攀登历史有了一些了解，但对登山的详细资讯基本无从查阅，只能从常年带外国登山队的导游那里获得一些零散的信息。但我深信了一位在慕士塔格做登山导游的朋友的话：“只要身体好的人，经过几个月的体能训练就能登上去。”
一份富有煽动性的挑战书
1999年元月1日，我以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的名义，通过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向社会正式发布了《1999挑战慕士塔格峰登山计划》，内容极富有煽动性：
“如今世界各地登山热潮已悄然兴起，登山、攀岩、探险已不是时尚，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日本，适龄男女有登山史的已达80％之多，我国台湾省的登山运动大众化在世界上已占有一席之地，在我国大地这强劲的热浪则刚刚向我们涌来！我们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参与、支持、赞助我们这次攀登活动。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多少仁人志士终生勤奋，志溢胸襟，义薄云天，但却没有实现诺言的机遇，英雄无用武之地，何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无论你用什么方式。你也许有过失败，有过痛苦，有过荣耀和赞誉带来的烦恼，而你走进大山的怀抱就会忘却一切；你可以呼吸净化空气，喝净化水，但你却无法净化心灵，而在帕米尔高原，金钱、仇视、嫉妒、爱与恨这一切人世间的纷扰都不复存在，属于你的只有战胜自我的自豪和心灵的净化。我们有信心，有集体的智慧和战胜自我的力量。在我们心中，冰山之父是“圣洁之地”，是神之所居，是神的化身，这一质朴崇拜是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登上顶峰的精神力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慕士塔格峰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智慧勇敢的中华儿女。我们渴望通过艰苦的攀登磨炼自己，向往站在慕峰之巅用我们的心灵与山对话。人生最大的辉煌、最高的境界是超越自我，而这一切只能用你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去实现，我们只是为你指出通向理想的方向，而不是扶你走上高山，此已足矣！长缨在手，时不我待；弄潮涛头，舍我其谁！让我们携手并肩走向帕米尔，一起挑战慕士塔格，那将是我们力量、智慧、意志、信念的共同胜利！”
挑战书公布不久，便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的响应，由14名登山队员和1名随队医生组成的登山队随之成立。其中有来自乌鲁木齐的张耀东、杨立群、杨立志、吴新刚、唐高举和王海角等7人；海南的陈骏池；北京的马一华、王磊、胡杨和王新昊4人；香港的姚伟仑和陈君武。并确定由唯一考察过慕士塔格峰的张耀东教授领队，由我任攀登队长，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周岚担任队医。
出师不利，14名队员只有4双登山鞋
1999年的时候，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新疆的队员月收入也就几百元，在这种情况下，全队共筹集了3万元登山费用。从乌鲁木齐出发时全体人员和装备挤在一辆17座的面包车内，1800公里的路程使队员们吃了不少苦头，被挤在后座的队员甚至因不方便下车解手只能借助矿泉水瓶子来解决问题。
经过两天的颠簸，7月10日登山队一行终于到达了喀什。由于天气酷热和水土不服，队员胡杨病倒了。次日，我们沿着中巴公路一路南行，当快到喀拉库里湖时，慕士塔格峰硕大的山体呈现在我们面前。想到这就是我们要攀登的雪山，激动、兴奋使我们淡忘了一路的疲惫，迫不及待地与慕士塔格雪山合影。后来我们才知道喀拉库里湖边是拍摄慕士塔格峰的最佳位置，在登山大本营是看不到慕士塔格峰全貌的。
离开喀拉库里湖没走多久就抵达了204基地。在我的想象中，204基地作为登山的保障地，肯定是有宾馆、商店之类的，其实不然。204基地就是中巴公路离开喀什204公里处，路边零星地散落着几栋破土坯房，偶尔能看到几个柯尔克孜族牧民。这里离登山大本营还有8公里路程，原本越野车能直达，或修一条简易公路也很容易，但阿克陶县为使当地牧民有所收入，规定登山物资必须用骆驼运到登山大本营。政府的初衷本是很好的，但执行起来就变了味道。县政府指定专人管理大本营，不允许牧民自己出租骆驼，结果我们以一峰150元的价格租用骆驼，牧民实际拿到手的却只有60元。
慕士塔格大本营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登山营地，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登山队聚集在一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占据了大本营最好的位置。为了和外国登山队保持一定距离，新疆登山协会联络官金英杰让我们把营地建在一处低洼角落。
我们的营地和外国队的营地相比实在是再简陋不过了。除了陈骏池、王磊和我各自带了一顶高山帐篷外，其余的都是100～200元的旅游帐篷，我甚至把自己做的两顶帐篷也派上了用场，小的当库房存放登山物资，大的当炊事帐。没有餐厅帐，也没有板凳，队员只能随地而坐就餐。攀登装备更不能比，14名队员只有4双登山鞋，更不要说踏雪板了。
金英杰还提醒我们，山上积雪松软，一脚踏下去就陷到了大腿，外国队员大都穿滑雪板或踏雪板攀登，不借助这些工具登顶的可能性不大。为了确保能登顶，在金英杰的协调下，我们赊账300美元从外国队那里买了三副踏雪板。
如今，国内的登山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登山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也被越来越多的登山者接受，花钱雇佣协作或参加商业登山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登山模式，豪华的大本营、星级的服务让外国登山队都羡慕不已。而在10年前，我们只是凭借团队的力量挑战高海拔雪山，“挑战自我”，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朴实的理念把我带到了慕士塔格，就因为是没有任何协作和向导的全自助式的攀登才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旧病复发了，不得不住进布汉家的“战地医院”
在大本营休整一天后，还没等适应海拔高度，队员们就开始向5300米的C1营地运送物资。沉重的背包，快速上升的海拔，使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每走十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地喘气，太阳穴也开始剧烈地跳动。一路上最让我担心的还是我的肺部病灶。我脚下的海拔已经远远超过我以前发病的高度了，加上过度疲劳，旧病复发的可能性极大。
科学不信不行，最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夜里我躺在帐篷里，感到胸闷，呼吸很吃力，深呼吸时可以明显听到肺部有水泡音，咳出的痰也呈现出粉红色，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旧病复发了。在急救中心工作过十几年的队医周岚也确诊我已经出现了高山肺水肿的征兆。
在高海拔4300米的大本营，没有任何药物能治愈高山病，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降低海拔高度。但夜已深了，牧民们都下山了，我最快也要熬到第二天天亮才能下山。为了控制病情迅速恶化，周医生在第一时间里给我静脉注射了甘露醇等脱水和防止肺部感染的药物。
当晚，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不怕死，我知道如果能扛过这一夜，第二天一早下山就会脱离生命危险，但一想到因此就与高海拔无缘便感到无比的悲哀。难道付出一年的心血就这样结束了吗？我越想越难过，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就这样辗转反侧一直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一早，牧民布汉牵着毛驴来到了大本营，他当年只有20多岁，是我们此次登山活动的领队，新疆工学院张耀东教授的朋友。在没来慕士塔格之前我就多次听张教授说起过他。两年前，张教授随同日本芝浦工业大学登山队考察慕士塔格地区时就住在他家的毡房里。早饭后，在周岚医生的再三叮嘱下，我和胡杨、吴新刚三个病人跟着布汉下山了。
布汉家的毡房建在海拔3800米的羊布拉克冰川的下方，是204基地海拔最高的毡房。布汉有个漂亮伶俐的妹妹，他的父母也非常慈祥。我们的到来使布汗家的毡房变成了登山队的“战地医院”，我们三人成了他们全家重点照顾的对象，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两天后我终于能行走了，胡杨持续的低烧退了，吴新刚的感冒咳嗽也好转了。
在中巴公路和布汉家的毡房中间的开阔地带，最为醒目的是一片古老的麻扎。“麻扎”是维吾尔语的发音，意为“圣地”“圣徒墓”，是穆斯林的朝拜之地。为了尽快恢复体力，我开始在附近行走，两次无意中来到了麻扎。望着静静耸立在寒风中残缺的墓地，我百感交集，在这旷无人烟的高原怎么会有这么多墓呢？为什么人们都选择了这块不毛之地？
据当地老人说，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穆斯林，民国时期这里的一些守卡官兵在当地做过一些好事，死后也被葬在这里，一起供后人朝拜。这里的确是一块圣洁之地、清静之地。站在此处放眼眺望，“昆仑三雄”似乎就近在咫尺。我心想，如果一个攀登者遇难了也能葬在此地，那将是一桩多么幸福的事呀，他将永远地守望着他所热爱和敬畏的慕士塔格雪山。
高山病也有“免疫期”，我又回到了大本营
在山下休养了4天后，我不顾布汉家人的劝阻，踏上了返回大本营的小道。上行没走多远我就感到两腿发软，喘不上气来，随行的布汉赶忙把我扶上了毛驴。
在大本营服务的周岚医生看见我回来感到非常吃惊，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想活了吗？”几天来我想了很多，甚至也想到了死亡，但我实在不甘心这样的失败。我也曾假想，高山病也许会像感冒那样，好了后会有一段时间的免疫力。
我是队长，谁说了也没用，谁也劝不了我。第二天我开始向C1营地行军，这次我调整了行军速度，学着外国队员的样子，迈着“太空步”缓慢地向上攀登，尽量避免剧烈地喘气。当我回到大本营时，天色已晚，夜里我躺在睡袋里不时地做深呼吸，让我欣慰的是肺部没有出现异常。
这次适应性行军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它恢复了我的信心，我也开始相信高山病会有免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