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还需清理一个认识误区，即顶层设计。近来国内学界以及整个社会又一次开始迷信顶层设计理念。其实，所谓的顶层设计理念是精英治国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可以想想为何欧美发达国家不提倡顶层设计？如果这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想是没有人会去拒绝的，就如同没有人拒绝苹果手机一个道理。从历史上看，源自柏拉图的精英论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人类普遍处于蒙昧状态的背景下，精英们具有超越常人的知识与远见，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和判断。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知识水平的快速提升，精英与常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在快速缩小，此时精英论的作用也就随之降低。再加上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各行各业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此时，精英也开始出现分工，按照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的说法，在整个社会中存在着三类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他们分别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此时需要按照分工原则，各司其职，这样才能造成各领域的比较优势。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民主化程度不高，制度切割不明确，那么就会形成某些领域被本领域的精英垄断，然后这些具有高兑换率的资本（精英）就会向其他领域扩展，完全无视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社会总体福祉的降低。很遗憾，当下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这种状态，官本位现象仍然是人们行动的金律，权力精英具有最高的资本兑换率，从而可以轻松突破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与隔离作用，造成整个社会的效率损失。只要想想各类高官可以轻松地到大学或企业谋得一个职位，而一个大学教授无论怎样努力也不敢保证能做到高官，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基于这个道理，不难发现美国在科技战略目标的设定上采用的是学术精英为主、政治精英为辅的模式，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学术精英的比较优势；我们采用的则是政治精英为主、学术精英为辅的模式，加上中国民主化程度不够，学术精英根本没有能力制约政治精英的草率决策，导致决策完全落入政治精英主导的模式。遗憾的是，政治精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政治资本，而非学术资本，这种诡异的决策结构，导致中国的决策总是处于次优状态。决策上就落后一步，余下的路程去追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笔者曾见到一个文献，讲中国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或许，也正是由于科技共同体的勤奋弥补了决策上的先天不足，造就了中国科技界非常繁荣的表象，但是底层的纠偏能力毕竟有限，这就是困扰中国科技界的老问题。因此，我们更愿意提出“中层设计”理念，这样便于把上下层的偏好进行很好的沟通与整合，同时也能最大程度上实现决策的民主化。
目标确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把科技资源合理配置，以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率。这就是科技体制的结构问题。不同的结构安排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与绩效，这点应该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做个简单类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的土地和人力，其产出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出具有了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结构安排让资源要素实现了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调动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积极性，也创造了效率奇迹，科技体制同样如此。因此，在中观层面如何让科技资源的诸要素合理配置是产生不同状态与绩效的关键。
由于科研管理机制整体水平提升的严重滞后，导致现有的管理架构无法有效地配置快速增加的科技资源（人才与经费），结果就是管理部门只简单地按比例提升项目的资助幅度，以此消化科技增量，并减轻评审的负担，以及维持原有的管理框架，只重视资源投入与产出，而无视或者轻视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科研基础环境配套的建设，带来的就是目前这种华而不实的畸形发展状态。这就是我们在科技界常见的现象：土豪模式，没有技术含量，只是经费多。管理部门的土豪思维，造就了科技界对土豪的追捧。管理部门的支持就是通过增加投入来表达的，其实，这种原始的简单要素的投入模式只能维持低端知识生产，而国家所追求的原始创新是这种模式下无法实现的。毕竟知识生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有钱是不够的，否则的话海湾国家就将是科技最发达的地区了。在知识生产的环节，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来表征这个环节，即人、资源与环境的有机结合。在这些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而我们原有的科技评价体制中对于人的评价一直是科技管理部门最为薄弱的环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由于才能的隐性特征，如何评价那些个体所具有的隐而不显的能力呢？这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管理部门通常把隐性才能显性化，即通过论文（如SCI等）来表征这种能力，这就是当下论文崇拜产生的根源，这种评价模式严重缩减了科技的内涵，导致科技发展的畸形化（笔者曾经自嘲地说，外科医生把持手术刀的技巧远比写论文重要）；其二，如何为能力定价也是管理部门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为了绕过这个障碍，管理部门通过简单类比替换模式，对水平梯度高的地方给予高估，水平梯度低的地方给予低估的做法来为人才能力定价。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身份承认的歧视现象，所谓海龟与土鳖之争的实质就在于此。因为海外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梯度比我们高，因而基于类比替换思路，那里来的人才的水平也比我们这边的高，但这仅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具有现实意义。关键是这种简单的类比替换，造成了普遍的能力承认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危害到中国整体教育体系的可信性，最后导致中国的人才市场出现“柠檬市场”的糟糕局面。土豪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功利主义的不见兔子不撒鹰，总怕吃亏，一切都是即时交易，不考虑未来。只有耐下心来培养人才，才会有可持续的知识产出和创新，靠土豪模式的购买是买不来科技强国的。
中国的科技投入终于有了比较大的进步，2013年R＆D投入约占GDP的2％，科技管理部门有钱了，如何让这些宝贵的科技资源创造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知识产品，从而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原有的管理模式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科技体制改革从结构入手，以此带来状态与绩效的根本性改变，原有的靠砸钱的土豪模式显然难当大任，也是不可持续的，当下的众多所谓重大项目大都在此列。我们课题组这几年对此做过很多研究，有一些发现很令人震惊，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个现象。我们拿中部的河南省与湖北省作对比，两省都是产值超万亿元俱乐部的成员，科技投入差距不大，但科技产出差距巨大，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个结果？
两省投入对比，论文产出对比。在投入接近的背景下，科研产出反差强烈。问题出在哪里？人才总量对比没有列出，显然湖北省由于高校密集，人才众多，是导致产出率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这里又可以引申出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人才的集聚效应；其二，如果湖北省的人才总量远远大于河南省，那么也就意味着湖北省人才的人均科技投入远低于河南省，人均投入低的地方效率反而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也间接证明本文的推论：告别土豪模式。
8.科研经费改革的一种结构性设想
近一段时间以来，整个社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可以视作公众对科技界既有结构反应迟缓的一种不满。然而，情绪化的声讨于事无补，科技作为当代最为特殊的建制化事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要想改革科技体制，首先需要搞清楚：支撑科技体制运行的主要要素是什么？只有从这些基础要素入手，改革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否则所有的激情都演变为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我们认为，推动科技发展的要素有四个，即：制度、人才、经费与文化。我们把这四要素称为科技发展的四个轮子，这也是我们对当下中国科技体制存在问题进行诊断的基础判据所在。
在这四项要素中，公众所能感觉到的只能是构成科技发展的可见要素，如人才与经费，对那些同样重要的隐性因素则没有直观感受。而对于科技界而言，那些不可见的无形要素才是制约科技发展的潜力与后劲的原因所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制度的作用大于技术，文化更是构成科技共同体成员创新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群体认知模式，大凡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或地区，其文化也是非常有活力的；如果说文化的影响只是观念层面的东西，那么，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群体行为，这点今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公众与科技共同体对当下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的诊断是不同的：前者关注可见要素，后者关注不可见要素。但是，由于公众的舆论具有情绪化与非理性化的特点，很多认知误区会被舆论无限放大，进而这种舆论又会进一步形成社会压力，影响下一步的科技决策，这才是最为可怕的问题，因为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没有人会为此负责，但国家的发展轨迹极有可能因此发生逆转，这种代价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承担的。尤其是最近曝光的几起科研经费贪腐现象，更是把这种观点无限放大，让人觉得科技界混乱无比，这种观点必须仔细清理，否则，贻害无穷。毋庸讳言，中国科研经费的配置与使用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被认真处理，但不能只治标，关键是要治本，改变经费的配置结构与验收才是关键所在。
关于经费配置结构的改革，我们的设想是这样的：重大项目必须瘦身，中小项目中度扩容，加大保障性科研经费的供给。之所以如此设置，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目前真正称得上前沿性的研究并不多，支撑此类研究的国际顶尖学者也没有那么多，因此重大项目的盲目扩张就人为地导致资源处于边际效用递减区间，既无状态，也无绩效；其二，科技管理部门应该耐下心来，提升中国整体科技实力，保障性供给相当于水桶短板理论，假以时日，水涨船高现象自然会涌现；其三，随着科研经费的快速增加，原有的分配模式已经不适应，增加保障性经费供给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过多过滥的评审，又可以真正让科技界安静下来，同时也避免了权力部门的设租与寻租现象，纯化学术空气。
关于经费配置结构的改革，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未来经费的上涨空间有多大。科技部《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0298.4亿元，占GDP的1.98％，为近年来最高。按照现在的投入增长速度（即便未来稍低一点），可以预测未来五年内，我国R＆D投入将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占GDP的2.5％，那将是一笔非常大的投入。如何发挥这些宝贵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是当下科技管理部门急需考虑的问题，换言之，当下的科技管理部门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管理模式将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为了继续垄断资源配置权力，管理部门只能通过资助强度的同比例放大来消化增量，以此延续旧模式，这是非常糟糕的路径依赖模式。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制度惰性带来的痼疾，科技体制急需来一次真正的改革；否则科技界将丧失公众与社会的认同，并且贻误宝贵的发展时机，这是非常可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