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郊外召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赞同建立中共特科，并通过决议，决定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反间谍委员会”。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行动科，即中共特科，共有四十多名成员。这支队伍装备精良，有手枪、催泪瓦斯、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轿车、摩托车和许多自行车。中国共产党特别行动科，即中共特科建立初期，主要任务是应对当时的白色恐怖。
1927年国共分裂后，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亲共人士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许多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为了保存实力，应对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迫害，中国共产党特别行动科即中共特科对一批造成极大危害的叛徒、奸细、密探进行了抓捕等行动，与国民党军统局和中统局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李士群刚开始进入中共特科时，被安排在第一科，该科实质上是特科总部，堪称中共特科的要害部门和指挥部门。
当时，李士群还年轻，他日日接触的领导都是周恩来、李克农、顾顺章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前辈，而且，身在中共特科的指挥部门，李士群对中共特科的工作流程、人事结构、实战方法、锄奸手段耳濡目染，深受其益。所以，李士群作为中共特科领导周恩来的警卫员，一直被周恩来看好。后来，李士群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掌控汪伪76号，也得益于当初在中共特科的工作经历。
当时的苏联，是很多革命者热切向往的地方，李士群被中共特科送入东方大学后，学习了俄语、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各种军事知识。走出东方大学后，李士群在苏军参谋总部情报头目谢苗·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的推荐下，又到苏联特种警察学校学习了侦探、审讯、劫狱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的特务技术。
当时，中共派到苏联特种警察学校学习的，还有中国留学生苏成德。苏成德也是中共党组织非常器重的青年才俊，后来，苏成德和李士群走了相似的道路，成了叛徒。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苏成德，苏成德出身于1900年山东济宁的一个小市民家庭，中学毕业后，苏成德的老父亲托人把他送进了工厂，就在这时，工厂爆发了罢工事件，而且此次罢工的影响越来越大。
苏成德在罢工中自然表现得非常积极。而且当时的苏成德还属于工人阶级，是共产党吸收发展的对象，所以很快就被老共产党员推荐加入了共产党。
在工厂里待了两年后，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苏成德等到了一个好机会。那一年，津浦铁路蚌埠段工会负责人赵兴旺被军阀杀害，他的工作一时无人负责，党组织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派苏成德去试一试。其实当时苏成德也并不是最佳的人选，只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合适的人，党组织就将苏成德派到了蚌埠。没想到，苏成德还是有点能量的，他很快就得到了蚌埠工友们的信任，工作也很快开展了起来，不久，苏成德还兼任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工委委员一职。
在蚌埠待了一年后，苏成德被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到苏联深造。到苏联后，苏成德也是先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来转入苏联特种警察学校。
1929年春，李士群学成归来，回到上海，中国共产党派他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情报搜集活动。恰逢这时，他的岳父叶梦泽去世了，就这样，李士群和叶吉卿继承了叶家所有的财产。
叶吉卿本是一个有文化有涵养，追求进步，懂得生活情调的漂亮女人，但父亲的去世，却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和世事的无常，她开始不再那么天真地憧憬未来，而是渴盼过安静平稳的日子了，因为照顾年老的母亲及自己和李士群的年幼的孩子的重担，现在都压在她的肩头了。虽然家里不缺钱，可她希望自己的丈夫李士群能够日日守在身边，而不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浪潮中翻滚，让她和家中的老母、膝下的幼儿跟着担惊受怕。于是，她开始要求李士群退出中国共产党。
李士群怎肯听叶吉卿的话，他在出国镀金前，就得到了中共特科领导周恩来的赏识，在苏联，还得到了乌里茨基将军的赏识，他认为他“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光辉理想，才走出了第一步，前面还有金光大道等着他呢。所以，为了安抚妻子，他口头上答应了妻子叶吉卿的要求，然而实际上，他一直还在努力工作。
当时，上海滩的通讯社有很多，只要掏点钱，领一张证，就可以成立通讯社。正规的通讯社公开发表一些新闻稿件，而有的通讯社则只是借着通讯社的名义赚点钱罢了。“蜀闻通讯社”是前一类，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利用通讯社发表公开言论，地下党员还可以用记者的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
李士群的这份工作干得还真不错，凭着记者的身份，没几个月，他就搜集到不少价值不菲的情报。不过，由于他工作不够隐蔽，凡事爱出风头，几个月后，就被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盯上了。
这一天，李士群奉命执行任务，自从他的岳父去世后，他大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就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所以踌躇满志的他根本没有发现有人在跟踪他。然而当他来到目的地，却发现情况不对，正要逃走，就被跟踪他的几个人按倒在地，抓进了巡捕房。
在巡捕房，李士群经受了严酷的拷打，不过他什么也没招，巡捕拿他没辙，就把他关进了大牢。当时的李士群，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危险，因为当时的公共租界，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在公共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没有“执行公务”的权力，没有租界巡捕房的允许，他们是不能随便执行“公务”的，更不能开枪、捕人，所以就算李士群被关进了大牢，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然而，公共租界的巡捕如果抓到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当局就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所谓“引渡”，就是把公共租界逮捕的共产党员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调入国民党的监狱内进行审讯。然而这样的“引渡”，不仅必须首先确定犯人的确是共产党员，而且还要得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许可。所以，当时的公共租界，可谓“国中之国”。李士群知道，只要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暂时还没有性命之忧。顺便说一句，也正因为公共租界的这种特性，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相关机构都设立在租界内。即使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组织遭受国民党的重创后，党中央被迫两次迁移，但最后还是选择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设在了上海租界内。
而且，租界的巡捕身份也比较特殊，他们要和各方面的势力打交道，不仅要应付国民党，还要应付共产党，而且常常还要和日本人以及青红帮打交道，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作为一名巡捕，要想让自己不受其他势力的迫害，诀窍只有一条，那就是小心。虽然巡捕们也会拷打犯人，但不会像军统或者日本人那样，用辣椒水、老虎鞭等刑具，除非他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肯定你背后没有组织，身后没有关系，而且还不能从你身上捞到一笔钱。
所以，李士群在租界的巡捕房，所受到的审讯，其实算不了什么，而且他也在被捕入狱后没多久，就接到了内线传来的消息，党组织他的妻子叶吉卿都在想方设法救他出去。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为了救李士群，可谓费尽了心机。叶吉卿四处托关系请人救李士群出来，可她一个妇道人家，能找到什么关系，唯一能做的是干着急！
有人也许就会问了，叶家不是有钱吗。但是有钱并不代表就有势啊！再说，很多有势力的人，也许叶吉卿的父亲认识，但二十几岁的女人叶吉卿，又能认识几个人呢？再说，钱也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有钱人在有权人面前，仍然不得不低下头来。在后来，当叶吉卿在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公馆里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后，更是明白了有钱更得要有权的道理。
有钱又能怎么样？你进不去那个圈子，永远只是一个暴发户。在那个只要跟权力沾点边的圈子里，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最后，有人帮叶吉卿联络到了青帮“通”字辈头目季云卿。
这个季云卿，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季云卿，中国上海20世纪上半叶著名黑社会人物，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石塘湾。早年学做银匠，后因经商失败去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师，列青帮“通”字辈，成为上海、无锡两地著名的黑社会人物。1927年他出任江浙两省禁烟检查处处长。他的徒弟李士群、丁默邨、唐惠民都是汪伪76号的特工，义女佘爱珍与吴世宝夫妇也是汪伪76号的重要人物。
季云卿和上海滩流氓“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有关系，并与黄金荣结拜为兄弟。季云卿的势力很大，许多政客、党棍、劣绅、兵痞、流氓以及三教九流，都被他收在门下。
找到了人，事就好办了。叶吉卿给季云卿送了一大笔钱。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得到了叶吉卿送来的钱后，季云卿就派人到租界的巡捕房，把李士群给保了出来。出来之后，李士群睡不着了，这次被捕，让他对未来忧心忡忡，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如果自己再被抓起来，党组织是不宜公开营救的。但如果自己跟青帮有了关系，头上就多了一把保护伞，不管在哪儿，只要不出上海滩，就会平安无忧。于是，李士群就跑去做了季云卿的门徒，加入了青帮。
跟李士群同时跑去做季云卿的门徒的，还有四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叫张鲁。后来，他成了李士群的贴身保镖，76号的主要特务之一。
这个时候的李士群，还算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加入青帮，也算是李士群的无奈之举吧。
然而这次经历，却让叶吉卿坚定了决心，说什么都要李士群脱离中国共产党。在叶吉卿的怂恿下，李士群起了退党之心，但是当时李士群还没有足够的胆量提出退党，毕竟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共特科特别培养的人才。所以，李士群劝说叶吉卿少安毋躁，等他找到合适的机会，就退出中国共产党。
时间一晃到了1932年6月，李士群所谓的“机会”似乎要来了，因为在上海滩，一个名叫马绍武的人出场了。
马绍武并不是这个人的真名，他的真名叫史济美。
下面是史济美的档案。
史济美，江苏溧阳人，出生于1906年。
教育经历：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
主要经历：
1930年6月进入中统，接受中共叛徒顾顺章培训三个月。
1932年6月，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中统上海区的工作。为了工作，史济美化名马绍武，以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筹建中统上海区。不久，史济美升任中统上海站站长，全面主持中统在上海地区的特工活动。在他主持中统上海站的一年时间里，他大大地重创了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地下党。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史济美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让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党组织遭受重创呢？其关键就在于他在大叛徒顾顺章那里学到了很多反共的技术。顾顺章在没有叛变前，是党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他掌握中共特科所有的秘密，所以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损失，几乎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当。以至于在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指出：“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那么，化名马绍武的史济美，究竟是如何打击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党组织的呢？首先，每当他及他手下的特务发现中共的嫌疑对象，就会把这人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采取秘密方式到“说服对象”家，或者将“说服对象”带到较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而不是将其逮捕。
而且，对被捕的共产党员，马绍武等人也会心平气和地跟被捕人员谈心，马绍武深得顾顺章“真传”，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员心中的信念，使其叛变革命。这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贯使用的，对抓捕的共产党人动辄严刑拷打的逼供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如果在再三“谈话”后，“说服对象”仍然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那么马绍武等人就会开始威逼利诱，比如对“说服对象”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一旦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现在是帮助你，挽救你，不想让你继续待在泥坑里，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不但可以保证你的前途，还能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事实证明，软刀子有时比硬刀子更有效果。很多“说服对象”是中共地下党的基层党员，他们是上海本地的职业工作者，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们的顾忌相对比较多，也更容易被马绍武等人的软刀子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