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老头子都死了，皇太极当了大汗，你们这两旗人还想称老大？皇太极没有跟哥仨儿商量，就把旗的名字给换了，让以前的黄旗变成了白旗，白旗变成了黄旗。
哥儿仨很愤怒，但是，时局告诉哥儿仨，愤怒是没有用的。连自己亲生母亲的命都没有保住，还想保住这两个旗的地位，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哥儿仨只能在心中发顿牢骚。
然而，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在多尔衮心中深深埋下。与众人不同，此人虽然心存仇恨，但是他仍然任劳任怨，为他哥皇太极鞍前马后，打点天下，因为他知道发飙是无用的。
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做权力。所谓权力，就是能在你回家洗脚睡觉后，他突然跑进来赶走你，然后说你老婆财产全是他的，而你也无可奈何。权力就是这样一件可怕的东西。
在权力面前，抱怨没有用，发飙也没有用，有用的，是你具备比他更大的权力，即便你无法取得比他更大的权力，也要让他把你当兄弟，命对任何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必须珍惜。
事实证明，多尔衮是对的。他哥皇太极似乎忘记了多尔衮同自己有过杀母之仇，毫无怀疑地用了他。多尔衮这样熬了十八年，熬到皇太极死去，在他面前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权力这东西虽然伟大，但是，再伟大的东西，也有终结的时候，命运就是权力的最大终结者。熬了十八年，自己积累了充足的家当，有了政治发言权，这一回，多尔衮权力无上。
多尔衮尽管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失利，当然，我在讲顺治的时候讲过，也并不能说多尔衮是皇位争夺的失败者。这老兄在其中玩了阴招，使他没有皇帝的称号而有了皇帝的权力。
随着多尔衮一声令下，十多万八旗兄弟，进了山海关，踏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这片土。
接着，就是八旗兵完成统一中原的战争，这我在讲顺治的时候也讲过。等到全国基本搞定，八旗将士要求分战利品，我们用命相搏，要的不仅仅是英雄的称号，更是土地财富。
事实证明，文化程度越低的人，要求越实际。这就犹如一个农民，他要的就是羊，有羊养就可以娶媳妇，娶媳妇就可以生娃，生娃之后又可以娶媳妇，接着养羊，接着生娃。
农民绝对不会有想匡扶天下的梦想，那玩意儿太虚渺，不是他们所能想到的。他们更不会有立功立名的伟大抱负，他们很实际，我就是要有饭吃，没有饭吃，就要吃观音土，吃了观音土，就不能消化，不能消化，那就要死人，而且人死的时候极难看，肚子胀得老高。
这种思想，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把握很准。谁都知道，曾国藩是个厉害的主儿，但是，他老人家打仗不太在行，但凡有他亲临前线的战场，肯定赢不了，而他老弟曾国荃却常赢。
曾国荃之所以能赢，是因为他更懂他的兵，这群来自于湖湘的老实巴交的种地汉子。曾国藩的那番以天下为己任的教导只会让他们打哈欠，而曾国荃就不同：破城允许抢三天。
有了钱财，就有了动力，有了动力，就可以不要命。所以，曾国荃拿下了南京城。
八旗的诸位兄弟，比曾国荃手下的湖湘农民水平还差。所以，他们在卖命之后，就要求朝廷在北京周围给他们分地，有地了就可以种庄稼，种庄稼了就有饭吃，有饭吃才能活命。
按照规矩，镶黄旗算是嫡系，应该分得好地，朝廷也按规矩划分，在北京永平府一代，划了一块肥沃的土地给镶黄旗。虽然这是规矩，但规矩既然是人定的，也可以由人来改。
自古以来，分东西都是有讲究的，谁有权力，谁就分得多。
现在是多尔衮当家，多尔衮主管的是正白旗，且多尔衮本身住在永平府，于是摄政王下令，让镶黄旗得本该分给正白旗的保定、河间一带垃圾地，而让正白旗得永平一带良田。
镶黄旗起初是不服，保定、河间一代，什么都不产，唯独产太监，有名的太监之乡，因为此地实在太穷，只有进宫当太监才能活命。虽然镶黄旗不服，但是他们也没有闹事儿。
因为他们都知道，多尔衮这人是极度的强悍者，你要是不服发牢骚，不仅连这点垃圾地你都分不到，而且他还有可能灭了你，这便是权力，一种可以让你不想干还非得干的东西。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病逝，再过一年，多尔衮被挫骨扬灰。
还是那句老话，命运是权力的最大终结者。距顺治正白旗与镶黄旗换地五年之后，有些镶黄旗的老少爷们儿们要求重新划拨土地，但是，动静不大，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再过了十五年，也就是距正白旗与镶黄旗换地近二十年后，顺治帝死去，康熙帝当皇帝，鳌拜辅政，鳌拜在取得了那个可爱又可怕的权力之后，上奏疏要求重新把地换回来。
康熙五年（1666）正月，鳌拜的此言论一公布，举朝大惊。四大辅政大臣立即展开讨论，鳌拜当然是支持者，遏必隆想争而不敢争，奇怪的是，索尼明知不对也同意。
好了，按照民主决议，四大辅政大臣，三个都同意重新换地，苏克萨哈这兄弟是正白旗，他坚决不同意，但是，三比一，你的那票，投到哪里都无所谓，苏克萨哈徒叹奈何。
据此，四大辅政大臣形成重新换地的一致意见，并以八旗名义报户部批准。
然而，户部尚书苏纳海大人却比较难搞定，因为此人也是正白旗人。他看到八旗上上来的这个奏疏，以康熙三年（1664）朝廷有明文不再圈地为由，将这份奏疏给驳回了。
苏纳海此举，鳌拜早就想到，因为苏纳海属于正白旗，他有很大嫌疑是苏克萨哈的小弟。鳌拜立即举行议政王大臣会议，要求重新分地，与此同时鳌拜还派了调查组实地去调研。
清朝的中央行政体系，顺治以来是沿续明朝政治体制，只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明朝没有的。清朝没有宰相，按规矩，户部尚书已经很大，但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比尚书还大。
议政王大臣会议，岂止比尚书要大，在清雍正设军机处以前，它有时候比皇帝还大。议政王大臣由八旗旗主和王爷组成，所以，这些大佬们不是皇帝他叔就是伯，你敢不听？
再加上鳌拜整个调查组，到各旗实地调查。调查组组长贝子温齐同志极其明白上级意思，下达到地方后，经由几位地方领导热情接待，吃好喝好，喝好吃好，根本没有下到基层，然后按照上级领导意图上交调查材料：各旗地均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其不堪。
鳌拜拿着调查组的材料，加上议政王大臣会议意见，再次上奏疏户部，请你们瞧着办。
调查材料俱在，又有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指导意见，户部尚书苏纳海只能照办。
于是，户部尚书苏纳海同志拿出具体操办方案：全面编排八旗土地，尤其适度分拨镶黄旗地，同时照顾正白旗利益。苏纳海同志用心良苦，实在难得，如此做法两边他都不吃亏。
鳌拜兄看到这个具体操办方案，立即以皇帝名义下达圣旨，称必须拨给镶黄旗大量土地，至于说其他问题，等给镶黄旗拨地后再商量。苏纳海同志不敢反驳，因为这是圣旨。
与此同时，苏纳海同志立即组织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成立换地操办小组，前往镶黄旗与正白旗的领地，去具体实施整个换地运动。
换地小组成员朱昌祚同志，汉军镶黄旗人，上任直隶总督仅仅一年。按理说，换地运动与他不太相干，因为这是人家满洲人自己的家务事，他按照上级命令办就行，不必犹疑。
当官有时候也简单，只要揣摩着领导意思，办就行了。出了事儿自有领导负责，与办事者无关。但是，朱昌祚同志不是这样的官，因为他是一个心存百姓与原则的人，仅仅如此。
朱昌祚大人在浙江任省长时，当别的省长大人都在急着乱收税捞银子的时候，他却把田地让老百姓自由耕种，而且绝不收地丁银两。朱大人此举，把浙江人民感动得痛哭流涕。
朱大人心中存有一个信念：为天下苍生鼓与呼！像他这种人，眼中可以没有鳌拜，也可以没有苏纳海，甚至可以没有议政王会议与皇上，他的心中，只有那普普通通的黎民百姓。
然而，朱大人这次执行的任务，很不如意。他刚到蓟州衙门，立即被诸多人堵在衙门内，人民都跪在衙门外，边哭边说：圈地这事儿做不得，搞得我们民不聊生，请高抬贵手！
这一切都只因为圈地这事儿做得太缺德。明明是自己的土地，来人拿尺量一下，有的更绝，让马跑一圈，然后尺量或者马跑之内的地，都不是你的了，不仅地不是，房子也不是你的，你马上就成了穷光蛋，卷铺盖走人，成为无业游民，之后露宿街头，去啃观音土。
这已够缺德，但更有缺德冒烟的。你已经成了无业游民，都混到露宿街头、啃观音土的份儿上了，这还不算，还得让你修桥铺路，因为八旗搬进来的时候，没路桥则马车不方便。
汉族的老百姓憋了一肚子气，但是不敢撒气，因为撒气就意味着找死。虽然饿死也是死，但是死得慢一些，倘若撒气，那会死得更快，死得更苦。并且，没有最气，只有更气，满洲诸位兄弟不会种地，他们只会养个牛羊啥的，所以，得到土地也没用，经常只有抛荒。
既然土地没用，为何不卖给汉族人呢？如果您问这问题，您就很有水平了，关键是清朝法律规定，满洲旗地不准卖，只准你自己种，不种你就抛荒，旱涝水淹，田里长杂草。
基于此事太过缺德，所以康熙三年（1664）规定，不再圈地。但是，鳌拜兄他看不到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人，他也看不到那些啃观音土死后肚子胀高的人，他看到的只有整人。
起初，朱大人拿着尺子，到处去量地，然而，日复一日，朱大人看到了太多的流民老百姓，他们个个皮包骨头，甚至易子相食，加上老百姓整日哭诉，朱大人于心不忍了。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朱大人在瞎忙活了大半年之后，只得向皇帝上书：圈地这事搞不得，弄不好，老百姓会揭竿而起。上书之后，朱大人就回京城去了，蓟州圈地之事不了了之。
至于说巡抚王登联，他到山东，还未到衙门，就有人堵住了他的马，妇女儿童，在他马前痛哭流涕（妇子老幼，环泣马前），所以，他也向朝廷上书，圈地这事儿搞不掂。
这只是汉族人的意见，至于旗人，比汉族人好不到哪里去。
正白旗反对是肯定的，老子在好地上待了二十年，凭什么换给你？这个鳌拜早就想到，但他不会在意，你们也不用怪我，怪就怪你们旗有个苏克萨哈，没他没准儿我就不整你们。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鳌拜这位猛兄始料未及的。
鳌拜所在的镶黄旗，也开始骂娘，大骂鳌拜太不地道。镶黄旗在河间、保定一代已经住了二十年，祖坟田产都在这里，现在又要搬家，搬家很累人，而祖坟，怎么能随便挖？
对于旗人来说，住在哪里其实都一样，土地肥沃与否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旗人根本不会种地，肥沃的土地，贫瘠的土地，到他们手里，三年五载之后，就没有了区别。
到此处，我们忽然要想到一个人，这个名叫索尼的六十岁老头，他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他知道鳌拜这位猛兄如此折腾，不仅搞不掂苏克萨哈，还会把自己搞成千夫所指的罪人。
所以，在鳌拜提出圈地的时候，连一向打哈哈的遏必隆都犹豫了一下，但是，索尼他却没有犹豫，满口答应：鳌拜，我支持你！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
鳌拜此举搞得怨气沸腾不说，还给朝廷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听到说要重新圈地，汉族老百姓把田里都抛了慌，地都要圈了，种了也是别人的。这时候，家家打牙祭，有鸡鸭鱼肉，统统搬出来大吃一顿，因为他们想，要不到几天，就要去啃观音土，今儿就吃好。
好了，鳌拜这时候才知道，权力不是用在任何时候都有效的。鳌拜后悔当时没有马克思，没有教给他按规律办事，这就犹如即便你有全世界的财力，你也绝对搞不出永动机。
鳌拜折腾出一个换地的鬼方案，搞得人民怨声载道，太皇太后在后宫中听说后，极为不高兴，要求立即制止这件缺德事儿。康熙皇帝尽管没有能力反对，但他也是不同意的。
事情已经办砸，后悔是无益的；当然，也不一定是办砸，因为鳌拜兄此举的更大意图，在于搞掂苏克萨哈，在几位谋士的指引下，鳌拜兄找到了善后的妙招，此招可一箭双雕。
搞政治，后悔是无益的，认错是不行的。再错的事儿，只要做了，就没有后悔的余地，退步只能是找死。不能退步想认错？事实证明，认错就是承认无能，无能者焉能为政？
所以，一不能后悔，二不能认错，能做的，只能是找人把错扛下，把黑锅背上。
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位兄台，没有把圣旨上的事办完就回京，已经搞得鳌拜很不高兴，而且，朱昌祚在太皇太后批评鳌拜同志后，还上奏疏给皇帝，说鳌拜这事办得很糟。
有消息表明，朱昌祚在写着奏疏时，还跟苏纳海商量过。鳌拜前思后想一琢磨，立即一个坚定的念头涌上心头：好小子们，联合起来拿我开涮不是？看我不揍扁你们！
鳌拜下令，把这三位圈起来。然后经过吏部、兵部商量：苏纳海同志，身为户部尚书，观望延误，不尽心为“皇上”办事，革职，交刑部议处；至于朱昌祚同志与王登联同志，不尊“圣旨”实心任事，还上奏疏瞎嚷嚷，蛊惑人心，革职，交刑部议处。
这事让刑部很为难。律法上没有明文规定此种罪行该如何论处，又没有现成案例可作参考，加上鳌拜兄气焰如此嚣张，大有不剁三位不罢休之势，然太皇太后与皇上也不好惹。
刑部琢磨了很久，拿出处理意见：法律无明文，拟对三位籍没家产，鞭打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