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自然、社会、精神、文化诸方面生态危机让我们不得不进行全方面的反思。
人除了作为整个宇宙巨型系统的—个子系统之外，还和其它的各种子系统组成各式各样的相互关联的网络，形成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人类正是生存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之中。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导致了不仅导致了自身的精神危机，也导致了自然生态危机。人类的精神生态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而电视所构筑的媒体环境在当今成了我们生存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由此形成了我们对当今广泛存在的艺术形式——电视文艺，从节目形态到具体内容加以重点考察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从电视文艺的发展现状来看，其制作流程和播出内容方面，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生态失衡现象。这一失衡与变迁的原因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社会时代的高速发展相关，另一方面与我们对于电视文艺认识的观念的滞后有关。要在人文生态学视野中重新审视电视文艺，不仅把电视文艺视作具体的节目而从艺术特征加以把握，还需要在文化学与生态学视野中来界定电视文艺。将生态学研究的系列成果引入到电视中来，用生态学的方法原理来关注电视发展，不仅因为电视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它与我们的精神生态密切相连，也影响着我们的自然生态。同时也是因为电视研究的繁杂性，生态学的思维方式能够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相对于电视文艺对于人文生态的改变，电视文艺自身的生态也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系统之中。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文化话语到90年代的大众文化话语结构性的转型，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电视文艺在新世纪又面对新一轮挑战。如何在“数字化”、“产业化”的新的挑战与机遇中获得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化”、“同质化”的现实压力下构建健康有益的人文生态环境，电视文艺媒体文化实在是在挑战中充满机遇，相信它在生态批评中，将逐渐成为新世纪绿色文化的推进者和精神生态平衡的重要平台。
第一节生态失衡与人类命运
一、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精神生态失衡
谈到“生态危机”问题，我们最先想到的是“自然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沙化、水资源匮乏……肆意破坏环境造成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过度开采资源引发的能源匮乏问题等，当前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严重生态危机正向全世界频频敲响警钟。当人们从对待自然的“敬畏”中解脱出来，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享受着统治者“征服”的快感的时候，我们也遭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生态危机”并非只是自然环境的同位语，我们应该从这样几个层次来认识生态的问题：自然生态——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社会生态——人类生存的外在制度，文化生态——人类生存的文化环境，以及人的精神生态——人类生存的内在意识。如今社会正面临着全面的生态失衡。按照当代德国新教神学家约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概括，人类目前面临着这样的危机：经济生活中贫困的恶性循环、政治生活中暴力的恶性循环、文化生活中异化的恶性循环、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方面工业污染自然的恶性循环，而这一切“在人、社会、自然与生命意义的相互关系中”，深化为无意义与堕落的恶性循环。而人控制自然并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实际上是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的人对人的控制和掠夺。马尔库塞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联系到一起，认为围绕生态问题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
在引发这一系列生态危机的诸多因素中，最直接的根源就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现代化思想中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权力制度的滥用，人的欲望和行为的畸形发展，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以追求物质享受、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为目的的“消费异化”的产生。现代人置身于远离自然的城市人工环境中，过着紧张、竞争、拼搏、残酷的生活，为生存和致富忙碌，一方面享受着日益过剩的人造物质——空调、电视机、汽车等，一方面为自然物质权力的匮乏忧心忡忡，“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惟有特要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人们在高速旋转中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精神处于疏离状态。
所以，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必须从人的精神意识层面来处理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人类不改变自己的精神生态世界，不改变自己的社会生态观与文化生态观，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改变。
二、电视作为重要环境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态
面对自然的破坏与心灵的异化，如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共在关系，既是现代学术的课题，又是当代艺术必须担当的使命。当代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以电视为主体的传媒文化日趋升位为一种主流文化。电视作为一种新的和重要的生存环境，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态，关注传媒文化与个体生命的关系，日益成为文化研究的重点。
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其中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工环境（具体指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现代生态学把世界看作是“人——社会——自然”三者复合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各种生态因素（包括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并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电视作为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子环境，已经具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意义。
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方式的改变，最根本的冲击在于媒介改变了我们的“环境”，“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是以尼尔·M·波兹曼为代表的“媒介生态学”和“传播生态学”的重要理论观点。我们原来生活在自然的“物理”环境中，在传统社会里，文化认同是通过生活区域、符号习得、神话传说、礼仪庆典、日常生活管理、社会交往等等来完成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因素制约着文化传播的关系，历史的传承和地理的分割是各种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而如今“随着信息技术介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情景，传播媒介的变化改变了社会进程、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经由传播建立起来的秩序”。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认为，信息技术介入社会情景，使得实在的社会情景改变了形态，因而形成了一种媒介生态环境，实在环境和媒介环境之间通过信息技术媒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我们现在更多生活在媒介为我们构筑的“媒介环境”中，传播生态环境为整个社会开辟了一个符号互动的场域，所有的现实生活（实在环境）必须经过电视（或其他信息技术媒介）的中介才能被人们认识，而人们也自觉地通过信息技术媒介来影响现实，与实在环境不同，传播生态不是一种物理性环境，而是充满着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在当代社会中，符号环境也许是更重要的社会存在，因为它指引着人们的行为，给行为提供意义维度。
在当今时代里，影像文化作为电子文化强有力的一支力量，正在重构着人类的文化，也正在重构着人类的审美观念，甚至加剧着文明的冲突。丹尼尔·贝尔认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电视媒体在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样的形式。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让人们在不知觉中确立了自身的行为方式。在一片喧嚣热闹的传媒世界中，人们独处内省和与他人交流沟通的时间和空间关系都受到了破坏。传媒介入造成私人空间的公众化和世界“类像”的家庭化，导致了传媒（尤其是卫视）的世界一体化，从而使紊乱的信息传播全球化。亨廷顿认为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信息扩张和误读造成“文明的冲突”，另一方面，传媒信息的膨胀因失去控制而使当代人处于新的一轮精神分裂和欲望怂恿的失控状态之中，造成“文明内部的冲突”。由于一切自然生态的危机其根源在于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而电视媒体作为我们重要的社会环境，对我们的精神生态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在生态研究中，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和宏观社会环境的关系，还应该密切关注人与媒体环境的关系。在我们注重自然生态保护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媒体生态的保护。
三、时代要求我们以生态思维方式来重审电视
引入“生态”观念重审电视，我们会获得一种对于电视全新的认知。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学术时髦，更是出于思维方式的突破。众多周知，20世纪末90年代以来，生态学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门“超级显学”。生态学的迅速发展，使新的生物学原则进一步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效用，生态学已经越出原先的“科学”的范畴，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生根开花。“它既大量充当自然科学的词根，又不断浓缩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缀，前呼后拥，蔚为壮观。用生态学做前缀的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如生态神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生态经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比利时生态学家P·丘文奥在《生物圈与人在生物圈中的位置》一书中认为：生态学是一种现实，一种特殊的方法，就这方面来说，其研究范围涉及生命和环境，包括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所有问题的规律性。生态学的研究为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领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生态”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从生态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其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生态学自身同其它学科不断相互渗透与相互交叉的过程，它经历了从单一的自然科学向社会人文科学交叉和渗透的发展过程。在电视研究的领域，“生态”一词也逐渐介入并在不同层面渗透。借助生态学研究中种族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的现有成果，通过对生态系统的概念、特征、类型，以及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功能的了解；对食物链、生态位、营养级、生态金字塔、生态效率、生态平衡的基本概念的借用，将生态学研究的系列方法运用到电视相关研究中来，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点上，电视研究将会获得一个新的视角。
新时期“生态哲学”研究的深化要求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生态系统整体性来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强调人对自然态度应该从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生态中心主义”；实现从牛顿——笛卡尔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按照笛卡尔模式，传统科学研究把统一的世界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进行研究。在研究自然现象时，把人和社会的因素抽象掉；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把自然因素抽象掉。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下面又分化出无数的专门学科，分别研究世界的部件。对于电视的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为电视生产本身分工的细密化，造成电视人才的培养更注重“零件”，从主持人、摄像、化妆师、美工、录音、编导、剪辑，最终造成电视研究者的目光很容易停留在某一局部，放大其中的一个元素，其后果不但可能导致盲人摸象的片面认识，而且丧失了对于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价值立场的总体判断兴趣与判断能力。
人类现代化在取得可观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电子媒体既是现代化的成果也对这两种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大概没有什么媒体能像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影响力了。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中首先提出“地球村”这一概念，并认为媒介正在使我们的社会重新部落化。有人将电视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因为它在传播信息和知识、开启人类心智、影响现实生活及人们的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博德利亚认为，媒体具有“敞开”和“遮蔽”二重性，媒体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我们越来越依赖电视，甚至从量上认为世界就是电视告诉我们的那么多，从质上习惯于把电视的话语方式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语言方式。我们看到，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只要能够接收到电视，人们的话语方式都是趋向于与电视主流话语方式相一致。因此有些学者忧心忡忡地警示：我们社会潜在的危险不再是生物克隆人，而是文化克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