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中体现的宏观的现代性密切相关。电视的现代性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是电视现代性的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及电视文化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个标志。电视以其通俗性与声画纷呈的优势，沟通了最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垄断与文化隔绝被打破，电视促进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现代化。[蔡尚伟、赵毅《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但是中国电视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实践到理论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电视对于中国来说，原本就是个舶来品，经过了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至今仍然在克隆与创新，文化殖民与民族文化的张力中寻求自己合适的定位；从电视理论的发展来说，对于西方理论的生吞活剥也导致了一系列不良的后果。比如将“电视就是娱乐”，“一切要以受众”为中心等等原则当作制胜法宝，片面加以放大、宣扬、教条运用，使得中国的电视唯收视率是求，一昧讨好观众，结果无视文化品位、艺术规律，在面对市场与观众的时候，还是败下阵来。所以在当前，如何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真正读懂市场规律，了解观众真正的心理需求，真正做到将中国电视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让中国电视在促进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真正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魅力，正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二、后现代时期生态批评意义
后现代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产生，均来自于人们对社会生存危机的反思。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发动了一场变革，以使人摆脱这个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论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论的、人类中心论的、穷兵黩武的和还原的世界”[［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建设后现代社会，首先需要战胜现代主义世界观，实现一次哲学范式的转换，从牛顿——笛卡尔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他说：“我们只有摒弃了现代世界观，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各种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之上的、用于指导个人和社区生活的灾难性的方法。并且，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新的看上去更可信的世界观，我们才有可能放弃这种旧的观点。只有当后现代范式开始出现的时候，现代范式才会消亡。”只有批判旧的哲学范式，哲学转向才能实现[［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书中进一步提到“生态世界观属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大卫·格里芬认为：即将来临的社会既有别于前现代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将走出经济利益的狭窄牢笼，将摆脱机械思想对于人的控制，“人的福祉”将与“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他的学说的核心价值在于把文化因素、精神因素置于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之中，同时为“生态学”与“后现代学”输入了新鲜血液。
整体论是当代生态学的理论支柱。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相互依赖和统一的特性，价值存在于这一完整的系统中，而不是每一单个物中。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时代发展密切有关。300多年来，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发展的主导思想是牛顿－笛卡儿世界观。它以机械论和还原论为特征，是一种过分强调分析方法，强调主客二分的哲学。[这种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法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每种物质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是可以认识的。人类认识物质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即任何一个复杂的大的物体都可以分解成简单的小的物体。认识了简单的小的物体的运动规律，再将这些规律综合起来就可以解释复杂的大物体的运动。这样就得出了现代自然科学的两条基本的原理，或称为思想方法，第一个称为“决定论”，即任何事物肯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只要再继续寻找。第二个是“还原论”。即大的事物可以分解成小的事物，并可以用小的事物来说明大的事物。]这种与整体论相对立的“还原论”是笛卡尔创立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分析”为根本手段，将事物由复杂还原为简单，从多元还原为一元，直至找到构成事物的“终极粒子”。宇宙就是由终极粒子叠加而成的精美机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机械的。这一研究方法曾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种以还原论为特征的分析方法，教导人们把复杂的事物分割为它的各种部件，分别地认识这些部件的性质，从而大大地简化了人的认识过程，帮助了人的认识。[“还原论”是笛卡尔创立的科学研究方法，它以“分析”为根本手段，将事物由复杂还原为简单，从多元还原为一元，直至找到构成事物的“终极粒子”。终极粒子是宇宙的最小单位，是构成万物的基础，代表着存在本身，规定了事物特性。宇宙就是由终极粒子叠加而成的精美机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机械的，不影响其内在性质。牛顿将这一过程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建立了以刚性固体材料为中心的经典物理学，使宇宙这部庞大的机器按精确的数学公式运转。洛克追随牛顿物理学，建立社会原子论，导致了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制度的理念基础。许多生态学家认为，正是笛卡尔—牛顿系统激发了人们把握宇宙的妄想和征服自然的欲望，成为现代生态与人类危机的根源。]但是，这种方法应用的成就现在已经达到顶峰，同时它的问题也逐步表现出来。
不少生态学家认为，正是笛卡尔——牛顿观念和方法系统，激发了人们把握宇宙的妄想和征服自然的欲望，而这一欲望的实践遂成为现代生态与人类危机的根源。余谋昌在《生态哲学》一书中重点强调：这种机械论二元世界观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发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这种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相伴随的是发展了系列损害自然环境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人类虽然建设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但它以生命和自然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实现人的持续发展、以多数人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实现少数人的持续发展，损害了生命和自然的多样性和人类后代发展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人类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
生态学家认为，要克服生态危机，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摒弃还原论、机械论的世界观，转向整体论、关系论的生态世界观。现在，我们正在走向新世纪，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发展战略。这就涉及到从笛卡尔世界观转到新的世界观“哲学转向”的问题，余谋昌在《生态哲学》[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认为，生态哲学作为生态世界观，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它以人与自然界关系为基本问题，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分析问题，提供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新的理论框架，生态学思维，或生态学方法，以有机论为特征，强调事物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按照生态世界观，世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个复合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它的特点是，全面和辩证地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尤其关注对象的整体性，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化和网络化的观点，从线性因果关系分析过渡到网络因果关系分析，注重概率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方法的应用。它既表示对人的目的、人的作用和人的未来的关切，又表示对地球生态系统、生命多样性和自然环境健全的关切。
在后现代的话语中，“哲学的终结”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读者也死了”。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传统道德、理性、启蒙已经失去了权威性，而科学的扩张正在一步步侵占哲学的地盘。生态哲学是一种“哲学转向”，是从传统机械论哲学转向一种新的整体论哲学，是一种后现代哲学世界观。余谋昌认为，作为一种反主流文化，在对传统哲学批判的基础上，生态哲学在后现代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首先，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是生态学的世界观，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哲学基本问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目标。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揭示现实世界。其次，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思考，是科学的生态学思维。第三，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它认为不仅人具有价值，其它生命和自然界也具有价值，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第四，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自然观。它既反对“反自然”的观点，又反对自然主义的观点，赞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后现代精神追求的是人文关怀与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的统一。真正的生态主义文化必然属于后现代文化，彻底的生态保护只能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目前的生态主义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呼吁和要求——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建构后现代世界。有学者认为生态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必须包括生态主义的维度。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后现代”与“生态”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协同性，电视文艺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建立在这种一致性的基础上。
三、学科交叉话语的阐释学视域
1、全球化：地球村与西化论
“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是1980年代被提出的。迄至今日，它早已越出单纯的经济范围，而全面影响到科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等领域。全球化的推进过程被认为明显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西方势力以经济和军事为后盾，进行世界范围的扩张；其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舞台上出演主角。“全球化”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
何谓全球化呢？学者杰·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认为，整个世界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一直都在“全球化”，1990年代，这种大大加速的全球化过程有三个特征，即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网络技术的全球化。
当今，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语境，如何认识与积极应对，关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探讨与争论。具体涉及全球化与西化、同质化、本土化等问题。
长时间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教化”，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走向。作为对西化论的有力反驳，王岳川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论纲》[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中提出：“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四个层面：“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冲突化”。全球化有同质化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全球化”和“本土化”二者之间有差异，也有冲突和融合；并进而提出“发现东方”，通过主动输出东方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想。
今天全球化的进程是惊人的，在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要想保持完全独立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骆正林在《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载《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一文中提到，全球化使各国的媒介面临着以下一些问题：媒体资本的全球化；同时带来了媒体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导致全球媒介生态的重构；跨国媒体集团垄断加剧，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强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和包围；媒体实力和地位的分化，威胁着落后国家媒体的生存问题。文中进一步提到“时代的变迁，让落后的媒体遭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来自全球市场的力量正在消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管理政策，逼迫全球媒体政策标准的统一化，以保证资本的收益。资本对市场规则统一的呼唤，和民族对文化侵略的抵抗，使媒体政策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尴尬。面对游戏规则单极化色彩的加强，民族国家非常注重本土的东西，然而全球化又是躲不过的东西，同时又确实能带来很多好处，因此民族政策与全球规则的协调非常痛苦。”[载《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