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学者，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自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857年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现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幼年时，被义父布朗带到英国读书，187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通晓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9种语言，一生获得13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张之洞的幕府任职20年。晚年到北大任教，后又赴日本讲学。1928年，病逝于北京。
主要著作：英文《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翻译作品《论语》《大学》《中庸》等。
关键词：传奇、天赋、辩智、妙语、教学、流变、情结、尊王、偏执、立场、悲感、风采、狂傲、气节、趣闻、癖怪、妻妾、终老、评誉、声望
传奇
辜鸿铭曾概括自己的一生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语等九种语言，获得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将《中庸》等中国儒学经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传播到西方的中国学者。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西北槟榔屿的一个华侨望族，祖父在吉打政府担任要职，父亲辜紫云为英国商人布朗经营橡胶园，通闽南话、英语、马来语，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一说为葡萄牙人），会英语和葡萄牙语。辜家一直以英语和闽南话为家庭语言，这为辜鸿铭日后掌握多种语言打下了基础。
橡胶园主布朗膝下无子，便将辜鸿铭收为义子，后将他带到英国接受教育。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爱丁堡大学，得到该校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成为其入室弟子。
1877年，21岁的辜鸿铭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布朗又将他送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一年后，辜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
兆文钧记载，从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到巴黎大学进修法文。布朗为他租下一位妓女公寓中的三间房屋，让他与名妓比邻而居，一来让他学习法语，二来能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就此领略了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还在此认识了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当时，瓦德西是一个卖糖果的小贩，想学习德文后回德国从军，辜鸿铭曾教他三年德文。庚子之乱后，辜鸿铭曾与瓦德西等人斡旋，参与和谈。
学者朱维铮认为，兆文钧的记载“堪称满纸荒唐言”。但辜鸿铭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和谈中确实起到了作用，《清史稿·辜汤生传》云：“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当时北京亦有传言：“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辜鸿铭的尊王篇
在辜鸿铭之前，到西方留学的只有容闳一人，辜则是到欧洲留学的第一人。晚年，他在日本讲学时，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发表《中国学》一文，从此他便走上了宣扬中华文化、嘲讽西学的道路。
辜鸿铭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二十年，在帮助张统筹洋务的同时，研习国学。张去世后，辜撰《中国人的牛津运动》纪念张，将张与红衣主教纽曼进行比较，扼腕叹息之余，更恐惧邪恶势力将在中国及欧洲取得胜利。1911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将此书译成德文，更名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被哥廷根大学列为哲学系师生必读书籍。
20世纪初，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中国札记》，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15年，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出版，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文明，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该书的德文版刊行后，在时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辜鸿铭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春秋大义）。时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辜却坚持要售票，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票价为一元两角，听辜讲演要两元，但外国人还是趋之若鹜，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时被提名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泰戈尔获奖。
天赋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袁世凯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的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
辜鸿铭极有语言天赋，孙中山、林语堂等皆推其英文造诣为“中国第一”。
到英国后，布朗亲自教导十岁的辜鸿铭读书。因辜已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布朗决定教他德文。他先要求辜背诵《浮士德》，他念一句，辜背一句，但并不讲解。辜很想知道书里讲什么，布朗却说：“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这本书背得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后，当辜鸿铭如小和尚念经般将《浮士德》背熟后，布朗才给他讲解。一次，布朗问辜学习《浮士德》的感想，辜回答：“我看浮士德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上帝不应该派天使救他。”
讲解完《浮士德》，布朗开始教辜鸿铭学习莎士比亚戏剧，因为辜的英文已经有一定水平，所以这次是边讲边学。不到一年时间，辜便对莎氏的37部戏剧烂熟于胸了。
接下来，布朗安排辜鸿铭学习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这次由辜自学，遇有不懂再去请教他人。只读了三天，辜便哭了起来，布朗问为何。他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问辜的进度，知道他每天读三页后，便告诉他，散文每天背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辜鸿铭便陷入矛盾之中，看得多了，背不下来；看得少了，又按捺不住好奇心，想知道后面说什么。等到一部《法国革命史》看完，布朗才允许辜鸿铭随意取阅家中的其他书籍。
多年后，有学生请教辜鸿铭学习西文的方法时，辜回答：“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抄录了数十种书。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时亦在爱丁堡大学就读，他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
辜鸿铭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他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有一名外国人请教他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by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byheart）。”
一次，辜鸿铭与梁崧生打赌，说他能背出弥尔顿的《失乐园》全文。梁不信，于是辜拿出书来，交到其手中，滔滔不绝地将《失乐园》全文背诵出来，而且一字不错。凌叔华也曾亲耳聆听年过花甲的辜鸿铭背诵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凌在回忆文章中说，辜的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
一天，张之洞的另一位重要幕僚梁鼎芬求见张。等了许久，未见张出来，便径自向张的书房走去。走近书房，他见窗扇大开，房内有人高声说话，便透过窗户向内望去。但见张之洞正襟危坐，凝神谛听，辜鸿铭则翻检着桌上的报纸杂志，为张分析时局，纵谈天下事。张听得津津有味，居然一动不动听了三个小时；而窗外的梁亦忘记来意，驻足聆听了三个小时。
1891年，时为俄罗斯皇储的尼古拉二世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俄国舰船到汉口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登舰拜谒，辜鸿铭随同前往，充任翻译，辜流畅的法语令皇储非常惊讶。
数日后，张设宴款待皇储一行。席间，皇储为避主人，用俄语和希腊世子交流，说晚上另有约会，应节制食量。辜听罢，马上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请您尽兴品尝，也请转告世子多吃一点。”皇储越发惊讶。张之洞饭后有吸鼻烟的习惯，未见过鼻烟的世子用希腊语问皇储：“总督鼻吸何物？”辜听到后，与张耳语一番，接过张的鼻烟递给世子，皇储和世子都大惊失色。临行前，俄罗斯皇储将自己戴的镂有皇冠的金表赠给辜鸿铭，并握着辜的手诚挚邀请其到俄罗斯去做客。到达上海后，皇储逢人便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辜鸿铭在台湾时，一次应台湾当局之请进行讲演。他穿蓝布长衫，头戴红色瓜皮小帽，拖一条长辫。当他跨上讲台时，欢声如雷。因他用英文讲演，当局特地安排一位师范学校的外国教员作翻译，但辜讲的是四书五经，口若悬河，弄得这位教员目瞪口呆，翻译不出一句来。台下的日本人对辜佩服得五体投地。
德国作家帕凯则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的一片掌声。
辜鸿铭学贯中西，常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还不时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等，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
许多人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得益于他的天赋，他却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还是坚持‘困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
辩智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的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总要在房间朝东的位置摆上一个祭台，敬上酒馔，遥祭祖先。房东老太太见后揶揄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对方登时瞠目结舌。
学部侍郎乔某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答道：“天下之道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1893年，辜鸿铭协助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某日，铸币厂的专家请辜鸿铭吃饭，大家推举他坐首席。席间，一位外国专家问辜道：“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回答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都像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曾与张之洞有过接触。时任张幕僚的辜鸿铭将其翻译的英文版《论语》送给伊藤，伊藤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罢，一时词穷。
辜鸿铭跟随张之洞多年，但张有时不听辜的进言。一次，有汪某对辜说：“你都是从是非上去分析，所以他听不进去。张为人，只知利害而不知是非，如果你想劝动他，应从利害上去讲。”此话传入张的耳朵后，张大怒，叫来辜鸿铭，问道：“是谁说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如果我只知利害，那我现在有家财万贯吗？他说的利在哪？我所讲究的是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辜回答：“当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亦讲私利。”张之洞又百般辩解，坚持公利断不可不讲。最后，辜说道：“《大学》有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不是也讲公利吗？”张听罢，默然让茶。
有欧洲人问辜鸿铭：“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辜反问道：“为什么欧洲的言语那么多？”
一次，李季在课堂上问辜鸿铭道：“先生在外国留学时，当然是短发洋装，后来回国才蓄辫子，初时不感觉不方便吗？”辜马上用手指着一扇门反问道：“那张门上为什么要起凸线呢？”李一时语塞，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这是文啦！你觉得门上有凸线不方便么？”辜追问道，然后拿着自己的辫子，摆了一摆，说道：“这也是文啦！”
某日，辜鸿铭在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妙语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辜鸿铭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