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利语
佛教起源于印度。按照教义，可以分成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按照流布方向，可以分成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区域包括中亚、中国(汉传和藏传)、蒙古、越南、朝鲜和日本，以大乘佛教为主。南传佛教区域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以小乘佛教为主。
巴利语(Pāli)是南传佛教经典使用的语言。但巴利语这个名称是近代用语。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普遍用巴利语指称南传上座部使用的语言。在南传上座部三藏经典中，并没有这个名称。南传三藏的注疏文献中，才开始出现以“巴利”(Pāli)一词指称三藏经典的用法。例如，觉音(Buddhaghosa，五世纪中叶)的《清净道论》中有一处这样写道：“这种性行的辨知法，都不是圣典或义疏所叙述，仅依阿阇梨的意见而说，所以不当绝对的坚信。”[1]这里，“圣典”一词的原文为Pāli，“义疏”一词的原文为ahakathā。也就是说，三藏注疏中使用的“巴利”一词并非指巴利语，而是指三藏经典或原典，以示与经典的注疏(“义疏”)相区别。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这样定名的“巴利语”究竟是什么语言呢？
在律藏《小品》(Cullavagga，V.33.1)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兄弟两个比丘请求佛陀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未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而佛陀呵责他们说：“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佛陀于是告诫他们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Chandaso)表达佛语(budbhavacanam)！违者得突吉罗。”佛陀最后说：“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sakāya、niruttiyā)来学习佛所说的话。”[2]
觉音在为律藏作的注疏《普喜》(Samantapāsādikā)中，将Chandaso(阐陀)解释为“像吠陀那样的雅语诵读”(Vedaviyasakkatabhāsāya、vācanāmaggam)，也就是“梵文”的意思。同时，他对sakāya、niruttiyā(用自己的语言)所作的注释是：“这里，自己的语言是指佛陀所说的摩揭陀语”(ettha、sakā、nirutti、nāma、sammāsanbuddhena、vuttappakaro、māghadhikavohāro)。觉音在《清净道论》中还将摩揭陀语称作“一切有情的根本语”(Māgadhikāya、sabbasattāna、mūlabhāsāya)。
因此，按照觉音的说法，南传三藏经典(即Pāli)使用的是佛陀本人所说的摩揭陀语(Māgadhī)。而且，他认为比丘们也必须用摩揭陀语学习佛典，所以，他将“自己的语言”注释为“佛陀所说的摩揭陀语”。实际上，我们依据句义，理解为“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更贴切。在汉译佛经的相应处，有译为“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四分律》卷五十二)，也有译为“听随国音诵读”(《五分律》卷二十六)。也就是说，佛陀反对使用梵文，而允许比丘们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学习佛教教义。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佛教在初兴起的时候，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一种革命。它坚决反对使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是非常自然的。”[3]当时，婆罗门教已经积累了大量用梵文撰写的经典。佛陀主张使用方言俗语，有利于佛教经典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而与婆罗门教经典划清界限；同时也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民众接受佛教。因为梵文是印度古代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各地的群众普遍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
佛陀一生传教的地区大多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因而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是摩揭陀语。但他不可能像觉音所说的那样，只准比丘们用摩揭陀语学习佛典，比丘们应该是获准用各自的方言俗语学习佛典的。在《中尼迦耶》第139《无诤分别经》中，佛陀以“钵”字为例，说明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方言俗语中有不同的名称，完全没有必要强调自己方言的用语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的用语是不正确的。据此，佛陀教导比丘们不要执著自己的方言俗语(janapadanirutti)。[4]
按照律藏《小品》以及斯里兰卡古代佛教史籍《岛史》和《大史》的记载，在佛陀逝世后，曾举行过三次佛经结集(Sangiti)。第一次结集是在佛陀逝世后不久，在王舍城举行的。这次结集由迦叶主持，优波离吟诵戒律，形成律藏；阿难吟诵佛法，形成经藏。第二次结集是在佛陀逝世后一百年，在吠舍离城举行的。这次结集的起因是在戒律上出现分歧。跋耆族比丘提出突破正统戒律的“十事”(dasa、vatthuni)，而以梨波多(Revata)为首的上座比丘坚决反对。这次结集审定律藏和经藏，宣布“十事”非法。佛教由此发生分裂，反对“十事”的一派为“上座部”，赞成“十事”的一派为“大众部”。第三次结集是在佛陀逝世后二百年，在华氏城举行的。这次结集得到阿育王赞助，由上座比丘目犍连子帝沙(Moggaliputta、Tissa)主持，编订了律藏、经藏和论藏。至此，佛教上座部三藏才真正定型。这次结集还决定向国外派遣传教士。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率领传教使团前往斯里兰卡，带去的便是这部上座部三藏。
印度古代通行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迄今发现最早的书面文字是阿育王铭文。在阿育王时期举行的第三次佛经结集，是否出现写本，不得而知，估计多半还是口耳相传的结集方式。这次结集使用的语言应当还是摩揭陀语。但时间已过去二百多年，不可能完全是佛陀在世时使用的摩揭陀语。因此，德国学者吕德斯(H.Lüders)将这次结集的上座部三藏(或称“原始佛典”)使用的语言称为“古代半摩揭陀语”[5]。
依据《大史》和其他斯里兰卡古代史料，摩哂陀到达斯里兰卡后，举行过一次结集，由留学印度回国的僧伽罗族上座比丘阿梨多(Arittha)吟诵佛典。摩哂陀还将三藏经典的注疏翻译成僧伽罗语宣讲。后来，在斯里兰卡国王无畏婆多伽摩尼(Vattagamani、Abbaya)在位期间(公元前89-前77年)，由上座比丘罗吉多(Rakkhita)主持，将全部三藏连同注疏用文字记下。三藏经典依旧是摩揭陀语，只是用僧伽罗字母拼写。三藏注疏则是早先由摩哂陀译成的僧伽罗文。这样，一直传到觉音的时代，觉音又把这些僧伽罗语注疏还原成摩揭陀语。
觉音确认上座部佛典语言是摩揭陀语。按照《大史》的记载，觉音出生在摩揭陀国的菩提伽耶(Bodhgayā)，精通上座部三藏经典。他在写作中，为了利用三藏僧伽罗文注疏而去斯里兰卡。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觉音的说法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当然，古代摩揭陀语“原始佛典”在数百年的传承中，经过一次又一次结集，语言形式发生变异，也是正常现象。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将巴利语与古代摩揭陀语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在语法形式上存在差异。多数学者便认为巴利语不是摩揭陀语，而是一种西部方言。究竟是哪种西部方言则众说纷纭。季羡林先生早年留学德国，研究佛典语言。长期以来，他经过反复研究和思考，依据巴利语具有印度古代东部方言的许多特点，最终确认“巴利文是东部方言摩揭陀语的一种形式”[6]。
在阿育王时代之后，随着佛教部派的发展，尤其是在小乘向大乘演进过程中，佛典语言日益梵文化，最终摩揭陀语“原始佛典”在印度本土失传。而它作为南传上座部佛典在斯里兰卡保存至今。因此，在现存各种语言的佛典中，巴利文佛典最为古老，对于研究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也最有参考价值。
注释
[1]叶均译：《清净道论》，中国佛教协会，第98页。
[2]参阅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5页。
[3]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4]与《中尼迦耶》第139《无诤分别经》相应的汉译《中阿含经》第169《拘楼瘦无诤经》中，将“方言俗语”(janapadanirutti)译作“随国俗法”。
[5]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6]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二、巴利语三藏经典
巴利语三藏(Tipiaka)分为律藏、经藏和论藏。“藏”(Piaka)的原意是“箧”或“筐”，既可据实理解为储存佛经贝叶写本的竹箧或竹筐，也可取其譬喻义，理解为佛经的汇编。
律藏(Vinayapiaka)是有关佛教教规和戒律的经文汇编，分为《经分别》、《犍度》和《附随》三部分。
《经分别》(Suttavibhaga)分为《大分别》和《比丘尼分别》两部分。这两部分的核心是戒本(Pātimukkha，音译波罗提木叉[1]，意译解脱戒)。《大分别》(Mahāvibhaga)讲述有关比丘的二百二十七条戒规；《比丘尼分别》(Bhikkhunīvibhaga)讲述有关比丘尼的三百一十一条戒规。在每月的望日和朔日(即每月的十四或十五和二十九或三十)，僧团举行“布萨”(uposatha)集会，宣讲波罗提木叉戒本，比丘和比丘尼反省过去半月内的行为是否合乎戒本，犯戒者必须当众忏悔或接受处分。
这些戒规按照罪过和处分的轻重分为八类：波罗夷、僧残、不定、舍堕、单堕、波胝提舍尼、众学和灭诤。按照《经分别》中的描述，这些戒规都是佛陀亲自制定的。在叙述每条戒规时，一般都说明佛陀是在什么情况下制定这条戒规的。例如，在叙述第一波罗夷(淫戒)时，讲了这样一个缘起故事：吠舍离一位富商的儿子名叫须提那，听了佛陀的说法后，皈依佛陀，跟随佛陀游行说法。后来，他的妻子乞求他让她生个儿子，以便继承家产。他满足了妻子的愿望。事后，他十分后悔。佛陀得知后，严厉责备他，并作出禁淫戒规，即犯淫戒者属于波罗夷大罪，必须逐出僧团。
《犍度》(Khandhaka)也是有关僧团教规和戒律的经文汇编，可以说是对《经分别》的补充说明。《犍度》分为《大品》和《小品》两部分。《大品》(Mahāvagga)包含十犍度，讲述有关出家受戒、布萨、雨季安居、衣服、食物和药物等规定。《小品》(Cullavagga)包含十二犍度，讲述有关犯戒、处分、平息纷争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规定。
在《犍度》中，为了说明种种戒规的缘起，编入了许多佛教传说和故事。例如，《大品》第八章《衣犍度》中讲述王舍城一位名妓的私生子耆婆，长大后成为一个医术高超的名医，治愈了许多病人。有个富商得了重病，百治无效。耆婆去治疗，询问病人能否做到向左侧卧、向右侧卧和朝天仰卧各七个月。病人答应能够做到。于是，耆婆给他打开头颅，取出两条蛆虫，再缝好伤口。而后病人朝每个方向各躺了七天，二十一天后就痊愈了。耆婆事后解说道，倘若不预先要求他朝每个方向躺七个月，那他恐怕连七天也躺不住的。这个故事结尾讲耆婆向佛陀赠送衣服，由此引出有关比丘衣着的戒规。在这些传说和故事中，包含有一些最古老的佛陀传记片断，如佛陀觉悟得道、初转法轮、度化迦叶三兄弟、舍利弗和目犍连等。
《附随》(Parivāra)是律藏的附录部分，共有十九章，对《经分别》和《犍度》中的戒规进行概述或分类解释。
与巴利文律藏相对应的汉译佛经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和《摩诃僧祇律》等。
经藏(Suttapiaka)是佛陀宣传教义的经文汇编，分为五部尼迦耶——《长尼迦耶》、《中尼迦耶》、《杂尼迦耶》、《增一尼迦耶》和《小尼迦耶》。也可译为《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汉译佛经中有四部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与巴利文经藏前四部尼迦耶相对应。两者所包含的经文内容基本一致，但编排和归类有较多差异。巴利文经藏中的《小尼迦耶》作为一个整体，在汉译佛经中没有对应部分。汉译佛经中只有一些个别与《小尼迦耶》相对应的经文。
尼迦耶(nikāya)的原意是集合体、类或部。上座部将巴利文经藏称作“尼迦耶”，意思是“佛陀言论汇编”。阿含(āgama，或译阿笈摩)的意思是传承的经典或圣典，说一切有部等其他部派佛教用它指称经藏。阿含原是印度的传统用语，耆那教和婆罗门教也用它指称自己的一些经典。而在巴利文佛典中，有时也用阿含指称经藏。因此，在佛教范围内，完全可以将尼迦耶和阿含视为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