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林对统治阶级及其政治采取敌视的态度。他指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法律，是盘剥和压迫劳动者的工具，对它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如果把自己的希望和利益寄托在有钱有势的人们身上，“社会情况就永远不会改善”[3]。他赞同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认为“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4]，甚至不反对“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覆上”[5]。他公开对工人们说：“你们不要相信，通过和你们敌人的和解，你们可以有什么成就。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6]他强调指出，历史已经证明，真理不得不通过血的河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街垒战是我们的口号，革命就是我们的战斗号角”。
魏特林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财富共有共享的平均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人们生来就是平等的。私有财产使少数富人游手好闲，生产阔绰，而使人数最多、最有作为的劳动阶级衣食不足，处于低下、贫困、屈辱的地位。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实现财富的共有共享。他认为在平均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穷人，没有犯罪，没有尊重和卑贱，没有奴役和压迫，没有对劳动的轻视和讥笑，没有对进步的限制，没有对知识和言论的压制，“任何人都不比别人受到较好的或较差的照顾，而是大家分担共同的负担、劳累、愉快和享受，也就是过共同生活”[7]。在这样的社会里，劳动不再是一种苦役，而成为一种享受；妇女将从一切野蛮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儿童将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们可以充分享用必需的东西，过着无忧无虑的美满生活。
但是，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是德国手工业工人落后思想的反映。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8]。魏特林理论的措施主要表现在：
第一，魏特林从唯心主义出发，用人们的主观欲望来说明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的欲望有三类：知识欲、占有欲和享受欲。所谓欲望，按照他的说法，包括人的一切欲念、要求、企图、盼望、希望和需要。满足欲望的手段是能力。能力是欲望的自然界限。大自然把它的一切魅力都放到享受欲方面，这些魅力刺激感官，产品新的欲望，从新的欲望中产生新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从这种历史唯心论出发，他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都是由人类的欲望与能力失去和谐造成的。他说：“从全体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中，产生出一切好的东西；反之，由于为了若干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则产生出一切坏的东西。”[9]
第二，魏特林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绝对平等观念。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感到满足才能感到幸福，而一个人只要别人所具有的他也都能具有，他就能感到满足”[10]。他所追求的目标是财产的共有共享，是“一切人的平等地位”，是一个既没有国家疆界，也没有语言隔阂的“人类的大家庭联盟”。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是小生活者的幻想。
第三，魏特林歪曲共产主义的阶级内容。他不是把共产主义者看做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是把共产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慈善家混为一谈。在他看来，一切对贫苦群众进行施舍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写道：共产主义者是把自己的一小块面包分给饥饿的手工业工人和勤劳的农民，是不虐待自己的雇工，是从公共劳动的收益中给雇佣工人和勤劳的手工业者以相当的报酬，是把自己的剩余财富用来为受苦的人类造福的富人，是为最贫穷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制定法律的皇帝、国王或诸侯等等。[11]
第四，在实现改造社会的途径上，魏特林虽然同意通过革命的方式，但也不反对使用暴力，他的观点是极不彻底和矛盾的。首先，他一方面赞同革命，一方面又鼓吹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12]。他并且为此向统治阶级求援，希望他们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实践活动中，他企图通过集体食堂、交换银行等小型实验的办法去改造社会，企图把无产阶级引向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其次，他的所谓“革命”和“暴力”，不过是法国布朗基分子密谋暴动理论的翻版。他认为，只要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暴动，人类就能够在24小时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竭力宣扬群众的自发斗争，贬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当群众自发地起来与旧制度作斗争的时候，“不容许还四处去寻觅一个领导人，那时候不容许在领导人的选举中再多费挑剔。谁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谁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13]。
第五，魏特林把共产主义与早期基督教等同起来，宣称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找到了共产主义的依据，认为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精神一致，为了解放人类，必须利用宗教。他说：“一切民主观念都是由基督教产生的”，“基督是自由的先知”，基督的原则“是共产主义的至善尽美状态的前提”。他宣称，一个新的救世主即将来临，“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14]其实，这个新的救世主就是他自己。1853年，他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的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威廉·魏特林。”[15]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魏特林“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尔勃莱希特这种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种榨取钱财的骗人预言家手中”。[16]
很显然，魏特林所主张和宣传的，是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在实际活动中，魏特林大搞宗派主义。他从小手工业者的行会观念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革命知识分子采取怀疑、敌视和排斥的态度。他荒谬地声称，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而走向共产主义”[17]，因而是不可信赖的。他还把这种狭隘的行会观念传播给其信徒。所以，那些魏特林信徒们，同他们的宗师一样，对于所有的教员、新闻记者，总而言之，一切不是手工业工人的人，都像对待那些想要剥削他们的“学者”一样，抱有一种难以根除的怀疑态度。
魏特林早期的著作，特别是《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启发工人的觉悟方面，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意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早期理论活动，曾经给予肯定的评价。恩格斯称他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创始者”[18]。马克思则认为《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超出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治论著：“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决（政治解决）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19]40年后，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再一次肯定了魏特林的著作“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20]。
但是，马克思对魏特林等人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从来都持批判态度。1843年秋，他在给卢格的信中明确提出：“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2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者占有的一切都消灭，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想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加以否定。这种共产主义“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22]。它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虽然马克思不同意魏特林的主张，但对这个工人出身的理论家十分关心。马克思曾经接受魏特林的要求，与他进行友好的通信，希望他抛弃错误的观点，跟着革命的工人运动一道前进。1845年冬，马克思邀请魏特林到布鲁塞尔，吸收他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他进行多次恳切的谈话，希望他放弃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对他进行十分耐心的帮助，但魏特林却对马克思采取敌对的态度。他妄自尊大，以救世主自居，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与任何人都不能团结合作。恩格斯后来回忆道：在布鲁塞尔时，魏特林“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帮工裁缝，被自己的才能所震惊，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了。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嫉妒者追逐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服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23]。因此，马克思与魏特林的决裂已经不可避免。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对魏特林的理论和活动作了严厉的批判。
这次会议在马克思家里举行，参加者除马克思、恩格斯外，有魏特林、魏德迈、埃德加·威斯特华伦、海尔堡、载勒尔、日果和安年柯夫，主要讨论组织共产主义宣传的问题。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正在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物色出版人，并准备翻译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当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讨论筹集资金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时，魏特林插了进来，要求立即出版他的空想体系的东西及其他一些巨著，包括一部新的语法书。马克思坚决反对魏特林的计划，在会上直接责问：“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24]魏特林语无伦次地为自己的活动进行辩护。马克思当即指出，魏特林顽固坚持、拼命鼓吹的理论，同传教士们所玩的那些空洞无耻的把戏没什么区别；它不能给群众以任何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依据，而是在欺骗群众；它不能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只会把他们引向最终的毁灭。马克思指出，必须给工人以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用科学共产主义教育工人，克服魏特林和其他冒牌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影响。
在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时，魏特林不顾德国的客观条件，反对无产阶级参加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魏特林这种策略思想，认为当时德国还不具备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曾反复说明这一点。他们分析了欧洲各国的历史经验和德国的现状，认为“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行，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25]。从当时德国的情况看，无产阶级不应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应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说，工人阶级非常清楚，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敌人，“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26]。但由于当然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27]。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魏特林的策略表面看起来似乎很“革命”，实际上适应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背离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魏特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他的无端攻击，是为了切断他的财源，说什么“他魏特林为了摆脱今天的攻击，会用回忆过去从祖国各地寄来的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抛开受难的世界和人们的疾苦来批评和进行闭门造车的理论分析”，狂妄地宣称自己的活动比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造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贡献还要大。马克思愤怒地反击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