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他于1841年发表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批判了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1843年3月，他发表了另一部主要著作《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就是存在，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但这是不对的；“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2]。因此，只要把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3]。
马克思认真研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赞成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他的《未来哲学》等著作“超过了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4]。在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的著作对他有着重大影响。恩格斯曾经说过，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对当时的知识界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5]。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观点并不完全同意。1842年3月，他写信告诉卢格，在宗教问题上，他“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6]。1843年3月，他读了《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之后，又写信对卢格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7]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作了深刻的批判。
尽管马克思并不完全同意费尔巴哈的观点，但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颠倒过来”的思想，却给他很大的启发。于是，他决定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还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吹捧为“最完美的国家形式”是错误的。因此他决定写一篇文章批判黑格尔，“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8]。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1843年，他在特利尔和克罗茨纳赫继续进行这一研究，写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直至1927年才第一次公之于世。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马克思阐述了一系列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原理。
我们知道，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着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他“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做国家的概念领域，即把它们看做国家的有限性的领域，看做国家的有限性”。马克思把这种头足倒置的观点颠倒过来，指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9]这样，马克思确立了以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国家现实基础的观点。这个观点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私事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10]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政权统治着私有财产，使私有财产服从自己和整体的普遍利益。这又是头足倒置。马克思说：私有财产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保障，国家制度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这就是说，私有财产是规定者，国家制度是被规定者。只有从私有财产关系中，才能了解现代国家的本质。
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作为理想的国家制度，认为君主的主权体现了人民的主权。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人民的主权与君主的主权是根本不同的，“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问题就在这里”[11]。凡是君主拥有主权的地方，人民就没有主权。这种人民没有主权的君主制，不符合国家的概念，“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12]。只有人民拥有主权的国家，即民主制国家，才符合国家的概念，是国家发展的理想的最终目的。在民主制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不再与人民相对立，而成为“人民的特殊存在形式”[13]。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根本不同。这是真正的民主制，是对资产阶级虚假的民主制的否定。
黑格尔不仅美化君主立宪制，而且赞同官僚国家体制。与此相反，马克思对官僚制作了严肃的批判。他认为，官僚制的基础是社会上分裂为利益不同的同业公会。社会上创造了同业公会的那种精神，即由于财产私有和利益不同而互相对立的精神，在国家中创立了官僚制度。在官僚制度下，国家政权成为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这里各个等级互相依赖，每个人都在一定等级中占据一个位置，“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14]。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入地考察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认为用唯心主义方法研究问题，“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15]是错误的。他认为，研究任何问题，不应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分析具体的、实际的材料，从中作出科学的结论。为此，他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同时，研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
现在保留下来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大约写于1843年6-8月。笔记大量摘录了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和卢梭、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等的著作，并根据材料的形式进行分类。从《一般国家》、《官僚政治，官吏的本质》、《市民社会》、《财产及其后果》等分类目录中，可以看到他对历史著作的研究与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摘录中特别着重收集政治对所有制的依赖关系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材料，前者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所有制关系对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机构的决定作用，后者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这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但他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是此后不久在巴黎完成的。
[1]爱琳娜：《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回忆马克思》，第215页。
[2]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5页。
[3]同上书，第102页。
[4]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
[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6]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3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4页。
[7]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443页。
[8]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1页。
[9]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251页。
[1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1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9页。
[12]同上书，第280页。
[13]同上书，第282页。
[14]同上书，第302页。
[15]同上书，第259页。
七、奔向新世界的新首府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从克洛茨纳赫来到法国首都巴黎。马克思决定离开祖国并不是偶然的，自从参加《莱茵报》工作以来，他已看透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本质，深深感到在那里不可能进行任何积聚革命力量、宣传革命理论的工作。《莱茵报》被查封后，他就决定离开祖国，为革命力量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1843年3月，他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坑，而且一天天的越陷越深。”[1]同年9月，他又对卢格说：“……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德国一切都受到了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的时代来到了，极端愚蠢笼罩了一切……所以事情越来越明显：必须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点。”[2]
当时，法国首都巴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新集合地点。巴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自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巴黎一直是革命运动的中心。1830年，以巴黎为中心的七月革命粉碎了法国封建势力的复辟阴谋，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的国际组织神圣同盟，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同时，巴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地方，因而也是研究和吸取法国人民政治斗争的经验、训练革命队伍的理想城市。
巴黎还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策源地。这里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和大量的社会主义出版物，聚集着许多社会主义学派的活动家。布朗基、卡贝、蒲鲁东等人，都曾经在这里从事著作和活动。因此，在这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具备许多有利的条件。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巴黎是德国政治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当时住着8.5万德国人。他们和德国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在这里可以有效地积聚一直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并通过他们把革命的影响扩展到德国。
马克思充分考虑了上述有利条件，因而决定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到巴黎去。他在1843年秋天写信对卢格说：“到巴黎去吧，到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困难都能克服，困难之大我是完全知道的。”[3]
马克思到巴黎后不久，就与德法两国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经历了产业革命，工业迅速发展。巴黎是法国主要工业中心。与德国不同，这里已经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现代工人队伍，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日益激烈。1835年，巴黎出现了一些以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秘密革命团体，其中主要的有布朗基的“家族社”和“四季社”。1839年5月，四季社在巴黎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由于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失败，但是40年代初期，巴黎工人仍然怀有强烈的革命情绪。他们阅读和热烈讨论一些有关革命的书籍，企图从那里找到进行革命的启示。
在《莱茵报》工作时，马克思开始注意工人阶级的斗争。他在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中指出，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离开《莱茵报》后，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人类真正获得解放。但是，当时他还不知道应该依靠哪个阶级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来到巴黎后，马克思投身于工人阶级火热的斗争中。为了了解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他和他的夫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他们经常到工人家庭进行访问，和普通工人交朋友。有许多夜晚，马克思在工人住宅里，或者在工人们聚集的小酒店中，与他们促膝谈心。工人们把他当做自己的知心人，向他叙述了自己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资产阶级的贪婪残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他们也向他讲到自己的斗争和斗争失败后的困难处境，以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自己想象中的新世界的图案；他们还向他表达了斗争的决心和对革命理论的渴望。
马克思还经常参加德法两国工人的集会和工人秘密团体的活动。这个时候，德国流亡者在巴黎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他与同盟建立了联系，并且“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4]。但是，他当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5]。因为所有这些团体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基础上的，他们有的以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基础，有的信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有的崇拜布朗基的密谋暴动学说。这些团体几乎都保存着宗派主义的、密谋活动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对他们的理论观点、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并不赞成。这就是他不愿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的原因。但马克思积极与他们保持联系。在他看来，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对工人团体的影响，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它反映了工人运动还不成熟。因此，与这些团体保持联系，不仅可以从它们那里吸取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而且可以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影响它们的成员，使他们逐步放弃空想观点，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