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复杂局势，孙中山决心乘义和团蓬勃发展的有利时机发动反清起义，又认为英国的举动“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为此，他于6月11日偕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自横滨乘船赴香港。孙中山对李鸿章怀有警惕之心，到港后只派宫崎代表他进省接洽，他本人则转到西贡等候消息。李鸿章一向对义和团主剿，对外国列强主和。7月间，清政府电召李鸿章北上，担任议和大臣；李决意北上，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破产。不久，孙中山从西贡再次到香港，在轮船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等赴惠州准备起义，邓荫南、史坚如等赴广州准备组织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孙中山并已同菲律宾独立军代表谈妥借用其存贮日本的武器供惠州起义之用；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也答应予以协助，因此会后孙中山即转道日本赴台湾准备接应起义军。
9月，郑士良在惠州的三洲田（广东惠阳）集合会党群众600余人，准备发动起义。风声泄露，清署两广总督德寿迅即派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进驻镇隆，准备夹击三洲田的革命军。郑士良感到起义已不能再延，亲赴香港，电请孙中山火速接济武器。孙复电令起义军冲破清军拦阻，到距台湾最近的港口厦门接收武器。当郑士良赴香港之际，何长清已移驻沙湾，拟进横冈以取三洲田。
10月8日夜，起义军统领黄福亲率冲锋队80人袭击清军于沙湾，击毙清军40余人，夺得洋枪40余杆，子弹数箱，并拟乘胜取广州。此时郑士良带回孙中山的指示，全军遂改道东向，直趋厦门。15日起义军在镇隆再败清军，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得洋枪700余杆，子弹5万发。以后起义军又在永湖、崩岗墟连败清军。起义军所经之地，人民燃放爆竹迎送，踊跃投军参加。21日起义军抵达三多祝时，队伍已扩充到2万多人，准备直指厦门，迎接总部的给养援助。
这时孙中山才发现从日人手中取得的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全部是无法使用的废铁，同时已改组的日本内阁也严禁武器出口，不许孙中山从台湾进入内地。孙中山只得派人将情况通知郑士良。22日，日人山田良致等持孙中山手书赶到三多祝前线。孙中山手书指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郑士良只好将起义队伍解散，率少数人退往香港；山田良政在归途中因迷路为清军所擒，被害。
当起义军苦战惠州时，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因准备不及，未能如愿；遂决定孤注一掷，暗杀两广总督，以补未及起义之不足。10月28日，他引燃预埋在抚署衙门附近地下的炸药，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却只从床上震落地面，并未受伤。31日，史坚如在赴码头途中被清军逮捕，不久在广州壮烈牺牲，年仅21岁。
敦煌发现藏经洞和中国痛失国宝
1900年5月，长期居住莫高窟的道士王元篆，偶然发现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长达千余年，是我国现存的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它举世无双，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唐代是开凿莫高窟的顶峰时期，也是莫高窟最繁荣的时期。到了宋代，由于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西北少数民族逐渐内侵，敦煌地区重新成为战火纷飞的硝烟之地，由繁荣逐渐转向荒凉。
大约在北宋仁宗皇韦占占年间，即1049年至1054年，西北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向东方推进。北宋兵薄势弱，无力阻挡西夏铁骑的冲击，战火很快燃烧到敦煌地区。莫高窟的和尚赶紧把历代宝藏、经卷、织绣、杂书和画在绢上的佛像等，都放进一座洞窟的暗室中，暗室外面筑起一道泥墙，将暗室封闭起来，泥墙上面又画上菩萨像。掩藏好之后，和尚们四散逃亡。随后，西夏国完全占据了敦煌地区，并长期统治。逃亡的和尚们都没能再回到敦煌，这个密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几百年之后，到了清末，即1900年5月25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
道士王元篆，湖北人，长期居住莫高窟。他看到敦煌千佛洞无人重视，大多被流沙掩没，就募集人力清理泥沙，挖开洞窟。在清理一个被流沙和坠下来的石块堵塞的洞窟时，发现洞窟甬道边的一堵壁画墙有裂缝，挖开裂缝，又发现这是一个用泥封住的小门。打开小门，原来里面是一问3米见方的暗室。暗室里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还有各种图书（拓本、写本、印本）、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歌词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这就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上面所说的东西，是千百年问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关宗教、历史、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据估计，“藏经洞”中有各种物品4万件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物宝藏。
王元篆虽然发现了这个宝藏，但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稀世珍宝。他随便拿出几卷送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汪宗翰十分重视，又向王元篆要了一些经卷和画像，送给甘肃学台（负责管教育的官员）叶昌炽。叶昌炽是个著名的金石学家，他马上向甘肃藩台（即布政使，负责一省的财赋和人事的官员）建议，把藏经洞中全部文物运到甘肃省城兰州保管。甘肃省当局对此事并不十分重视，没有拨出运费，致使这些珍贵文物仍然留在石室之中。1904年，甘肃省衙门下令，让敦煌县衙门清点这批文物，并责成王元篆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经过4年的传扬，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些稀世珍宝，就纷纷伸出黑手，前来巧取豪夺。
首先向藏经洞伸出黑手的是沙俄帝国主义分子。1905年，沙俄的勃奥鲁切夫听说敦煌发现了古代写本经卷，立即率领一只“地质考察队”，于10月赶到敦煌，以少量的沙俄产品作为交换，从王元篆手里骗去了一大批珍贵文书经卷。1914年，另一个名叫鄂登堡的沙俄帝国主义分子也来到敦煌，同样采取欺诈手段，掠走了大批文物，并肆无忌惮地剥去了一批壁画和彩塑。
1906年5月，一支英国“考古探险队”接受英国政府的命令，在首领斯坦因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垂涎已久的敦煌。斯坦因以极低的代价，花言巧语地买通了王元篆。随后，斯坦因花了7天7夜的时间，挑选了保存良好、完整无缺的经卷3000多卷，各种残篇6000多卷，装成24个大箱子，此外还有5箱子满装的精美丝绸织绣和画有佛像的绢幡、绘画等，满载而归大英帝国。16个月后，这些珍宝全部运到伦敦，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为了表彰斯坦因，英国政府特地颁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1908年7月，法国帝国主义分子伯希也到了敦煌，采取同样的欺诈手段，掠夺了6000多卷典籍和画卷，装满10大车运往巴黎。同时，他还把带不走的塑像和壁画拍了照片，印出了6大本的《敦煌千佛洞壁画集》。帝国主义的掠夺引起了爱国学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抢救这批祖国的瑰宝。1909年，清政府下令并拨出款项，把藏经洞中最珍贵的古写本文物运到北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运输途中又被一层层盗窃、撕裂，到京后只剩下8697卷，经整理存到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但是，可恶的王元篆并没有把东西完全上交，他卑鄙地侵吞国家财产，秘密保存了若干卷古写本经卷和数以千卷的写本经卷，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11年10月，王元篆无耻地出卖国家珍宝，以无知的极低价格，将300多卷写本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唐代塑像，卖给了两个日本人。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王元篆又以无知的价格（仅仅500两银子），把600多卷佛经秘密卖给了斯坦因。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也慕名来到敦煌。他看到绢画、经卷等已被掠夺净尽，就在精美的壁画上打主意。他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剥走了最精美的壁画26方和几尊唐代彩塑，运到美国后，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里。
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敦煌文物的数量是惊人的。光是各种经卷就有2万多卷，内容包括佛经、道经、摩尼经、诗赋词曲、小说、地方志、信札、户籍簿、账簿、契约文书、历书、医书等，还有绘画、织绣等工艺美术品1000多件。这些文物的流失，是中华民族的极大损失，是令人非常痛心的。
自敦煌藏经洞文物典籍流传于世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学者们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对这些文物典籍进行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世界闻名的一门学科——敦煌学。
彩票在中国发行
彩票亦称奖券，是以抽签给奖方式进行筹款或敛财所发的凭证。15世纪在欧洲已经流行。作为一种舶来品，彩票在19世纪末已在中国开始出现。当时中国彩票市场长期为菲律宾彩票所独占，菲律宾时称吕宋，故菲律宾彩票又称吕宋票。它由西班牙殖民当局所发行，行销世界各地，而以中国为主要市场。1898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战败求和，割让菲律宾权益与美国，吕宋票也停止发行，中国彩票市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缺。暹罗大票、澳门彩票、华来赐票、先令彩票以及檀香山普闰堂彩票等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烟台、温州各通商口岸销售。
中国人自办的彩票公司始于1899年4月23日，为上海广济公司发行的江南义赈票在张园开彩。这是中国第一家经清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正式彩票公司，标志着中国从销售外洋彩票到自办彩票的转折。本来，发行彩票是一种公开的带有赌博色彩的社会集资行为，清政府历来禁止赌博，但到19世纪末，中国社会政治日趋黑暗，吏治更加腐败，社会风气也渐趋没落，赌博之风便难以避免。尤其是发行彩票多以“义赈”、“善举”为名目，尤能博得社会的赞许。如广济公司的江南义赈票就是打着1898年江苏淮、徐、海三地发生灾荒，助赈官款不济的旗号，由广东商人庞乃望以报效巨款义赈灾区为名呈请设立广济公司发行的，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专利6年。广济公司的江南义赈票为20世纪中国大规模发行彩票开启了恶劣的先例。
至20世纪初由于华商广济公司的设立及彩票的热销，引起外国商人的忌羡，于是纷纷来华设立彩票公司。从1900年3月至1901年3月，外国商人经各国驻沪领事和租界当局的批准，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10家彩票公司。洋商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商业信誉，迅速开拓中国彩票市场，造成彩票在中国的泛滥。这些公司包括：
（1）广益公司。1900年3月4日经英美工部局批准开张，备有资本15万两，存放于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及上海钱庄。第一会于5月13日开彩，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头彩得奖10000元，二彩4000元，三彩2000元。因发行后销路甚旺，从第二会起增额至15000张。
（2）和济公司。为德国商人爱勒创办，系洋商在中国创立的第一家彩票公司，但开彩时间稍晚于广益公司。1899年禀请成立，1900年4月29日开始售票，5月16日开第一彩，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中彩率9.9％，头彩10000元。从1901年第11会起增额至12000张，中彩率提高到11.6％；头彩增至12000元。
（3）华洋合众彩票公司。由驻沪领事及公共租界工部局颁给执照开业，1900年4月初开始售票，第一会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中彩率12％，头彩10000元，二彩3000元，三彩1000元。5月16日首次开彩。
（4）瑞成公司。英美工部局批准开办，1900年4月29日开始售票，5月27日第一会开彩，其彩票称六围票，开彩方式与其他彩票不同：“用机器圆球两球，一球载一百二十姓字，一球载白弹一百零四个，红弹十六个；两球互相摇匀，此球所开出姓字与彼球所开出红弹相对，即为众字；若彼球所开出白弹相对，即不入众字，总以开完两球所载弹子为度。”其第一会中彩者的16个姓字为：范、彭、温、桂、雷、卫、史、张、李、董、鲍、虞、周、利、赖、易。可谓彩票中之别开生面者。
除上述几家公司外，还有太德山公司、普益公司、同利公司、大成公司、通利公司、广利公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