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都统衙门
天津都统衙门，全称是“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又称“天津临时政府”。是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建立的殖民统治机构。
早在联军攻占天津之前，各国的指挥官就在酝酿武力统治天津的问题。1900年7月16日，即联军攻占天津的第二天，沙俄海军中将阿利克谢耶夫便借口讨论恢复天津秩序，召集各国指挥官会议，建议设一临时政府来管理天津，委派一名具有行政权的总督主持临时政府的工作，总督之下根据出兵的国家数目设立只拥有发言权的8人委员会。由于沙俄乘机独掌天津大权的意图明显，遭到多国指挥官的反对。7月18日，阿利克谢耶夫又召集第二次联军指挥官会议，提出由三国委派三名具有同等权力的成员，组成“临时政府”，这一折衷方案获得与会国的一致同意，并通过了由俄、日、英三国提出的沃加克上将、青木宣纯中佐和鲍维尔中校三人担任委员的提议。7月30日，天津都统衙门在原直隶总督衙门旧址成立。俄、日、英三国各推出的一名军官组成三人委员会，三人均称“都统”。至11月，又增加法、美、德军官各1名，扩大为六人委员会，次年4月15日，增加意大利军官1名，变成七人委员会，5月10日，美国代表退出，又变成六人委员会。分设总文案（即秘书处）、汉文案、巡捕处、发审司、库务司、工程局、卫生局、河巡捕等八个部门，均委外国军官和“中国通”掌管，另有一支由900名侵略军组成的“巡捕队”。起初，都统衙门的管辖范围为“天津城内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方”，到1901年2月13日，其管辖范围扩展到天津四郊，设塘沽区、军粮城区、天津城区、天津南区和天津北区5个区进行管理，除天津城区外，每区委派1名军官担任区长官，在服从委员会领导的前提下，区长官有独立处理区内事务的行政权、用人权、治安权、司法权、征税权及开发权。由于统治区的扩大，天津都统衙门改名“天津地区临时政府”。天津都统衙门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全权，对天津城乡居民实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是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都统衙门的主要职能是镇压与防范人民反抗，它以重建秩序、保障安全为由，对义和团及天津官民进行血腥镇压和威胁恫吓，其巡捕队对城区分段清剿，两年多时间经审判而被杀害的中国人有66人，而巡捕队在各地区就地处决者更不计其数。
都统衙门的殖民统治还表现在拆毁城墙及破坏军事设施和防御工事上。它把天津城墙全部拆除，削平了天津、北塘、山海关、大沽、芦台、新河等20多处兵营和炮台，清政府在北直隶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被荡除。都统衙门的殖民统治还表现在无偿霸占天津官民财产、横征暴敛方面。它将天津地方政府的财物及许多官绅之家、富商大贾因逃避战乱而遗弃的家财全部没收。而后，广设税卡，大收捐税，共收捐税275万余两，支出257万余两，支出款项除相当部分用于发放各国委员及雇员的工资外，还用大量财力修建游乐厅、跑马场和妓院等，也有一部分用于疏河、修桥、修路等，但这不是为造福天津人民，而是为扩大军事侵略和榨取天津人民血汗服务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有关各国交涉交还天津。直到1902年5月间，公使团才允许交还天津，与各国商洽接收事宜。8月15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接收天津，都统衙门撤销。
袁世凯在奏折中详述其接收天津的经过：“查天津交还一案，应由臣率同在津文武地方官前往接收，当经檄饬津海关道唐绍仪会同长芦盐运使杨宗濂、天津道张莲芬、天津镇总兵吴长纯等，督同天津府县暨随带文武各员，先期赴津，于七月初五日与各国驻津都统及各执事司员接洽晤面，各都统等均接见甚欢，任听华官在天津地方部署一切，并准各委员至该都统署考查各司员所办之事。查天津自各国联军占据以后，创设都统衙门，治理地面，其自天津全县以逮宁河县镇、塘沽北塘、沿海各地，均归管辖，该都统署内划分八股办事，一总文案、一汉文、一巡捕、一河巡捕、一发审、一库务、一工程局、一卫生局。其外复有划分四段，一城北段、一城南段、一军粮城段、一塘沽段。每段每股均各派员分司其事，此各国在津治理地方之大略情形也。现既议定接收，所有各股各段，均经臣预先遴员前往接替，并将臣前在保定募练之巡警队两千人，预调来津按段接办。其各国原设之华捕一千余人，亦暂行酌留，免其流落滋事。复在附近津城二十里内，按东西南北及四隅，分设保甲局八处，每局派文武员弁各一人，酌带马步巡丁，稽查匪类。其二十里外，则分拨营队扼要屯扎，海口及附近铁路各处，酌派水陆巡警队，分布弹压。以上各项，均饬由唐绍仪等先期筹商布置就绪，议明于十二月一律任事。”
袁世凯乘火车由北京到天津后，直赴都统衙门，将所有地段及官场各产一一接收，并由各都统当面呈交会议日录、财务簿、银款票据、各案犯卷宗、各工程卷宗、各合同底卷、袁与各都统签字画押，随即将都统衙门裁撤，各联军巡捕队开拔离津。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庚子死节五大臣
1900年7月29日和8月11日，清廷先后诛杀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大臣。义和团初起，许景澄和袁昶等就主张力行镇压。许景澄，浙江嘉兴人，同治进士，1880年为出使日本大臣，1884年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1885年兼任驻比利时公使，1890年任驻俄、德、奥、荷公使。1898年9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袁昶，浙江桐庐人，光绪进士，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参加中法《天津条约》的谈判，1898年向朝廷上书，提出理财、练兵、开矿、洋务以及改官制、兴学校等建议，引起光绪帝的注意。同年9月调直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9年任太常寺卿。
1900年5、6月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轰轰烈烈展开，许景澄和袁昶与一众力主招抚义和团的朝臣不断辩难，坚决主张镇压，以免祸起萧墙，终至不可收拾。1900年6月18日，许景澄和袁昶二人上奏反对利用义和团向列国开衅，言：拳匪乃白莲教余孽，在北京杀人放火，请责成裕禄速剿，以免酿成大祸。7月8日，二人又上奏：祸乱日亟，局势垂危，请保护使馆，责令甘军退出城外，令荣禄限期驱逐义和团。7月23日，在八国联军围攻天津，沙俄大举侵略东北，义和团和清军艰苦抵御列强，形势极为危急的时候，许、袁预料中国断无侥幸战胜列国之理，遂冒死第三次上书，请诛毓贤、裕禄、董福祥、刚毅、那桐等误国误民信崇义和团邪术大臣，以取信各国，挽救时局。上书言：拳匪初起，容易荡平，毓贤、裕禄养痈遗患，以致今日如此形势。拳匪实乃心腹大患，无知大员竟视为义民，为各国所仇笑。拳匪所谓扶清灭洋，是灭在中国之洋？抑或灭五大洲之洋？此实是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裕禄谎报大沽全胜，董福祥纵容部众乱杀洋人，徐桐素来糊涂不识利害，刚毅与拳匪勾结冥顽之极，启秀谬执己见坚持开衅，赵舒翘居心叵测工于奉迎乱为拳匪张目，此数人皆为误国误民信崇拳匪邪术之可杀大臣。近日天津失陷，洋兵节节进逼，诚恐旬日之间，直扑京城，恃拳匪阻洋兵进城难矣。当今之计，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辞以止洋兵；不诛袒护拳匪大臣，不足以剿拳匪。其他袒护拳匪大臣，不论亲疏，亦当治以重罪，以使误国误民信崇乱民邪术者戒之。此疏一上，载漪、刚毅等大怒，言必杀二人以泄愤，遂向慈禧太后进言，说：许景澄、袁昶二人为光绪亲臣，常对太后不敬，请捕之杀之。慈禧联想到近一月来凡议朝政，许、袁二人总是大言炎炎，动辄顶撞，再经载漪、刚毅等添油加醋地诬陷，顿时大怒，下令杀此二人，以封众臣之口。7月28日，许、袁二人被捕。29日，上谕二人罪状，言：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实属大不敬。当日，即押往菜市口处斩。沿途义和团见斩二人，无不拍掌大笑。行至刑场，监斩官徐桐子徐承煜欲侮辱二人，二人严辞痛斥，从容就刑。二人死后，载漪、刚毅等余怒未息，二人家眷不敢收尸。第二日，兵部尚书徐用仪凄然下泪，派人用棺木收敛。
8月11日，载漪等诬主和者兵部尚书徐用仪办理洋务遗祸、户部尚书立山私通洋人、内阁学士联元犯有离间罪，矫命处斩三人。徐用仪，浙江海盐人，咸丰举人。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在历次朝议中，主张“民团不可深恃，外衅不可深启”，力主和议，多次冒犯慈禧太后。立山、联元二人被杀也是如此原因。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令李鸿章等与各国议和。各国公使首先提出治载漪、刚毅、董福祥等人死罪，并要求开复徐用仪等五大臣原职，以示昭雪。
1901年2月，各国公使以照会形式正式压迫清政府，要求开复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五大臣原职。在各国公使的不断压迫下，清廷无奈，只得于2月13日下旨，恢复徐用仪等五大臣原职，满足了各国公使的要求。因此，此五大臣始被称为“庚子死节五大臣”。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积极准备进攻北京。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在选任联军统帅和何时进军北京问题上发生分歧。7月27日、8月1日和3日，联军三次召开会议，协调关系，计议进军北京问题。8月3日，联军决定次日进军北京。因各国均欲遣将做联军统帅，无一国相让，故决定各国统兵将领于每晚或必要时集会一次，集体商定进军和协作问题。
1900年8月4日午后3时，八国联军2万多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这2万余人中，日军8000多人，俄军4800多人，英军3000多人，美军2000多人，法军800多人，意大利奥地利共100多人。
德军主力8000多人正在赶赴中国途中，此次进军北京只有200多人。联军分两路向北京推进，英、日、美军担任左翼，沿运河西岸北进；俄、法等国军队担任右翼，沿运河东岸北进。
此时，京、津地区义和团由于清政府的分化和清军的围剿，已散失殆尽。但各地勤王军也已抵京津一线，达3万人之众，驻北京地区武卫军、甘军及虎神营等约3万人，从天津溃退下来的宋庆、马玉昆部有1万多人，再加上直隶练军，总数在10万人左右。虽有10万人之众，但能战者不多，只有武卫军、甘军虎神营、马玉昆部及少数精锐练军共约四五万人勉强能战，其余均是乌合之众，且军出多门，朝令夕改，再加上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吓破了胆，一再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谈判，企图通过乞和投降换取联军停止进攻北京，未选派得力将领进行周密布防，致使八国联军向北京推进势如破竹，清军和义和团节节抵抗，节节败退。8月5日，河西左翼日、英、美联军抵达北仓。守军马玉昆部和聂士成残部与当地义和团民在运河两岸挖掘战壕，放河水阻遏敌军，打退敌数次进攻。后联军猛攻由聂士成残部把守的韩家墅，随即从侧翼夹攻，清军不支，北仓失守。北仓之战，联军伤亡颇重，其中日军伤亡400多人。河东右翼俄法联军因清军挖掘运河水阻挡，未能前进。北仓失陷，清军退至杨村，裕禄、宋庆、马玉昆合兵一处。6日，联军进攻杨村，宋庆、马玉昆督军应战，双方大炮猛轰。不久，清军不支败退。宋庆、马玉昆部北逃通州，裕禄“见事不可为，口呼智穷力竭，辜负皇恩”，自杀身亡。8月7日，坚决主张抗击八国联军、力阻议和投降的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抵达河西务。9日，李秉衡率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等部勤王军与敌交战。但这些清军战斗力极差，联军扑至，稍作抵抗，见联军势猛，一溃而散，逃回本省。李秉衡无奈，只得于10日率残部退往通州张家湾。
8月11日，八国联军跟追扑至张家湾。此时，各省勤王军已散，能战的武卫军已退至北京防守。李秉衡见大势已去，遂上奏朝廷言：“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路，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书完奏稿，自杀殉国。李秉衡曾试图严明军纪，但联军进攻不止，无一刻喘息。
8月12日，敌军扑至通州，宋庆部一触即溃，退回北京。联军马不停蹄，跟追而来，于13日直逼北京城下。
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抵北京城外，北京城内一片混乱。义和团和部分甘军猛攻东交民巷公使馆，企图拿获各国公使作人质，胁迫各国退兵。各国公使知救兵将至，拼死抵抗。慈禧太后企图利用停火协议保住北京的打算已经落空，准备逃离出京。王公大臣、文武官员、甚至各部院当差人员更是惊慌失措，争相携带家眷财物出京外逃。清政府统治机构完全瘫痪，整个北京混乱不堪。但载漪的神机营和虎神营、董福祥的甘军、荣禄的武卫军以及其他残兵，共4万多人，仍分头防御，坚持守卫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