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传说——“神农尝百草”
在我国古代，民间盛传着关于神农的故事。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载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尚无“茶”字，曾有人考证，“茶”字就是“茶”字的古体字之一。此外，《尔雅》中亦载有“茶”的古体字“槚”等。据古书记载，神农即神农氏，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上古时期氏族部落的首领，他带领部落的人们种百谷，植桑树，从事农业耕作。
为了治疗人们的疾病，神农氏经常寻草药于深山大川之中。传说神农氏有着透明的身体，草药入肚后，药行到何处，药效及治病机制明晰无疑。他每日口尝数种草药，有的含剧毒，使他口干舌燥，五内若焚，每当遇到此种情形，神农氏就找寻茶叶放在口中慢慢咀嚼，其味苦涩而后甜，随之舌底生津，身体诸种不适便逐渐消失，且神志愈发清醒。有一天，神农氏尝了一种草后，肚肠突然一节节断了，而茶叶又找寻不到，于是就断肠而死。
神农氏的传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历史的真实性。可以说，神农氏是传说中世界上对茶叶最早发现、认识和利用的第一人，是中国古代农业和医学的创始者。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奉神农氏为“三皇五帝”中的“炎帝”。
巴蜀——茶的起源之地
《茶经·一之源》载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树最早产于滇、贵、川，那里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肥沃的土壤，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约100万年前地球进入冰川时期，大部分亚热带作物被冻死，而滇、贵、川特有的温湿地理环境，使这一地域中的许多植物，包括茶树得以幸存下来。据考证，滇、贵、川地域有着众多的野生茶树。其中，在滇南勐海县大黑山原始丛林中发现的高达32.12米的野生大茶树，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茶树。
据日本科学家研究发现，茶的传播以滇、贵、川为中心，向外辐射。南迁因气温变暖，则向乔木化、大叶种发展；北迁因气温变寒，则向灌木化、小叶种进化。有人认为，地球上北纬45°以南，南纬30°以北区域内的50多个国家所种植的茶，全部源于滇、贵、川。同时，茶的饮用也最早从滇、贵、川开始。
汉代《华阳国志·巴志》中有确凿的文字记载，曰：“自西汉至晋，二百年间，涪陵、什邡、南安（今剑阁）、武阳皆出名茶。”还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且园有芳翡、香茗。”文字表明，巴蜀地区远在3000年前的周朝就有人工种植的茶园，茶已经是生活中的重要饮品和朝贡给天子的礼物。
对于茶树的人工种植，虽然文字记载始于周，但茶学界公认是在汉代，即蒙山茶的种植。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曰：“西汉有僧从表岭来，以茶实蒙山。”《四川通志》载曰：“汉代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八小株。”蒙山是位于四川雅安县和名山县之间的历史名山。“蒙顶山上茶，扬子江中水。”这是后人对蒙顶茶的最好赞誉。
“以茶养廉”的故事
茶之饮，始于周，盛于汉。两汉时期，社会崇尚简约、朴素和节俭，传世的汉代艺术品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马、汉隶碑刻、铜印等，均向我们展示其古拙、雄强、浑厚、阳刚的气息，折射出汉代社会俭朴的时代特征。
自汉入两晋南北朝，时尚去汉甚远，官吏士人皆好奢侈，聚敛财物，夸豪斗富。《晋书》卷三十三载曰：“何曾性奢，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于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提出力纠奢靡、恢复两汉清廉之风的主张。
至南朝齐世祖武帝，下旨其死后灵位前只以干饼、蔬果和茶祭之。“以茶代酒”，且“以茶养廉”，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茶，第一次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实现了茶由简单的物质功能上升至文化功能的飞跃。鉴于此，“以茶养廉”标志着中国茶文化史的起源。
陆羽与《茶经》
陆羽（733—804），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号桑宁翁，又号竞陵子，湖北竞陵人。
竞陵，即今湖北省天门县。唐代时，竞陵宛如江南，为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诗人皮日休在《送从弟皮崇归复州》有诗赞曰“竞陵烟月似吴天”、“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等。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曰：“陆羽为弃儿，由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唐代寺院多植茶树，寺院众僧以茶助禅，故陆羽自幼熟练茶树种植、制茶、烹茶之道，虽年幼已是一等茶艺高手。面对晨钟暮鼓，黄卷青灯，陆羽志不在佛，终于在智积禅师欲为其剃度皈依佛门时，跑离了寺院。陆羽时年约12岁，此后浪迹江湖。
天宝五年（公元764年），陆羽得识竞陵太守李齐物，为太守府座上客。李齐物欣赏其诗书，勉其学业，劝其弃杂戏。陆羽又与礼部员外郎崔国辅结为忘年之交，而崔国辅与杜甫友善，长于五言古诗，陆羽受其指授，学问大进。在其22岁时，陆羽拜别崔国辅，告别家乡，开始了云游天下、结交四方挚友、立志茶学的研究生涯。
公元755年，陆羽住乌程苕溪（今湖州），结识了许多著名文人，如大书法家颜真卿、诗僧皎然、诗人孟郊、皇甫冉等。多年的云游生活使他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各地茶的资料，江南清丽宜雅的山林水郭，友人的倾力支持，都使他从心底萌发出写就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的激情。经过一年多的整理构思，即公元763年，陆羽时年28岁，人类历史上关于茶的第一部专著——《茶经》诞生了。
《茶经》对茶的起源传说、历史记载，采摘、加工、煮烹、品饮之法，水质、茶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习俗等内容皆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从而使茶学升华为一门全新的、自然与人文紧密结合的崭新学科。《茶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茶文化步入成熟时期。
宋人斗茶
斗茶亦名“茗战”、“点茶”，其法承传唐朝烹茶技艺。唐人用釜煮茶，宋人则改用茶末置碗中，注沸水，用“茶筅”搅拌、和匀，使茶汤成乳液状，表面泛起白色泡沫，茶碗内沿与汤面沫花相接天然，无水痕，沫花持久不散，称之“咬盏”；直到花散水出，称之“云脚散”，由此评定茶的胜负高下。
蔡襄《茶录》记载斗茶之风出自贡茶之地建安北苑山（今福建省建瓯县凤凰山麓北苑）。因产制进贡，需定高低，则日久形成品评之道，蔡襄称之“试茶”。此法大得文人雅士喜爱，是以宋徽宗《大观茶论·序》载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
著名词人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诗曰：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可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斗茶初创于民间茶区，其技巧性强，过程富于趣味，故为文人士大夫接受，乃至皇帝也加入到斗茶行列。几乎漫及各阶层的斗茶之风，促使宋代饮茶之风更胜于唐代。器具的讲究、技艺的精湛是宋代茶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朝纲凌乱，社会反复动荡，茶人也只能寄情与此。但此时与唐代陆羽时那种炉火旺红，釜中汤沸，茶气弥漫升腾，至人以潜心静虑，问茶悟禅，充分享其天人合一、宇宙大同而道法自然的情景相比，斗茶的格局意蕴要逊色得多。当然，宋人士大夫尚意式的品茗，追求茶饮与自然环境的契合，以山水泉壑佐茶思，抒胸中浩然之气，融茶于文学、书画艺术之间，可说是茶文化发展的新亮点。
宋人的另一种烹茶技艺是“分茶”。这种茶艺形式初创于北宋时期，人们在斗茶评定茶的优劣之暇，尚进行着分茶观汤的游戏。同斗茶一样，分茶即用釜煮茶末，汤沸时产生无数白色泡沫汤花，再倒入茶碗中，用小勺搅拌茶汤，宋人茶碗多为黑釉建盏，而茶汤表面泛起的白色汤花与茶碗之黑色、茶汤的嫩黄浅绿相映成趣，共同组成许多不可名状的图案，宋人称之为“水丹青”。陆游在其《临安春雨初霁》诗曰：“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茶禅一味
茶的饮用在唐代得到了迅猛发展，起源在于佛教禅宗的流行。禅，意为坐禅静虑，讲究的是参禅悟道，正所谓“顿悟”。坐禅入定，茶可破睡提神，茶味之先苦而后甘的过程似与问禅的渐入佳境相似。当然，茶味之苦更多与佛教的青灯苦寂吻合，或者说茶的本性与佛理有诸多贯通之处。唐代赵州观音寺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和尚。《广群芳谱·茶谱》引《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那里，禅师问僧人：“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去吃茶去，不曾到也去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这便是日后禅林法语“吃茶去”的由来。吃茶就是坐禅、问佛乃至顿悟，故后世有“茶禅一味”之说，茶饮之法正式列入禅宗《百丈清规》。赵朴初先生曾作诗云：“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启功先生又有诗云：“七碗神功说玉川，生风枉讫地行仙。赵州一语吃茶去，截断群流三字禅。”
书斋品茗与世俗清饮
元代蒙古人主朝，与豪放粗犷、以酒为饮的游牧民族生活习性相比，过于细腻精致甚至繁复的茶艺自然沦落到前所未有的低谷期。文人士大夫有感于山河破碎、国朝倾覆，加上汉人备受歧视，文人地位低下，故而纷纷隐于书斋，隐于山林，“推开世尘事，不在五行中。”先朝热闹异常的茶艺也逐渐成为文人书斋中更趋雅致的品茗活动。这一变革，恰好修正宋代因茶技的穷极精致而导致茶文化出现的弱化之势，进一步发展了宋代尚意式的文人饮茶之法，为茶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了人文和物质的基础，同时也开启了明清文人书斋式典雅的饮茶方式。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文人士大夫虽胸怀大志却无处施展，只能寄情于山川泉壑、琴棋书画。这些文人士大夫大多为饱学之士，其爱茶，艺茶，以茶雅志，“养吾胸中浩然之气，涤心中之块垒。”“吴门四才子”中的文征明、唐寅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金冬心、丁敬、汪士慎等，他们于绘画、书法、琴棋之艺，可以说是无所不精，同时于茶饮一道又极为嗜好，茶饮题材成了他们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内容。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唐寅的《事茗图》、郑板桥的《墨竹图》、金冬心的《双井茶饮隶书轴》、汪士慎的《墨梅茶熟图》、丁敬的《茶荈相对册页》等，皆以茶融自然与自身情感为一体，以慰藉他们以及无数文人的心灵，在归隐的生活中，昭示他们一片绿色的憧憬。
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这种用沸水冲泡整叶茶的瀹饮法，简便异常，尽茶之真味，可谓天趣悉备。散茶的饮用、书斋式品茗的特定环境及文人对茶艺的钟情，促使紫砂壶制作有了崭新的变革，壶制更宜于把玩，更宜于雅赏。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明清茶饮从文人书斋到平民大众的普及，使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又被人们认同为高洁的民族情操。人们不断通过茶事活动，完善茶艺、茶礼、茶俗在各阶层、各地域的发展，这一品饮的世俗化在茶馆的历史变迁中得以显现。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市井茶肆；宋人的《梦粱录》对南宋时期临安（今杭州）遍及大街小巷的茶馆、茶坊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绘写清末市井生活，其中茶坊百业之态是其笔墨重彩之处。
今江南某地的湖心亭茶室是旧式茶馆的典范，馆堂布置、器具饮式均让人品味到传统茶馆的深厚历史积淀。上海“南香茗茶行”则是现代茶庄的代表，其连锁经营已形成茶业新的品牌。店内不仅有各地名茶，并以专营安溪铁观音和云南普洱茶为其特色，且展示茶庄收藏丰富的陈茶及茶具，间以名人书画，客人可三五小聚，相约品茗。尤其是店内珍藏近百年历史的古董普洱茶可赏可尝，茶汤甘滋醇厚，妙不可言，堪称一绝，在此可赏鉴茶艺历史的雪泥鸿爪。
茶馆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文人雅士可以高谈阔论，山野村夫也可以说古道今。茶馆是民间人际交流的室所，是百姓大众抒发情感的场地，是打发人们闲暇时光的空间，是滋养培育朴实民风、民俗的摇篮，是社会生活历史留痕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