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王小波去欧洲旅行，在荷兰的时候，他被那里的乡间牧场震惊了，那里的牧场有着一套精巧的排水系统，出自17世纪的荷兰人之手。有了这样的排水系统，就算下大雨牧场也不会被淹，因此那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王小波从17岁开始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但是插来插去从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拿荷兰牧民和遇到的乡亲父老作对比，王小波得出了一个很无奈的结论，荷兰牧民比较聪明，并且，他们能用这种聪明改善自己的生活。相比之下，王小波遇到的那些父老乡亲都过于朴实，在忍耐痛苦方面的本领可谓无人能敌，但对自身的生活状态提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只能日复一日地忍耐，这就造成了极度的贫穷和痛苦，并且这种贫穷和痛苦是普遍存在的。
王小波觉得，造成这种情况，儒家文化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王小波自称是墨子的门徒，因为墨子立论往往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的，关心民众实际的福利，王小波觉得这种看法很对。但是儒家文化就不一样了，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就说儒家的圣人孟子吧，当初见梁惠王的时候，他就开门见山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结果大家就都很穷。
我们不知道王小波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诚然，在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念里面有很多崇高的东西，像仁、义、礼等，但其对民众的实际利益也是十分关心的。孔子和孟子都认为，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治理一个地方，首先就得让那里的民众富裕起来，其次才是教育他们。先富后教的观点，孔子已经明确提出来了，孟子讲这一点的时候更具体，提出了一整套操作体系，以期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黎民不饥不寒”的地步。
一般认为，儒家文化有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值得人去了解的，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可能更像是伦理领域而不像哲学领域的。不过，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哲学意味就非常浓了。朱熹在王小波笔下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王阳明他没有提到过，但是提起孔孟程朱的时候，王小波往往是持批判态度的。
但事实上，朱熹的哲学体系是非常之好的。在他看来，我们凡事要依照天理而行，天理就是处事最恰当的准则。至于方法，在朱熹这里就是格物，即剖析事物，从而找出处事最恰当的准则。这就是说，遇到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得先分析这件事情，然后找出处事最恰当的准则来处理它，这真是非常好的观点。
倘使按朱熹这样的哲学来处事的话，那么贫穷和痛苦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能像王小波笔下的荷兰牧民一样聪明。好比说，在青虎山插队时，分析往山上送粪这件事，就会得出恰当的准则，用驴送粪比人送粪更优胜。而那些人并没有这样做，产生的问题显然不能怪罪于孔孟程朱这些人，应该说，儒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变质和扭曲。这种变质和扭曲的文化，才是导致贫穷和痛苦的原因。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儒家文化之中也的确存在着弊病，如王小波说的，这种文化中缺少了对快乐、幸福和生存状态的关注。
王小波的工人生涯
1975年的时候，政策有所松动，王小波回到了北京，开始了他的工人生涯。之前在云南的时候，王小波就在工厂里面工作过，当时他得了肝炎，民间传说糖对治疗肝炎有效，因此他的病稍稍好转就去了糖厂工作。在那里他吃了不少糖，常常是拿起糖块就啃，样子好像是要“一板砖把自己拍死”。
有资料说，王小波的工人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2年到1973年的时候，他在牛街教学仪器厂当工人；1975年转到了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作，直至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但这资料其实是不正确的，1971年到1973年，王小波主要在家养病看书，1974年的时候，去了青虎山，1975年回到北京，进了工厂，但据王小平说，这工厂不是生产半导体的，而是生产可控硅的。
在王小波的工人时期，他主要和病重的父亲在一起，其他家人当时都四散在了外面，因此他们对王小波这段时期的经历都不是很了解。王小波的母亲甚至连厂名都不太记得了，王小波的姐姐王小芹则回忆说，王小波的工作似乎与砂纸有关，具体的她也不清楚。王小波从来没带他的家人去过厂里面，只有一次和母亲与姐姐路过的时候，他在厂子门口指了一下，说那是他工作的厂子。
根据调查，王小波工作过的地方位于什锦坊街，厂名叫无线电元件厂，但是那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纷纷表示，自己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因此，王小波在这段时期的故事，恐怕要被埋没了。不过，他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正是以工人时期的这段生活为背景写成的，我们似乎能从侧面看出王小波在工厂工作时期的影子。
这本小说收录在了他的中篇小说集《黄金时代》里面。不过其中的主人公并没有在无线电厂工作，而是在豆腐厂工作，不幸的是，在这里他又中了一个大彩，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厂里的头头老鲁，结果整天遭到她的追杀，苦不堪言。王小波曾对他的朋友提起过他在厂里上班的事情，说那里很无聊，都是老太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但在豆腐厂里面，他恐怕再也不会感到无聊了。
投石机在现实中的原型
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写到了“文革”时武斗的事情，两派人先是拳脚相加，然后用长矛交战，最后甚至出现了枪炮轰鸣的交战。有件事王小波很好奇：身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人，身穿铠甲上阵与人交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自我感觉如何？后来王小波到美国去留学，跟他的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情，那外国朋友却不相信，还以为王小波说的是愚人节玩笑呢。
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也讲过这方面的事情，那时候，人民大学的学生也在进行着这种交战。一开始他们进行的是长矛战，把书缝在衣服里做护具，然后他们又开始远距离战争，各自占据据点，用巨型弹弓和投石机作战。不过，王小平说，人大的孩子工程头脑略逊，尽管武斗一再升级，也仍旧停留在了冷兵器时代，像清华大学的学生就厉害多了，甚至连改装成功的坦克车都有，还制造出了玻璃瓶燃烧弹，杀伤力极大，炮火声甚至连中南海都听得见。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他写道，主人公全家被扫地出门，父亲留下主人公在家里看家，结果他也加入了武斗，制造出了一台威力惊人的投石机！那投石机真是妙得很，有风速仪测风，有拉力计测拉力，还有光学测距仪等，所有能动的地方全是精密刻度，并且威力极大，500米以内百发百中，被击中之人无不哭爹喊娘，在瞬间就失去所有战斗力。他简直爱死这台投石机了。
事实上，这台投石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有影子的。当时人大的学生，就制造了这样一台投石机。那是他们远上西藏请那里的牧羊人指导制造的。西藏牧羊人放羊的时候，哪头羊偏离预定路线，牧民就会发射飞弹，将羊打回原来的轨道。投石机能击出一二百米远的距离，威力惊人，并且经过训练后准头无比。王小平就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同学在武斗中不小心把手伸出了窗外，结果对面战士马上开动投石机，一石头过去，他的四根手指登时就被打烂了。
王小波在小说中写到的那台投石机，正是以西藏牧民的投石机为原型的。不过，这些事情当然都不是王小波亲身经历的，除了被扫地出门这件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之外，其余都是他虚构出来的。在“文革”初期，王小波真的有参与进去，那时候他还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为《牛头·马面·判官·小鬼》，讽刺“文革”中的派系斗争，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因为大字报没署名，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在那里议论纷纷。后来，王小波的妈妈无意间提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是王小波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