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网友读了他的这段描述之后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具体地说，王小波描述的就是他的老婆。她在医院学习了6个月，然后又实习6个月之后，回家就给她的老乡们动手术了，在他们的肚皮上横砍竖切。王小波当时去治病的医院，也是这种情况，最后他让医生给他吃点维生素，就当是治病了。
当然，王小波的病没有治好，他想请病假回家，领导们不同意，只让他想想当前的大好局势，还说他情绪上面有问题。王小波那时候的情绪的确很悲观，而且他生了病，当然快乐不起来，生病的时候抑郁是正常的，如果这时候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那才是情绪有问题呢。但是领导那么说，王小波也没办法，只能继续在云南待着，后来领导总算是批准他请假回家了，到了北京之后，他的肝炎才得以治愈。
如果有一天要去孤岛
对于王小波来说，在云南生活最大的痛苦，还是在于精神生活的贫乏。那里没电视，没电影，也没有什么文化消遣，最让人忍受不了的还是没书看，他曾带过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结果被翻成了一卷海带的模样，再后来被活生生看没了。王小波说，如果当时有书看，《变形记》也不至于落得这副悲惨的下场。后来王小波做客《孤岛访谈》节目，主持人虚构出了一个“孤岛”，问王小波是否能想起云南插队时的情景，王小波回答说肯定可以。
按王小波的理解，主持人所说的“孤岛”可能就像是鲁滨孙流落的那个荒岛一样，充满孤寂，需要打发大把大把闲散的时间。主持人问王小波说，如果让他带一本书去“孤岛”，他会带什么书。考虑到孤岛是这样一幅景象，他觉得该带本能熬时间的书，那么，他会带什么书呢？或许他会带本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带本罗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带本杜拉斯的《情人》？但是他不，他居然说，要带一本习题集过去，可能会带基米诺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带《几何学大辞典》什么的。这回答让主持人大感意外。
王小波自小就喜欢数学，在小学的时候还曾拿过全年级数学竞赛第一名呢。他别的科目成绩都不怎么好，数学竞赛居然能夺魁，以至于他妈妈怎么都不相信，还以为别人弄错了。后来，在学业中断期间，他还常常和哥哥王小平一起做习题，开动脑筋，想题想得昏天暗地。事实上，在无聊的时候，王小波真的会通过做习题来打发时间，他妻子李银河先他两年出国，他在家一个人无聊，也是靠做习题来消遣的。
当初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就是缺少了这样一本习题集。那时候他的消遣，主要就是和别人下象棋。王小波家里面有不少棋谱，他还曾和他哥哥王小平专门研究过象棋的下法，有一阵子他的棋艺还很不错。在作品中王小波曾写道，主人公和别人下象棋，连赢十几把，把对方的脑门都杀紫了。但是，在百无聊赖之中棋下多了之后，他的棋艺越来越差了，到了后来，他连刚会走几个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所以，对王小波来说，下棋也不是好的消遣方法，还是做题好。
把时间往回推几十年，王小波在云南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些清晰明智的想法，当时他只是觉得活着挺没劲的。在那个年代，他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他们，这些人的思维已被8个样板戏占领了，他们自己被占领还不够，居然要别人也被这些东西占领。领略智者的智慧和卓越的艺术，这种感觉能让人兴奋得发狂，也一直是王小波不断追寻的，但是那些军代表却要剥夺他的这种乐趣，他们加之于王小波身上的痛苦，是不言自明的。
由此王小波进一步谈到，有些人正打算对人类的思维进行灌输，譬如说，要让小孩子在三岁背诵唐诗等。王小波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因为知识是给我们带来快乐和趣味的东西，而不应背其道而行，把功利的目的施加在上面。在灌输中我们失去了学习的乐趣且不去说，问题是，别人灌输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一定就是好的？
救世情节与瞎浪漫
王小波在云南经历的痛苦，和他同去的那些人都感同身受，王小波曾问起过和他一起去云南的萧林，为什么当初放着干校不去非要来云南？他的回答和王小波想的一样，他也是受到了外国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觉得云南那么浪漫的地方简直美极了。可结果去了之后他们都发现，自己上了大当了，有些同学对那里的生活实在受不了了，就越境去缅甸当了缅共人民军，哪怕死去，也要轰轰烈烈一回。
王小波当时也面临着这种选择，没人让他去缅甸，那些去缅甸的人，也同样没人邀请，他们完全是自发过去的，甚至王小波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也过去了，这让他很受刺激，觉得是不是自己也该过去。在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一心想着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有一天晚上，王小波边抽着香烟边考虑这个问题，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觉得不能去。
后来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王小波十分庆幸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当时大家共同的目标，所有的有志青年都这么想，但王小波觉得，这件事很不对头。首先，他不认识那些受苦的人；其次，那些人也没让他去拯救；最后，他自己还需要拯救呢，有什么资格去拯救别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凭自己的力量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纯粹就是个笑话。因为倘使我们要去帮助一些人，肯定要知道那些人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决定是不是该去帮助他们。那时候大家只叫嚣着要去解放别人，至于要被解放的那些人是什么情况都全然不知，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笑话，所幸王小波没有被蒙骗。
曾经有一个弟子问师父：“您能谈谈人们的奇怪之处吗？”师父回答说：“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他们从未活过。”套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傻×，一种是亡命徒，那些因盲目举动而最终与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就是傻×。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我们都是这种人，也就是王小波笔下的亡命徒。所谓亡命徒，在王小波看来，就是付出一切追求自己所愿的那些人。我们都在这么做，都希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能够实现，之所以这种人最后会分道成傻×和亡命徒，在于前者失去了理性，不会好好地思考。他们只知道跟着世俗的指挥棒走，指挥棒往东边一指，他们就一窝蜂地拥上去。诚然，东边的确有一些好东西，但这些东西未必就是他们需要的，可能西边的东西他们更需要，但是很少有人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路线，结果就成了傻×。王小平说，当初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就是一个傻×青年。
后来，王小波明智了，觉得再也不能当傻×了。后来有人说，中华文明将要拯救世界，王小波觉得这和当初的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因此有必要提醒一下。在王小波看来，解救受苦的人并不是不好，恰恰相反，那是很好的，问题在于，那些你想要解救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受苦，你却非要去解救他们。救世情结当然是高尚的，但失去理性的救世情结，就是瞎浪漫。
被诱发的创作冲动
在王小波的整个文学生涯之中，云南的这段经历是至关重要的，不仅给他提供了很多的创作素材，而且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有了创作的冲动。从小王小波就喜欢看书编故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还被当作范文在学校广播，这无疑对他的写作有激励作用。但是那些时候他都没有开始写作，到了云南之后，王小波才开始尝试写作。
后来在一篇文章之中他写到了当时的感受：“我17岁到云南，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面往四下看，四处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缓缓地拂过。”于是，他觉得应该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在某一天晚上，王小波在半夜里起来，避开了所有人，悄悄走到窗前，借着月光，用一支蓝水笔在镜子上写，写了涂，涂了再写，直到整面镜子都变成了蓝色。
1980年的时候王小波在一本名为《丑小鸭》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地久天长》，小说正是以云南的生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讲述了“文革”时期三个知青在苦难生活中的友情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小红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勇敢率性、聪明纯真、生机勃勃、充满自信，文中形容她“像光明一样”，后来她却得了脑瘤，不幸去世。当时杂志对这篇小说评价很高，还给小说配上了一篇评论文字，但可惜的是，小说发表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982年的时候，王小波开始写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篇小说同样也是写发生在云南的事情。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没有人知道他为这个小说修改过几遍，只知道他是花了大功夫来创作这部小说的。在王小波看来，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主要还是看作者是不是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完善。后来小说写成了，他也感到很满意，跟别人提起这部作品的时候，连谦虚都忘了，说自己写得很有境界，随即又笑说，他好像是在夸别人的作品，这么没节制！
尽管云南的经历可能为王小波的创作提供了帮助，但对于去云南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好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会转化成坏的，坏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也能转化为好的。王小波倒是同意这一点，但并不能由此说，坏的事情就是好的。他举例说，好比有个不良少年一脚把盲人踢下楼梯，那盲人因此复明，这虽是好事，但把盲人踢下楼去仍旧是件惨痛的事，那踢人下楼的不良少年也不能因此被看成好人。
从云南回到北京
1971年，王小波从云南回到北京。当初去云南之前他心里充满了浪漫主义献身精神，结果一去三年什么都没做成，丢盔卸甲回到了北京。看那时候王小波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总是满腹心事的样子。当时他的哥哥王小平在煤矿里面工作，赚的钱比较多，每个月还能回家一两次，常常带着王小波出入高档饭店。用王小平的话说，是带他开开眼，同时也慰藉一下他受伤的心灵。尽管王小波总是强颜欢笑，不过，看得出来他的兴致一直不怎么高。
后来回忆起去云南的事情，王小波说，不妨把这当作是自己中了一个大彩。所谓中彩，在王小波这里，是指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就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在青年时期，王小波常常中彩，有时候会中一个大彩，还有的时候会中一些小彩，总之，常常中彩，怎么都躲不过。不过，有人说这是青春无悔，王小波也赞同，因为没地儿悔了，只能青春无悔。接着王小波又说，经历了一个时代，现在回头想一想，脑袋里尽是黑色幽默——很多人对此深表赞同。
王小波说起了当时吃忆苦饭的事情，原本他们吃的东西就不讲究，有时还要专门吃一顿忆苦饭，以便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的苦。当司务长问起大家过去都吃过什么的时候，有人说吃芋头花，有人说吃过南瓜花，还有人说吃过芭蕉树心等。那司务长听了就去操办了，但是最后没弄到芋头花，因为芋头不太爱开花，结果煮的是芋头秆，南瓜花也没有，只有南瓜藤，最离谱的是那芭蕉树心，司务长居然弄了一整棵芭蕉树过来。
在似水流年里，这样的事情有很多，王小波还在小说中引用了北京大学社会系沈关宝博士的论文，说当时有一个干部，认为把大粪倒进坑里发酵太慢，居然要求家家户户在开饭前，用自家的锅先煮一锅屎！试问，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觉得自己中了一个大彩，还能怎么觉得？王小波说，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很多时候，生活之中的障碍我们无法改变，于是只能用一种玩世和有趣的心态去看待它们。